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驶向迪尔的一路上，我都没和霍桑说话。我们各自坐在过道的两侧，之间的距离也从未像现在这样遥远。霍桑在读他随身带的书，坚决地翻过一页又一页卷边的书页。我愁眉苦脸地凝视着窗外，心里忖度着他刚才说的话，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这么想不对，可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他接触过哪些作家。然而，等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设法把整件事抛到了脑后。这本书最终是如何轮到我来写，这无关紧要。反正，现在这是我的书，这只会让我更加坚定，要捍卫自己的主导权。

我此前从未去过迪尔，但一直都想去一趟。我上学的时候读过霍恩布洛尔系列[1]的每一本。这里就是他们起航的地方。这也是〇〇七系列第三部小说《太空城》故事发生的地方：雨果·德拉克斯计划在附近的总部发射一枚新式V2火箭，摧毁伦敦；同样它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荒凉山庄》[2]中出现的一个地点。主人公康斯坦就驻守在那里。

实际上，我始终都对海边小镇情有独钟。尤其是淡季的时候，街道上空无一人，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雨。在我沉浸在霍恩布洛尔的世界里时，父母经常去法国南部，他们会把我、妹妹和保姆送到德文郡的海边小村庄伊斯托，我耳濡目染习得一口英国沿海口音。我喜欢沙丘、自动售货机、码头、海鸥，还有把名字不可思议地藏进糖果里的胡椒薄荷糖[3]。我对咖啡厅和茶馆很向往，喜欢看着老太太们从壶里倒出浑浊的茶汤，品尝几块百万富翁脆饼，悠闲地逛逛卖渔网、防风衣和款式新奇的帽子的小店。我想，可能是我上年纪了。现如今，你若想度个假，会坐飞机去更远的地方。而这也是这些沿海小镇的魅力所在：它们渐渐被人遗忘了。

我们出站后，走在迪尔的大街上，屋顶上的海鸥冲着我们不停地叫，眼前的景象出奇的平凡。现在已经是五月，但是夏季还没来临，气候丝毫不宜人。我不禁好奇住在这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困在塞恩斯伯瑞大型超市、一元店，还有冰岛超市形成的三角地带。在诺曼威斯登爵士酒吧喝点酒，到兴隆中餐馆吃顿饭，接着再到海洋房间夜店喝酒（入口就在合作商店旁边）。

我们来到海边，天气之阴冷，景色之单调，只有英吉利海峡可以与之媲美。迪尔有一处码头，但它是世界上最压抑的码头之一，只是一截空荡荡的混凝土，野兽派的设计风格，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没有便宜的游乐场，没有蹦床，没有旋转木马。我不明白为什么戈德温一家会送孩子来这里。相信这里一定有更有趣的去处吧？

可渐渐地，这个小镇却吸引了我。它像所有滨海度假胜地一样，有一种独特的反叛气质，独立于主流之外，处于边缘化的境地。许多临海的房屋和别墅粉刷得鲜艳夺目，窗台上摆满了花箱，生机盎然。卵石滩是一面望不到头的斜坡，一侧伸向海里，另一侧连着条宽阔的滨海步行道，步行道上摆着数十张长椅。沿途可以看见花床、草坪、公园，停泊的旧渔船，狗在嬉戏追逐，海鸥在低空盘旋。我们来到一座迷你的城堡附近，我这才发现，阳光下的迪尔就是一个冒险乐园。我太愤世嫉俗了，我需要用一双孩童般的眼睛观察这里。

我们没有直接去事故现场。

霍桑想看看戴安娜·考珀曾经居住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海边后，右转去了邻近的沃尔默村。我们相互之间还是没有交流，一声不吭地走着。经过一家老古董店时，霍桑突然停下脚步，朝着窗户里面望去。里面的东西不多：一个船上的罗盘、一个地球仪、一台缝纫机、一些铸模书籍和几幅画。似乎是为了打破沉默，他指着里面的一个东西，说道：“那是福克沃尔夫Fw 190。”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架悬在一根线上的德国战斗机，机身和机翼上有三个黑色的十字，机身上印着数字“一”。隐约可见驾驶舱里有一个小小的飞行员。这应该是利华、火柴盒或钢铁苍穹生产的塑料模型套组——让孩子们来组装。说句公道话，这架战斗机模型组装得太好了，以至于我都怀疑是不是孩子组装的。

