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的是“学术”与“实践”和“应用”的关系问题。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学术在实践和应用方面的意义。学术或者能够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或者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学术实际作用的大小，往往与我们的直接需要和间接需要相关；完全没有作用的学术，也许就像完全没有意义的事物那样，可能是不存在的。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是对学术知识实践意义的一种极其乐观的态度。近代以来科学和技术应用的巨大成就，又加强了这种乐观态度，并相应地扩大了人们对学术实践意义的胃口和渴望，使评价学术的尺度更加往实用的方向发展。人们期待学术能够给我们带来实际上的作用和意义，学者在从事学术之前带有某种价值的动机，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我的意思是说，学术除了这种“外在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动机和目标外，它是否具有自身“内在的”动机和目的？知识分子在从事学术的时候，他首先关心的是什么？“功用性”和“实用性”是否可以成为学术自身的首要目标？人们是否应该单从“功用”和“实用”去要求学术、从是否“有用”去看待和审视学术？

如上所说，伴随着近代以来学术特别是科学在应用和改造世界方面的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甚至被认为是正当的偏向，即往往从“实用”和“功利”这种价值取向或思想方式去衡量和理解学术。作为科学家的布朗（Robert Hanbury Brown）揭示了这一倾向：“我们学会了把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看作是科学最重要的面孔，并且把科学几乎完全等同于科学的运用。我们步弗兰西斯·培根之后尘，把科学真理的价值与科学的有用性等量齐观，但是，我们却没有像他所作的那样，把人类的改善视为对上帝的颂扬！科学还有另一副面孔：与其说它关心改变世界，毋宁说它关心认识世界。自从科学变得如此有用以来，这副面孔确实有点未曾相识。”[1]在布朗所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类中，前者的目的是增加我们对我们自身和我们周围世界的知识，即所谓“好奇取向”（curiosity-oriented）；后者的目的是达到明确认识到的实际目标，即所谓“任务取向”（mission-oriented）。这种区分要求我们不要从“功用”上去要求以“认知”世界为根本目的的基础研究。布朗指出，现代科学基础的许多最重要发现，如物质的原子本性和相对论等，它们都只是“企图认识和理解”的结果，而不是从狭隘的“应用”目的出发所能达到的结论。[2]只有不为科学设置具体的应用目标，我们才能发现许多我们“无知的领域”。使科学囿于“实用”的范围内，就无法广泛地探索它并得到意外的发现。在此，值得回味一下贝利（S.Bailey）在《意见的形成与发表》（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1）序文中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通晓有益吾人之诸多事象以前，须学知许多无用之事物，此似为‘人文科学’之必要条件。在经验以前，欲获知吾人之成就之价值实不可能，人类欲获知知识之一切价值，舍就每一可能的方向，从事研究外，无途可循。热切的希望每一步骤获致显著的效果，乃进步之最大障碍，每一个人之努力将有效益，盖可断言，然过度地急求近功，则非明智。每一科学均有待于充实，为达成此一目的，吾人必须获致甚多细节，初视之，似无若何价值。但吾人应知：微末的、表面上无用的成就，乃导致新发见的重要准备。”[3]在《自由的宪章》一书的注释中引用这段话的哈耶克，肯定贝利的说法并引申说：“即使在那种最刻意探求新知识的领域，亦即科学领域，也无人能预见其工作的各种后果。事实上，人们已日益认识到，甚至那种试图将科学的目标刻意设定为达致实用性知识（a useful knowledge）（即达致那种人们能够预见其在将来的效用的知识）的努力，也可能滞碍进步。”[4]可以肯定，如果把学术“限制”在被认为是能够带来“有用”价值或实际效果的那些领域中，不仅难以实现其所希望的具体价值，而且更严重的是将会扼杀掉通过自由研究可能会带来的始料不及的广泛价值。学术的巨大进步有时恰恰要在无实用目的之中来获得，或者正是其无实用性动机反而能够达到最大的实用性（实际价值和效果）。总之，学术作为知识阶层的一项事业，它具有自身的内在目的性，这就是认知世界，求得真实可靠的知识和真理，用韦伯的话说就是“除魅”和不断地“理智化”。普通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也就是强调学术自身的内在目的性。与此相连，学术的外在目的性是客观上它能为我们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实际和应用价值。

从以上对学术自身目的的理解出发来观察现代中国学术，我们很容易发现它所受到的“实用取向”的制约。学术首先是作为一种宏大目标的工具而存在的，学术的正当性不在于它自身的标准，而在于它能够为伟大的目的提供服务。学术被实用化和工具化之后，往往会遇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术自身内在的“好奇取向”同其外在的“任务取向”之间的矛盾。知识阶层如果一开始就完全是从“任务取向”去研究或从事学术，那么他们所关注的就只会是那些具有直接应用性和实用性的领域，而不关心那些没有直接功用的基础性学术领域。如，中国近代开国以后，首先关注的就是与“船坚炮利”直接相关的技术和应用领域，人们相信它们能够使中国迅速富强。巨大的危机感使知识分子可能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受着价值取向的引导。这种情形程度不同地一直持续着。一门学术是否值得从事，就看它有没有实用性，是否有用成了考验学术是否有价值的最高尺度。与此相应，从“好奇取向”出发而进行的基础研究，往往被认为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是要求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阶层，直接去从事改造世界的任务。但是，知识阶层一旦抛弃解释和理解世界的天职，一旦不再提供知识，从观念人物变为行动人物，他们也就失去知识阶层的角色了。在极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知识阶层遇到了整个学术甚至是他们自身丧失意义的严重问题。它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和科学身价百倍形成了难以想象的反差。知识和科学技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有用；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知识和技术。学术和知识就从最无用一转而成为最有用。学术和知识受到推崇总是一件好事，但如果过于从实用或急功近利的角度来对待它们，客观上也会产生我们主观上所不希望的限制学术的局面。

