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文化运动”的研究和批评已持续了多年,但根本性的问题仍未十分明朗。文化寻根运动的问题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在我看来,寻根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困难,在于它的“历史观念”和“启蒙目的”之间的矛盾。由于这样的一个矛盾导致了它的主题的空泛性和自我悖论,由此造成了迅速的萎缩;但同时又并不能抹杀它的意义,从当代文学的变革历程来看,是它把诗歌和小说的表现空间由当前社会语境导向了历史文化空间,从而引发了当代文学的具有根本变革意义的话语革命。因此,在困境中把握转机,是我们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思潮的一个根本性视点。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它内在的主题悖论。
面对祖先和历史神话的遗产,在80年代前期的语境中,必然会产生一场类似宗教祭奠和体验的非理性精神运动。因为这是一个在文化上格外复杂而纠结的时期,开放国门之后,中国人所感受到的,一方面是拿来主义的兴奋与激动,另一方面则是空前的失落与茫然。人们急需要把“改造中国文化”的巨大精神诉求合法化,因为在从西方寻找思想资源的同时,另一个丧失民族自尊的隐忧也随之而来,因此,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土壤中来寻找试验场,便成为一个急迫的理由。因此,在经历了短暂的历史虚无论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们迅速地发动了这场“精神还家”的乌托邦式的寻根运动。然而,在进入历史场域之后他们却发现,他们所寻找的不过是一场充分审美化了的民俗节日狂欢,这种“节日”的气氛同任何实用的启蒙目的之间无疑都是南辕北辙的。自西方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以来,文学已被赋予了一个不可摆脱的社会学认识论模式,它同启蒙主义的社会使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为在文化与美学领域里古典主义的背叛者和对抗者,必然具有更加明显的启蒙主义特征。因此,尽管寻根小说所呈现的精神努力的基本特征是要再造一个有关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的乌托邦,但其根本悖论仍在于其历史主义动向和整体启蒙主义文化语境之间的错位状态。十分显然,类似于19世纪浪漫主义那种纯正的历史神话已不复存在了,在20世纪以来愈渐深湛精微的科学理性和现代文化哲学意识的烛照下,在几乎完全“科学化”了的社会情境中,浪漫的、回到历史神话的寻根思潮注定也变成了一个虚拟的“神话”,这一点连它的制造者和倡扬者在心理上也是无法排除的。事实上,自从“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一直未最终完成的启蒙使命所带来的整整一个世纪的“焦虑情结”,使寻根作家们根本就缺少对历史神话本身虔诚的、非功利的、自由自在的创造或重历的心境,他们无法不在一种强烈的启蒙情结、功利目的与理性观念的支配下去营造现代人精神中的历史幻象。这种幻象与知识界在80年代中期的“文化哲学热”中所贯彻的思想冲动,可谓是如出一辙。
上述矛盾很自然地导致了寻根文学主题内部深刻的精神分裂。首先,在启蒙意识的社会诉求之下,寻根作家很难在历史或神话语境中去寻求纯粹感性的审美体验,而不得不时时在当代文化的理性准则中去寻求历史文化的价值。但出于“文学性”的需要,他们又不能不在大量非理性的神话素材与宗教内容上做文章,而这本身又与他们的理性与批判精神之间形成了内在的分裂。其次,传统本身的悖论式结构,即“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同构性,也注定了“寻根”意识与行为的悲剧性悖谬,在这种意识引导的操作中,必然隐含着两个相反的指向:或者回到社会批判的起点,在主题与话语表达上都退回到鲁迅等上代作家的位置(这又是寻根作家们所不甘心的);或者抵达二元消解的终点,即对传统文化无选择的颂赞或纯粹审美的呈现——这种颂赞或呈现固无不可,但它又必须脱去其“启蒙”的语境,完全在神话语意或叙述本体中展开(这一点,似乎只有扎西达娃和随后的莫言等人较为接近)。这一方向无疑将完成对前者和上个时期以人道主义思潮为核心的“准启蒙”主题的反拨和消解,终点和出发点无疑是相抵的。
