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希望以万国公法和国际公理为根据而建立起来“国际大同”理想，它的最基本特质是国与国的平等。唐才常说：“故内圣外王之学，不过治国平天下。平之一义，为亿兆年有国不易之经。即西人之深于公法者，罔弗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为公法登峰造极之境。”[2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般所说的以力量的平衡来维持国际秩序的“均势论”，唐才常也从“平等”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如他说：“夫所谓均势者，乃孟子性善之精，佛家平等之谊，墨氏尚同之旨。……故《公法》一书，所以平万国之等，而仁上帝之心也。”[25]为了构建国际大同理想，唐才常求助于进化论和生理学。他相信，生物进化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良者被淘汰，优良者得以选择；他也相信，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虽然有优劣和贵贱的差异，但通过平等的教育和同样的医疗条件，能使人类都达到善良和美好的境界。唐才常以介绍的口气说：“天演家则谓天之于人物也，樊然不欲其并生，惟择其种之良者留之，如马去其害群，禾去其稊稗也；于是而人物之能自竞者，乃有以承其择而终古不敝矣。生理家则谓今之殖于地球者，虽有贱良之殊，善恶之异，而风教既通，大道弗隐，医学昌，则良善其身；公理昌，则良善其心，于是而国则天国，父则天父，民则天民，骎骎乎进于大同之轨矣。”[26]按照唐才常的说法，进化使人种的先天素质优良化，而后天的道德教育和保健将使人的身心达到完美的境地。这是多么美妙的期望啊！我们前面谈到晚清人士把万国公法与“春秋公法”比拟的情况，这种比拟在他们构造世界大同的理想上有所表现。如《南学会问答》载：“《春秋》大例曰大同小康，公法大例曰文明蛮野。环球诸教，本原略同。孔教之超于诸教者，正在条理精密，其进有序耳。如《春秋》之义，以元统天，以天统君，佛教似得元统，耶教似希天统。……今太平之事业已萌芽，将来环球钦佩我《春秋》之公法，事在意中。……然世界之运，必由半文半野以进于文明，法亦如之。今以公法治《春秋》，为大同之轨所发轫耳。”[27]至于康有为构建的最为体系化的大同理想，人们已经讨论得不少了，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注释

[1]王韬：《华夷辨》，见《弢园文录外编》卷十，第364页。

[2]宋育仁：《采风记》第五《公法》，光绪二十一年，第3~4页。又如易鼐亦有类似的论说：“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懵然不知《春秋》之义，夷狄不以地而以人。风俗不善，无礼无义，乃曰夷狄。是故中国而类乎夷狄，则降而夷狄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湘学报》第三十五期）

[3]《国际公法·序》，见汪郁年译：《国际法学》，上海蒙学报馆藏版，光绪二十九年。

[4]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日记类钞》，见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36~337页。

[5]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说》，见《湘报》第20号，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77页。

[6]参见阙名：《论中国不能享受万国公法之益》，见《皇朝经世文编》卷105，第1页。

[7]郑宝坤：《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见《湘报》第113号，第449页。

[8]《南学会问答》，见《湘报》第70号，第278页。

[9]郑宝坤：《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见《湘报》第113号，第449页。

[10]《劳文罗斯（J.Ross Browne）对于美、英商人所递公函的答复》，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张汇文、姚曾广等译，第479页。

[11]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279页。

[12]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282页。

[13]摩根索：《国家间的政治——为权力与和平而斗争》，杨岐鸣、王燕生等译，第350~351页。菲德罗斯也说明了“主权”国家的成立与国际法的关系：“主权国家（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一个完全的和持久的人类社会，它有完全的自治，在它之上，除了国际法的世俗权威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世俗权威，它通过一个有效的法律秩序而结合起来，并且它所具有的那种组织，使它能参加国际法上的往来。”（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李浩培译，第234页）

[14]黄遵宪：《日本国志·邻交志上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5]薛福成也提出了类似于郑观应的从远古到19世纪“天下”演变的不同阶段的观点：“封建之天下”，这是一个文明的天下；秦汉之后从“封建之天下”转变为“郡县之天下”，这是一个“华夷隔绝之天下”；19世纪从“郡县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参见薛福成：《筹洋刍议》，见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4~555页）

[16]郑观应：《论公法》，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67页。

[17]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22页。在《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完全一样地重申了他的这个论式。

[19]同上书，第204页。

[20]参阅阿·菲德罗斯等的《国际法》（李浩培译，第34~40页），特别是请参阅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144页）。

[21]王韬：《地球图跋》，见《弢园文录外编》，第361页。

[22]王韬：《六合将混为一》，见《弢园文录外编》，第218~219页。

[23]参见王韬：《答强弱论》，见《弢园文录外编》，第304~305页。

[24]唐才常：《公法通义自叙》，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95~96页。

[25]唐才常：《命使根原》，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109~110页。

[26]唐才常：《通种说》，见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第102页。

[27]《南学会问答》，见《湘报》第34号，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