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小说思潮的发端，至少有三个直接的诱因与源泉。

首先是来自诗歌文化运动的直接启示。在小说即将转向文化思考的1984年前后，诗歌事实上早已形成了文化寻根的热潮，作为观念和舆论，不能不影响到小说创作。一些主要的寻根小说作家都曾受到某些诗人的启示。徐敬亚曾指出，“四川整体主义诗歌理论的提出”，不但对中国的诗坛来说是“一个震动，而且连遥远的韩少功都为他们解释的东方之气而惊喜地关注”(14)。从韩少功等人倡扬“寻根”的文章的观点看，同杨炼、江河、宋渠、宋炜等诗人在80年代初所发表的一系列讨论诗歌历史文化方向的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大致相近的，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多次提到当代诗人（如骆晓戈）找寻传统文化遗迹对他的影响，并表示“我对此深以为然”(15)。事实上也可以这样说，整个文学已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一个在逐渐开放与学步之后的“东方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借鉴吸收后的一个“反题”，一个必要的补充和自我精神的安慰。由于诗歌艺术特有的敏感与迅捷的特性，所以赶在小说之前开辟了道路，而小说创作则自然要承接和利用诗歌已经取得的经验和财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次，发端于1980年前后的“风俗文化”小说创作，也给“寻根小说”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实践依据。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邓友梅的《那五》、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黑骏马》、郑义的《远村》等作品，以其区别于众多当下现实或受到政治概念规限的某些局部历史（如“反思”小说所涉及的所谓“历史”）题材小说的深厚的文化意蕴与历史内涵，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们都有力地证明，面对当下语境与当下题材空间的写作，是很难摆脱原有“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社会政治语义的，而在进入某些带有“民间”色彩的风俗文化领域与带有“虚构”倾向的、割断了与当代时空的必然关联的遥远异地或远古历史空间之后，这种突破则不期而然，轻而易举。这样的成功，当然也诱惑着更多的作家。简单地说，风俗文化小说意外且轻易地帮助当代文学完成了一次“还家”之旅——从简陋的政治与社会学空间，搬回了永恒的文化空间。而这正是文学和小说诞生以来固有的家园。

再次，寻根意识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一场世界性的拉美文学旋风的吹拂。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使世人的目光投向了古老的美洲印第安文化，使具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各国作家们为之一振。他在西方人那里所获得的崇高赞誉使当代的中国作家确信，一个文化的“民主时代”或“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中国文学要想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仅仅对西方文学进行模仿是没有出息的，只有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对自己古老民族传统文化的书写与阐扬，才会获得世界的承认——这与那些身居第一世界，或者虽然身居第三世界国家却操着西方第一世界的语言书写自己本土文化的拉美作家（或印度、阿拉伯作家）虽有不同，但却有相似的境遇与心态：一是对与西方文化权力无缘的“他者文化”命运和角色的认同；二是心怀“复兴”自己民族文化的使命感；三是对本土文化的光大阐扬的努力，最终又寄希望于西方文化霸权的承认。因此，他们都渴望找到一种通向西方文化权力的认可的途径。在这种情形下，拉美等第三世界作家大都以原有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写作，而中国的作家则只能借助于某些形式和技巧的因素。他们认为，借助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某些新的技法，即完成了自己民族文学的“开放”，也即接近于找到了一种“世界语”。这样，除了迫不及待地回到民族文化之中，寻找古老的素材与灵感源泉，还等什么呢？马尔克斯成功的典范已摆在面前。

上述心态我们在80年代中期的文坛情势中不难辨认。从一些作家的言论中也显示了这种影响，如李杭育就曾以十分赞赏的口气谈及一位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在创作了几部轰动文坛的小说后，一头扎进了热带丛林，去寻觅古代玛雅文化遗迹去了。(16)此外，许多评论家也指出这种影响的事实，如陈思和就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关于印第安文化的阐扬，对中国年轻作家是有启发的。那些作家都不是西方典型的现代主义作家，而是‘土著’，但在表现他们所生活于其间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民族审美方式时，又分明是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这无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经验。马尔克斯的获奖，无法讳言是对雄心勃勃的中国年轻作家的一种强刺激。”(17)

寻根小说思潮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前引到高潮再到余脉的三个阶段。

1984年以前，大致是一个积累和萌发的前引阶段。前文中已提及，自1980年汪曾祺发表《受戒》等小说始，一个久违了的“民俗文化”的主题开始重现于当代小说中，之后，这类风俗小说渐渐形成了几个具有地域色调的现象，如邓友梅的“京味小说”，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苏南风俗小说，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此外，关注于风俗文化题材的作家还有张承志、路遥、郑义、李杭育、邓刚、乌热尔图等，他们在从1981年到1983年期间，创作发表了大量具有民俗色彩的小说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总体上看，对于大部分作家而言，这似乎是一个类似于“浪漫主义”思潮的创作现象，即，大部分作家是从“奇闻异事”和“淳厚民风”以及“远村僻壤”的角度，进行猎奇的或趣味式的写作，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大都是与当代语境毫不“搭边”的世外桃源，或纯粹存在于“民间”，这些特征都近似于浪漫主义的典型特点。另外，人物也大都是具有某种“异秉”的类型化的，带有夸张的或传奇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游离于当代主流文化之外的带有民间意味的写作倾向，尽管它们仅仅写了一些“小人物”、一些与当代文化语境无关的、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封闭地域的人情世态，但它们都强烈地反照出那些局限于当下文化情境的写作的缺憾，并显露出当代文学走出权力文化中心而回到其固有的边缘角色的必然前景与必由之路。因此，这不能不对越来越多的作家产生吸力和启示。

