“你买了一双新鞋。”第二天我出门的时候妻子说。

“没有。”我说，低头一看，原来我穿着霍桑给我的那双鞋，也就是达米安·考珀的鞋。它们上脚很舒服，是意大利产的。我不假思索地就穿在了脚上。

“哦，这双啊！”我喃喃道。

我的妻子是电视制片人。任何细节都逃不过她的双眼，她轻而易举就能当侦探，或是间谍。我笨拙地站在原地。霍桑的事，我对她只字未提。

“买了有一阵了。”我说，“只是不经常穿。”我们不会对彼此撒谎。这两个陈述大致都属实。

“你要去哪里？”她问我。

“和希尔达吃午餐。”我说。

希尔达·斯塔克是我的文学经纪人。我也没跟她说起过霍桑。我用最快的速度出了门。

作家与经纪人之间的关系很奇特，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完全理解这种关系。从基本的开始说起，作家需要经纪人。大部分作家在处理合同、买卖和发票这些事情时，是毫无头绪的。事实上，处理任何生意上的事都是如此。经纪人会办好这些，作为回报，你赚的钱的百分之十要进入他们的腰包。这个价格其实很公道，除非你出了本畅销书。但如果你的书真卖得这么好，你也不会在乎这点钱。其他的事他们不太插手。他们不会真的帮你带来工作机会。如果他们设法提高了你的预付款，那这部分金额远没有他们自己赚取的佣金高。

经纪人不完全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也是长袖善舞的那一类。他们还有几十个其他客户，同样也很乐于和他们见面。他们可能会试探地问候你妻子和孩子的近况，但实际上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你新书的进展。可以说，他们的脑回路只关注一件事，与尼尔森公司（英国一家追踪图书销售数据的公司）完美同步。我的书出版一周后，希尔达会打电话告诉我图书的排名情况，即使她知道我讨厌听这些。我会告诉她：“图书销量不是全部。”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异。

我记得在她和我签约之后不久，我们约好在机场碰面。我要去爱丁堡做一场演讲，她同意一起前往，我很惊讶。她难道不用回家吗？没有家人在等她吗？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了。她没有邀请我去过她家，我也从未见过她的家人。我看到她的时候，她在安检通道的那头，正扯着嗓门冲手机那头的人叫嚷，她示意我不要打扰她。我花了大约十几秒，意识到电话那头是出版社的人，又用了十秒钟才意识到那是我的出版商。安检后她穿上鞋子，系好皮带，套上夹克，走进了W.H.史密斯的机场书店，却发现里面没有我新书的存货。她想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希尔达。在我和她签约之前，我在迪拜、香港、开普敦、爱丁堡和悉尼的书展上都见过她。她对我了如指掌：我的新书表现如何，我的编辑为何离职，接替她的人是谁。如果我是阿拉丁，那她就是我的灯神，虽然据我所知，我从未擦过那盏传说中的神灯。和她签约是必然的结果，最后我也确实和她签了。顺便说一句，我远算不上她签的最大牌的作家。但她的才能就是总能让我相信，我其实就是大牌作家。

我总是不得不提醒自己，从理论上讲，她为我工作，而不是反过来。即使这样，我见她时也总是很紧张。她是个身材娇小，穿着干练的女人，留着细密的鬈发，一双探究的眼睛总是目光灼灼地看着你。她的一切都很强硬：她冲你指指点点的样子，字正腔圆的语气，不动声色的表情，甚至是她的着装品位。她说脏话和霍桑有得一拼。我喜欢她，也同样惧怕她。

我知道我必须要把正在创作的这本小说告诉她。她会卖掉它。她会做这笔生意。我同样知道，她会为我没有事先征求她的意见就自作主张而生气，这也是为什么我尽可能地拖延时间。我和她聊完了其他重要的事：《丝之屋》的推广，少年间谍系列最新一本的构思（我有个想法，这本书我想写亚森·格雷格罗维奇，这名杀手在之前几次冒险里登场过），还有英国独立电视台、《正义与否》的进度、下一季的《战地神探》（如果真有下一季的话）。希尔达一反常态地有些焦躁，即使是按照她的标准来衡量。服务员收拾餐盘的时候，我问她出什么事了。

“我不想提，”她说，“不管怎样，你可能也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一个客户被逮捕了。”

“是谁？”

“雷蒙德·克鲁尼斯。”

“那个戏剧制片人？”

她点了点头。“他去年为一部音乐剧拉了一笔投资。《摩洛哥之夜》。它的表现不如预期。”希尔达任何时候都不会用“失败”这个词，即使它赔得一分钱都不剩。如果一本书被评论家们骂得体无完肤，她也总是能找到一个词，可以让她宣称“毁誉参半”。“如今有些投资者声称他误导了他们，他因商业欺诈正在接受调查。”

葬礼开始前布鲁诺·王告诉我的事是真的。我很惊讶。我甚至都不知道希尔达还代理了戏剧制片人，不禁疑惑她是否也亏损了。我不敢问，但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开口时机。我先说我最近见过克鲁尼斯，因为他去参加了戴安娜·考珀的葬礼。这让我顺带引出了霍桑，最后我描述了一下我答应写的这本书。

她没有生气。希尔达从来不对她的客户大喊大叫。此时，用“难以置信”形容她更加准确。“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我们谈论过让你摆脱儿童作家的形象，重新塑造成一个成人作家……”

“这是一本成人书。”

“这是真实案件！您不是写非虚构小说的作家。而且，不管怎么说，真实案件类的书不好卖。”她伸手去拿酒杯，“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几个月后《丝之屋》就要出版了，你知道我有多喜欢那本书。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会再写一部续集。”