在我们把寻根小说所达到的实际功效与他们所作的承诺进行对照的时候,不难发现一个反差,虽然“重铸传统”是比“改造国民灵魂”更加虚远的神话,我们不应当按图索骥,把承诺和结果、目的与功效一一对应起来,但回顾和自省总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先以1984年寻根思潮初起时公认的两部典型作品《北方的河》和《棋王》为例。它们问世之初,确使人们看到传统中某一板块或气脉的巨大存在,也显示了当代文化思维的巨大创意与理解深度。但当它们在确立这种具备了中国传统体验哲学、禅宗思想和审美人生观念的复杂的美学立场的时候,就已经给它埋下了深刻的矛盾和危机。
《北方的河》是一篇近似于文化学考古“研究论文”的作品,虽然它也充满畅想、诗意和抒情意味。在其追寻历史的向度上。与其说它是在寻找祖先的文化遗产,不如说是在寻索东方古国的自然遗产;与其说它是在探寻民族古老的文化形态,不如说是在寻找和求证一种抽象的亘古不灭的东方精神。小说除去展示了一种诗性的向往、感验与慨叹之外,没有提供出具体的分析评判的答案。在这里,话语所传达的能指是诗性和象征的,但却显得相对含混和陈旧,没有逃脱旧式的语境。这种抒情性的叙事话语不但有着自我的矛盾,而且对后起的浪潮也缺少借鉴或指证意义,它对文化本身的思考深度由于其朦胧与诗意的风格,而显得外在和含糊。
从上述意义上说,《棋王》比《北方的河》面临了更深刻的悖论,尽管这部作品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小说”——有更具象的故事与人物。这篇作品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探求,主要是通过一种近乎于老庄和禅宗思想的人格来表现的。主人公王一生虽然置身于红色风暴的年代,却能以出世的态度和无为的精神摆脱时势的钳制,顺从于自我内心的“无为”与空寂,可以置身于平静的“风眼”之中,把生存的场所由社会完全转化成了个人天地和个人精神体验,仅靠“食”(吃)与“棋”(玩)两者就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自足自在。“食”显而易见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命的延续,在这一点上,王一生的要求可以放得很低;而“棋”则是精神自娱的象征,它是一门近似“玄学”的艺术,通过棋艺,王一生在极低的生存条件下实现了精神极乐、逍遥和漫游的极致状态,并与自然之气融为一体。这样一种人格行为与精神存在的方式,显然是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人格精神的阐释与承袭。
显然,王一生的生活哲学是浸透了佛道与禅宗精神的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当代映像,作者阿城通过这一人物,使中国古老的生命智慧和苦难中顽强的自由意志再一次放射出了让人迷醉的神话般的光辉。但是,《棋王》所表现出的文化悖谬是更为明显的:它对传统文化的观照甚至没有借助现代文化精神的烛照,而是切向了以传统文化方式为依据的原点体验。毫无疑问,只有我们在以纯然的审美测定去观照它的时候,才会对它作出不折不扣的肯定。而当我们在注定担当与具有启蒙功能的“文化寻根”思潮的文化氛围和理性话语中来审定它的时候,就不能不对它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准则发出诘问与怀疑——难道这就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系所在,是民族精神的精髓?