然而，关注习俗而流于渲染习俗是这些作品的弱点，如邓友梅的《那五》、《烟壶》，陆文夫的《美食家》这类作品，多是停留在对传统文化、民间生活的某一侧面的一些固有特性的耐心描绘上，虽说是透示出一些沧海桑田的历史感，但对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却从鲁迅等前代作家的立场上大大后退了，缺少对这些现象的历史内涵的深入发掘与文化批判精神，从审美的角度看，也缺少应有的自觉性与悲剧力量。另一些以边域风情、部族生活等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内容为主题的作品，如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琥珀色的篝火》、《七岔犄角的公鹿》，邓刚的《迷人的海》，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等，则或者停留于猎奇式的描写，同神话寓言传说故事失去边界，或者仅仅停留于单面的风俗展示，缺少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在众多作品中能够展示较为重大的文化冲突与悲剧历史内涵的，当推张承志的《黑骏马》（1982）。这部小说在描写了一个充满古老原型意味的悲剧爱情故事的同时，似乎在不期然中触及了一个重大的主题，即民间古老的原始生存方式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中必然的人性悲剧。在小说中，张承志没有满足于对诗意的草原风光与生活风习的表层描摹，而把笔触深入到两种生存理想、道德尺度的撞击之中。一对草原上的青梅竹马的恋人，一个走出了草原，成为“远游”的探求者和“现代文明”——牧业技术的接受者，另一个则留守在古老封闭的草原。这就注定了他们充满理想色彩的爱情最终的一个悲剧结局。表面看来，索米娅的被辱失贞是白音宝力格离开草原的唯一原因，但事实上从白音宝力格第一次离开额吉和索米娅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这样一个必然的分裂，这是古老文化内部的分裂。或者说，是索米娅的失贞为白音宝力格的“出走”并朝向现代文明的探求欲望找到了一个“合法性”的理由，他必须这样做，以完成一个从传统意识中“嬗变”与分离的过程，并为他最终找到理解自己古老文明与原始生存方式的另一参照，找到一盏洞烛母亲的灯。而最终，萦绕在白音宝力格灵魂里挥斥不去的对索米娅的爱情和忏悔，便成为他在现代文明境遇中对原有传统血脉的皈依情结。没有出走，就不可能有这样诗意的精神皈依，不可能有这样充满寻找、背叛、苦难和自我救赎的感人的戏剧。而且，结局还将是悲剧性的：白音宝力格还将离开草原，虽然草原已注定是他精神的源泉与母体，但从生存方式上，他已永远不再属于草原，不再属于索米娅，这是文化与人性的双重悲剧。一个置身于两种文化与生存方式之间的人，他的生存依托和精神家园已注定了是分裂的。这一主题，富有象征意义地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不过，在这个小说内部也还隐含了另一个“潜文本”，即一个“男权主义”与“初夜权”思想作怪的叙事。剥开小说庄严与崇高的外壳，我们还看到，白音宝力格之所以出走，无非是因为无法接受索米娅的“失贞”——在他离开草原的半年时间里，恶棍希拉诱奸了年轻的索米娅，致使她怀上了孩子。而九年后白音宝力格在“忏悔”和思念中重返草原，看起来十足浪漫且让人感动，但究其实质，他来寻找的不过是他自己遗落在草原的童年记忆，是他自己的镜像与“道德的自我宽解”，而不是试图要为索米娅承担什么。因此，当他见到早已变得粗糙发胖、成为了赶车人达瓦仓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索米娅时，当然会“异常地平静”。作者用了看似“洁净”的笔法处理两个人的相会，实则是掩藏了白音宝力格对成年的索米娅的冷漠。最后小说还通过索米娅的口，表示了她的理解和宽宥，且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像当年奶奶抚养他一样，为他抚养孩子。表面看来这是对索米娅作为劳动者的无私品性的赞美，但很显然，小说中也潜藏了作为“集体无意识”的一个明显的男权主义优越感。

如此分析当然不是对于作家的道德指摘，而是要表明，在这个时期的文化主题小说中，确乎包含了前所未有的复杂与丰富性。它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篇小说的重要性。

大量风俗文化小说的出现，还体现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文化认知的倾向，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以暴力毁灭文化的专制时代之后，这些小说也是在努力证明：文化是斩割不断的事物，它不能以简单的方式予以抗拒和消灭，而需要加以认识和研究。因为各种文化现象终究都与当代人的生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现在，它们都到了“复活”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比较初步的阶段，只有在各种背景和文化因素不断长出的前提下，才能谈到进一步的发掘、整理、选择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