学术被实用化和工具化容易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阶层对普遍真理的追求与“特殊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常识，学术的任务是认知世界，是探索和追求普遍真实性的知识和真理；而现实的特殊需要和实用要求主要考虑的是，是否有满意的结果，是否与人的主观愿望相适合，一句话，即从“利害”出发考虑问题。由于出发点不同甚至冲突，学术的真实性就不必与“实际利益”或特殊需要相一致。学术上的“真”，可以符合我们的特殊要求，也可以成为我们特殊要求的障碍。实际上，学术所揭示的许多事实，很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也完全可能同我们的价值信念相冲突。如果我们注重“特殊需要”，我们就只得放弃某些学术上的客观事实。韦伯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对于那些不在乎事实本身，只以实际立场为重的人，科学的成就便是毫无意义的吗？大概如此。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那些相对于他们的党派观点而言不舒服的事实。对于一切党派观点来说，都有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对我也是如此。”[5]从党派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需要出发，就需要回避和放弃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这与“有用的就是真的”这种实用主义的信条，都构成了自由探索学术和真理的障碍。

中国现代学术受到实用主义的制约，是就一个基本倾向而言。中国现代学术取得的进步是不可否认的（如建立起了现代学术和知识体系），知识阶层对学术独立、对学术与实用界限的意识也是不可否认的。严复明确把“学”与“术”区别开来[6]，他认识到了“学”与“术”的基本不同以及“学”比“术”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7]，特别是认识到了“学”的根本是求真知，它超越利害关系[8]。正是由于“学”具有超越利害的普遍性，它才有广泛的适用性，才能为我们带来强大的实践功用。章太炎和王国维都根本反对把“学术”同“用”联系在一起。章太炎认为“学术”的目的在于“求真知”，而不是“致用”：“学在求是，不以致用。”[9]“学者在辨名实，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虽无用不足卑。”[10]这种纯学术的立场是彻底的，它是对“学以致用”学术实用主义的抗拒。这种抗拒在王国维身上也同样强烈。他认为对“学”的严重误解之一，是分“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在他看来，“学问”是技术的基础，“无学”即“无术”。凡“学”皆有用，皆无用。论学不仅要知道有用之用，也要知道无用之用。[11]梁启超这位对政治具有高度热情的人物，也坚信对于从事学术的人来说，学术本身即目的，不可把学问作为求“实用”的手段：“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12]“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3]在梁启超看来，晚清“新学家”在学术上“失败”的根源之一就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胡适这位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物，也坚持学术自身的目的和自律。当有人把“学”同“民族主义”和培养“民族精神感情”联系在一起时，他拒绝这种联系：“我不认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14]

这种超利害诉求的学术意识和观念，何以难以成为中国新知识阶层的普遍意识和行为方式呢？何以学术整体上恰恰反而要受到利害关系的深深纠缠呢？需要澄清的是，把学术孤立在社会之外，使之成为一尘不染的、与社会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超然存在”，“把个体知识分子当成完美的理想，像是身穿闪亮盔甲的武士，纯洁、高贵得不容怀疑会受到任何物质利益的诱惑”[15]，是不明智的。古代那种在闲暇和业余之中为了求知而自由自在地从事学术的知识阶层，在以学术为“职业”的现代社会只能是一种奢望。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只是为探索哲理而无任何实用目的的哲学[16]，对于今天“职业化”的哲学家来说，不能否认它也为我们提供着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不是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的一种纯粹的“闲情雅致”。[17]但这绝不意味着学术自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究竟是什么分散了我们的“学术痴迷”呢？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社会”担当的过高承诺，作为一般价值观的“经世致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移情本职之外而过度亢奋的意识根源之一。在观念上具有学术自律意识的严复，晚年在一首诗中感叹道：“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18]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价值观因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危机而被大大加强。传统服务于“治国平天下”的学术，在现代怎么就不能成为“国家”、“民族”和“政治”的服务工具呢？在国家最需要实用和功利的时候，学术何以不能为此而献身呢？这的确是一种带有强烈责任感的质疑。一般把后进国家的现代化看成是直接“目的意识”的现代化。具有明确的直接“目的意识”并不都是坏事，它也许正是所谓“落后者的特权”。但由于这是一种以“急迫”“急需”“急用”为特点的“目的意识”，所以人们就容易从对眼前的“目的”是否直接“有效”的立场来看待和要求事物，而那些一时难以显示出直接作用的事物，就可能被忽视。从这种意义上说，现代中国学术缺乏伟大的原创性是不奇怪的。“后进性”需要通过“现代性”而改变，但它往往又成为“现代性”的障碍。现代中国充满着各种危机和冲突，“内忧外患”像十字架一样背负在知识分子身上，使他们“焦虑不安”和“越位”。具有社会良知和社会关怀，是知识阶层所应具有的品格，但以学术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充分地保持自律和独立于各种一时的价值需要，必须经受住外部世界的各种诱惑。最后，我想引用韦伯的一番忠告结束这里的讨论：“我们应当去做我们的工作，正确地对待无论是为人处世的还是天职方面的‘当下要求’。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握着他的生命之弦的魔鬼，并对之服从，这其实是平实而简单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