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语言上的反文化与“非意象化”倾向。朦胧诗以来，主张“意象”。何为意象？即意义与物象的交合体，尽可能多地在形象中赋予意义的深度。这就免不了在实际上使意象成为文化语意的可感受的承载形式，使阅读变成一个释义活动而不是直接的感受活动。因此，第三代诗人大都对此持反对策略。概括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反象征，直接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与情感本身，以叙述的风格和方法，破除诗歌超出语言之外的意义追求；第二是反意象和反变形，语言的原生态即是事物的原生态。如杨黎的《鸟》中写道：

好鸟

飞在看不见的

空中

绕一个弯后

又回到

看不见的地上……

我已经说过

那不是鸟

我和鸟的差别

是两种声音的差别（《鸟之二》）

写完这首关于鸟的诗后

鸟会获得一种

更新的含义

无论谁

有意或是无意

男的或是女的

再提到鸟

都会有一种

与众不同的感觉（《鸟之三》）

这种“感觉”，大约就是一种剔除了语言的文化蒙尘和诸种象征模式的语言和事物的“原生态”了。总起来看，第三代诗的出现标志着诗歌美学观念与方法在80年代的“第二次”变革。如果说朦胧诗和文化寻根诗在审美特质上，分别应和了西方现代以来的前期象征派和后期象征主义(49)的话，第三代诗则更像后来产生的“达达”与“未来主义”，在艺术实践上是它们同当代解构主义语言策略的某种混合体，在艺术精神上则继承了偏执、焦躁、极端化的现代主义传统。同其他艺术与文化运动一起，它们共同构成了80年代中后期精英主流文化的解构景观。其主要意义有两点，一是解除了诗歌文化运动的困境，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展示了新的可能空间；二是在整体上推进了当代诗歌的美学与艺术变革的进程，开辟了一个更具艺术民主与活力的多元时代。

但是，“第三代诗”作为文化现象和艺术创作现象的局限性，以及其自身的矛盾悖论性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所提出的观点都是极端化的，是对另一种状态的反对立场，一种“反题”性非自足的破坏性写作行为，所以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偏执的困境，“反文化”必然导致意义的消解，“反崇高”必然导致美感的失落，“反语言”必然导致诗歌品质的全面衰变与下降。第二，理论的夸大与实验的渺小，对许多流派来说，其理论观念是极为含混模糊和不成熟的，而一些理论相对有代表性的派别，则是思想大于实践、策略大于作用的。第三，由于采取了非艺术特性的“运动”形式，如“大展”的形式，缺少内在的支持机制，加上种种外在原因，“第三代”的发育极不充分，许多方向与流派迅即消失了。总之，作为一场初步的运动，第三代诗仅仅奏响了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变异的前奏曲，更加成熟、内在、融汇和优秀的作品的产生，将随行于它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