“我会写的！”

“您现在就应该构思。那才是人们想要读的东西。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个人感兴趣……他叫什么来着？”

“霍桑。全名是丹尼尔·霍桑，但他只用霍桑这个姓。”

“这种人向来如此，他是个警探。”

“他曾经是个警探。”

“所以他是个失业的侦探！‘失业侦探’。你是打算叫这个名字吗？你想好书名了吗？”

“没有。”

她把酒杯重新丢回桌上。“我真的不明白，他哪一点吸引了您。您喜欢他吗？”

“很不喜欢。”我坦白说。

“那其他人为什么会喜欢呢？”

“他很聪明。”我知道这个理由听起来有多无力。

“他还没有破案。”

“嗯，他还在调查。”

服务员上了主菜，我给她讲了我参与的几次走访。麻烦的是，除了我记下来的笔记之外，我还没有动笔，在讲述的过程中，一切听上去都是那么虚无缥缈，像是在讲趣闻逸事，甚至有点无聊。想象一下，详细描述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情节会是什么样，现在的我就是如此。

最后她打断了我。“霍桑，这人是谁？”她问我，“他的有趣之处是什么？他喝单一麦芽威士忌吗？他开老爷车吗？他喜欢爵士乐还是歌剧？他养狗吗？”

“我对他一无所知，”我可怜兮兮地说，“他之前结过婚，有个十一岁的儿子。他在苏格兰场的时候可能把某个人推下了楼梯。他不喜欢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是同性恋吗？”

“不，他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事。他拒绝让我靠近。”

“那你怎么写他呢？”

“如果他破案了……”

“某些案件可能要花数年的时间才能侦破。您后半辈子都要跟着他满伦敦跑吗？”她给自己点了一盘薄牛肉片，用刀切肉的架势就好像那盘肉惹她生气了。“您必须改名字，”她补充说，“您不能就那样闯进别人家，把他们写进您的书里。”

她瞪着我说：“您最好把我的名字也改了，我不想被写进去。”

“听我说，等案子破了，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我一口咬定，“而且，我认为霍桑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会尝试挖掘出更多关于他的信息。”

“怎么挖掘？”

“我和一位警探见过面，我会从他入手。”我想的这个人是梅多斯警督。也许我请他喝一杯酒，他会和我聊聊。

“你和霍桑先生谈过钱的事吗？”希尔达嘴里嚼着牛肉，问我。

这其实是我一直担心的问题。“我建议五五分。”

“什么？”她差点把刀叉扔掉，“这太可笑了。”她说，“您写过四十本小说，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他只是一个没工作的侦探。如果要合作的话，他应该付钱给您写他，当然，他的分成不应该超过百分之二十。”

“可这是他的故事！”

“但是您是写故事的人。”她叹了口气，“您真的打算继续下去吗？”

“现在退出为时已晚了，”我说，“反正我确定我不想退出。我去过案发现场的那个房间，希尔达。我亲眼看见了尸体，面目全非，倒在血泊里。”我瞥了一眼盘子里还有几分生的牛排，然后放下了手中的刀叉。“我想知道谁是凶手。”

“好吧。”她看我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事没什么好下场，但这不是她的错。“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和他聊聊。可是我现在要提醒您，您手里还签了两份出版合同，而且至少其中一部作品的故事背景应该设定在十九世纪。我不确定您的出版商是否会对它感兴趣。”

“五五分。”我说。

“除非我死。”她说。

午餐后，我去了维多利亚车站，感觉自己就像个逃学的小学生。为什么忽然之间我会瞒着大家做这件事？霍桑的事我从没和妻子提过，现在我又偷偷溜过来和他碰面，也没告诉希尔达。霍桑就这样一点点混进了我的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是危险的。可最糟糕的是，我竟然很期待见到他，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刚才和希尔达说的是实话，我被迷住了。

我不喜欢维多利亚车站，鲜少涉足那里。那是伦敦一处格格不入的地方，在白金汉宫的另一头，也是错误的那头。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像样的餐厅，商店里卖的东西没人想要，没有电影院，仅有的几个剧院也孤零零的，与它们天然的故乡沙夫茨伯里大街[1]隔绝开来。维多利亚车站是那么的复古，仿佛下一秒就会开出一辆蒸汽火车。当你前脚刚迈出车站，就会发现自己迷失在了随意交错的路口，每条街看上去都是一样的破旧寒酸。

近年来，他们还找来一帮活泼开朗的导游，戴着圆顶礼帽，站在车站前的空地给游客提供建议。我给他们唯一的建议是：一边去。

这就是艾伦·戈德温工作的地方，他经营着一家公司，为企业组织会议，策划社会活动。他的办公室在大楼的三层，那是一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落成的建筑，饱经风吹雨打，坐落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尽头，和几家门庭冷落的咖啡厅挤在一处，附近就是长途汽车站。我到的时候外面正在下雨。一整天都阴沉沉的，人行道上的水坑里泛着涟漪，长途汽车隆隆驶过时溅起了水花。我几乎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更不想去的。门牌上写着“亲爱的孩子事件”，我思考了片刻它的出处。这是取自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句话，曾经有人问他政客应该害怕什么，他回答说：“事件，亲爱的孩子，是事件。”

我被领进一间狭小、形状不规则的会客室，我不需要当侦探就可以判断这里的生意好坏。家具很贵，但有些磨损，散落在桌子上的行业杂志已经过时。盆栽里的植物渐渐枯萎。接待员无所事事，也没有试图掩饰。她的电话没有响。架子上陈列着几个奖项，是我从没听说过的组织颁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