前期寻根作品如此,那么随后的作品又如何呢?在韩少功所描绘的那种充斥着简单而神秘、仁厚而暴力、崇高而卑琐的二元复合的湘西文化里,在郑义所表现的充满执著、淳朴、勤劳善良,又充满着封闭、愚昧、恶和悲剧的黄土文化中,在马原、扎西达娃所描述的那种种藏民族的原始风俗的神话里,我们能够找到韩少功、郑万隆、李杭育们所承诺的重振民族文化的灵丹妙药吗?启蒙主义话语中注定的二元对立和一元选择,在这些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是无法实现其判断的,这一点,即便是处在最后位置的莫言,也无法解决。他曾多次声明,要通过表现农民文化中那些善的东西,“为中国指一条道路,使中国文化有个大体的取向”,但他又不得不犹豫地自我否定了这种幻想,“有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发展下去,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去了”(19)。由文化启蒙的起点出发,却最终又走向传统的结构性陷阱之中,这不仅是莫言的担心和困境,也是整个寻根思潮在文化立场上所面临的悖谬。也正是这一点,促使80年代后期的作家们,卸下“重铸民族文化”启蒙主义神话的重负,轻装而进,以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态度与叙述本体的话语,走出历史的实体而步入文化的虚境之中,这正是80年代文学由启蒙功利主义和意义中心时代,向着文学本体和审美文本时代转折的一个关键契机。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同时也就找到了寻根文学思潮的真正意义。虽然作为一场文化乌托邦运动,寻根文学思潮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然而我们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在联系了80年代后期文学的历史性变迁的总体趋势中来考察它的时候,又会发现它的另一个巨大的历史作用,那就是,它引发并完成了当代小说话语由现实层面向历史文化(神话)和其叙述本体的转化,完成了新时期小说艺术蜕变和整体革新的根本和关键的一步。当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不情愿地退出它曾独领风骚的当代小说舞台的时候,它所取得的关键成果却将被先锋小说所继承和享用,并在它们那里完成最后的蜕变。
当然,置身于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家们并没有从“话语变革”这个角度来思考寻根小说的意义,但将小说的叙述对象由现实引向历史,却成了话语变革的前提、契机和诱因。叙述对象的空间转移,必然导致语境的变化,最终又引发语义的变革与话语构成的整体转递。这一切,也是在不期而至中进行的。但是他们的两种努力,却直接推进了小说创新与发展的进程。一是从对立于当代政治中心的民间文化——民俗中去寻求新的可能;二是从对立于当代文化表征的存在时空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对抗的依据。前者是空间上的位移,由“中心”向“边缘”地带逃逸,题材主题的逃逸必然带来叙述上新的风格的建立;后者是时间上的回溯,由“此在”到“永恒”(过去)、由“客在”到“虚构”的迁移,因为“历史”、“根”、“传统”这些概念在实际上已是今人的想象性虚构了,是他们文化记忆的方式,而文化本身的多维结构和多向的悖论特性,却注定了它无限的内容含量及其构成的可能性。由现在、当下到历史情境,必然又会引发叙述内容与叙述语境的整体“虚化”,由事实描摹到体验的虚拟将更加促进小说叙述方法、内容与风格的全面转移。
那么,寻根小说是从哪些层面上完成了对当前化政治与社会话语的革命的呢?不外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话语的历史维面的恢复,语意的现实和政治化承载得到补充和替换。从1982年张承志的《黑骏马》中所不断穿插引述的那首古老的民歌开始,历史语意和它所影射挟带的历史情境,已成为一个挥之难去的幽灵,不断地徘徊回响;《北方的河》中黄河“父亲”的意象,《棋王》中关于“棋谱”的如同《易经》一般的玄言高论,还有王一生超然出世的生存方式,都更加明确地呈现出语意的历史维度,简言之,这些内容、特征和形象已较多地成了民族历史的某种当代映像。这种趋势到1985年便已势不可挡了,甚至在许多作品如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当代话语已经险些成为被“戏用”的对象,人物取名“文化子”、“建设子”、“社会子”等等,明显是对当代社会话语的戏谑,他们哪一个都没有“捞渣”这样的传统名称来得更本真和可靠;再到后期的1986年“红高粱系列”问世的时候,叙述话语已很难看出纯然“当前化”的语意特征了。语言不但完全进入了历史空间而且再度上升到了“神话”的境界之中,历史逻辑与文化内容也成了被僭越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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