“这是一架单座、单发动机的战斗机，三十年代发明的。”他继续说道，“‘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用的就是这种战斗机，这是他们最喜欢的飞机。”

眼前这个说话的霍桑和平时迥然不同，我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是在向我求和，弥补之前在火车上对我出言不逊。我感兴趣的不是这架福克沃尔夫战斗机的历史，而是霍桑终于对某件事物展示出了热情。在一天之内，他竟然透露了和自己有关的两件事。先是读书会，然后是这个。我心里十分清楚，这些加起来也不足以塑造一个人物。但这只是一个开始，我已经很感恩了。

我们又步行了十五分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迪尔变成了沃尔默，我们来到了斯托纳之家，直到车祸迫使考珀太太搬走之前她一直都住在这里。它夹在两条道路之间，后面是利物浦路，前面就是海滩路。一条私人车道贯通了前后两条路，两头各有一扇华丽的金属门。以我对戴安娜有限的了解，我会说，这栋房子非常适合她。我完全可以想象她曾住在这里。

那是一栋淡蓝色的房子，维护得不错，上下两层，有几个烟囱和一个车库。门前站着一对石狮子，四周环绕着精心修剪过的灌木丛和亚热带植物，井然有序地栽种在狭长的土壤中，把房子围了起来。醒目之余，又确保了私密性。当然，这些细节也有可能是新主人的主意，但我有种感觉，它们更有可能之前就是这样。

“我们要按门铃吗？”我问霍桑。我们正站在利物浦路的一侧。据我判断，家里没有人。

“不用，没必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我看见钥匙下的标签上写着这栋房子的名字。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困惑。接着我意识到，一定是戴安娜·考珀的厨房里挂着的几把钥匙中的一把，虽然我不确定他是什么时候拿走的。我觉得警方应该不会允许他带走证据，所以他们可能都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那把钥匙看起来又大又沉，不是耶鲁牌的。我这才发现它与前门的锁眼不匹配。它更像是车库门的钥匙。霍桑试过几次后，摇了摇头：“不是这把。”

我们绕到房子的另一侧，试着打开面朝沙滩的那扇门，钥匙还是不对。“可惜。”霍桑喃喃自语。

“她为什么留着这把钥匙？”我感到不解。

“这也是我想弄清楚的。”

他环顾四周，我以为我们要返回迪尔——可就在这时，他注意到马路对面还有一扇门。斯托纳之家有一个独立的私密花园，就在沙滩旁边。他不自觉地嘴角上扬，穿过马路，进行第三次尝试。这次，门打开了。

我们进入一个方形的小花园，四周长着茂密的灌木丛。这里不完全像是一个花园，更像是一个院子，环绕着一座漂亮的大理石喷泉，栽种着小株紫杉树和玫瑰花圃，两条木头长椅相对而立。地面上铺着约克石。布置呈现出了戏剧效果——就像童话故事中的场景一样。这时我们走到了已经干涸的喷泉前，这里显然被闲置了一段时间，我不由得涌起一股悲伤，这时我忽然醒悟，明白接下来会发现什么了。

它就在那里，刻在喷泉的石板上：劳伦斯·考珀。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至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4]“是她丈夫。”我说。

“没错。他死于癌症，她建造了这个地方用来纪念他。她不能住在这里，但她知道自己还会想回来。所以留了一把钥匙。”

“她一定很爱他。”我感慨道。

他点了点头。就这一回，我们站在那里，都感觉很局促。

“我们走吧。”他说。

***

那场改变了戴安娜·考珀人生的事故，就发生在迪尔市中心皇家酒店附近。酒店是一栋气派的佐治亚风格建筑，玛丽·奥布莱恩带着戈德温两兄弟，杰里米和蒂莫西住在那里。汽车撞倒他们时，他们刚起床喝完早茶。

我想起了玛丽和我们说的话。孩子们离开沙滩，在回酒店的路上——我们身后就是那片倾斜的卵石滩。码头就在附近。那条马路比迪尔其他各处的马路都要宽，所以，来往的车辆开得更快，从国王街上呼啸而过，斜坡右上方就是国王街的路口。街角有一家卖迪尔石的商店和一家投币式游乐场。戴安娜·考珀的车当时就是从那条路驶来的。我面前还有好几家商店，形成了一条短短的商业街：酒吧、酒店、药店。标牌上写着：码头药店。它旁边是一家冰激凌店，正面由平板玻璃窗组成，还有一顶色彩鲜艳的竖条纹遮阳棚。

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实在是太容易了：汽车在拐角处转弯，为避免堵在路口，速度很快。两个孩子偏偏挑了这个时候从保姆身边溜走，穿过人行道，急匆匆地跑到马路上，想要到对面的冰激凌店里。奈杰尔·威斯顿法官也许说得没错。即便戴上眼镜，戴安娜·考珀想要及时踩刹车也绝非易事。事故发生时刚好就是这个季节，日子也很接近。人行道上估计同样没什么人，傍晚的天色开始变得昏暗。

“我们从哪里开始？”我问霍桑。

霍桑点点头：“冰激凌店。”

我们看到它正在营业，于是穿过马路，走进店里。

这家冰激凌店名叫“盖尔家的冰激凌”，是个让人心情愉快的地方。里面摆着塑料座椅，贴着福米卡地板贴，售卖自制的冰激凌。冷冻柜里有十二个桶，分别放着不同口味的冰激凌。蛋卷筒摞成一摞靠着玻璃，看起来放了有些日子了。盖尔家还出售碳酸饮料、巧克力、薯片和混合装的糖果——这是另一种海边特色。墙上贴着的菜单上有一道推荐菜：鸡蛋、培根、香肠、蘑菇和薯片——美味油炸大拼盘。我不禁好奇这种拿镇名做文章的双关语是否很常见。[5]

只有两张桌子旁边坐着客人。一张边上坐着一对年迈的夫妇，另一张旁边坐着两个年轻的母亲，孩子躺在婴儿车里。我们来到收银台前，那里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女人，年纪有五十多岁，穿着一件连衣裙，系着一条和遮阳棚同色系的围裙，等着接待我们。

“想吃点什么？”她问。

“希望你能提供帮助。”霍桑说，“协助警方办案。”

“哦？”

“我正在调查之前这里发生的一起事故，两个孩子被一辆车撞倒了。”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戴安娜·考珀，那个开车的女人，她死了。你没有听说吗？”

“我也许看过相关报道，可我没有——”

“新的证据也许已经曝光了。”霍桑敏锐地阻止了这场差点就要展开的对话。

“哦！”她紧张地看着我们，那反应让我忍不住怀疑她是否有所隐瞒，“我恐怕不能提供太多线索。”她说。

“你当时在这里吗？”

“我叫盖尔·哈考特，这家店是我开的。事故发生那天，我在店里。我一想起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心里就不舒服。他们只是想吃冰激凌，所以才横穿马路。但他们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那天没有营业。”

“六月初不营业？为什么？”

她指着天花板。“我们的管道裂了，店里全被淹了，冰激凌存货都毁了，电路也烧坏了。当然，我们也没有投保。唉，你真该看看保险费有多贵。因为那次漏水，我的生意几乎都做不下去了。”她叹了口气，“要是他们停下来看一眼就好了！他们偏偏挑了最危险的时刻横穿马路。我听说了那次事故，但没亲眼看见。等我来到街上的时候，他们都已经躺在那儿了。保姆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吓坏了——她毕竟还年轻，才二十岁左右。我转过头，看见了那辆车。它停在码头对面。停了没一分钟，然后就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