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格非在历史领域中的形而上探索相似而又不同，余华更多地注重对历史的某种“形式”的浓缩与概括。余华典型的新历史小说并不多，似只有短篇《鲜血梅花》（1989）、中篇《古典爱情》（1988），另外，《一个地主的死》和中篇《活着》在叙事、内容与风格上似也与历史小说接近。《鲜血梅花》和《古典爱情》是两篇叙事风格十分相近的小说，它们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小说的形象化的“原型或结构分析”。前者是对“江湖恩仇”与武侠小说结构模式的一个形式提取；后者是对“书生赶考”和“惠女相助”的古典题材与民间故事的原型再现。这两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均已不具有自足性文体特征，故事本身是带有“叙事讽喻”色彩的艺术抽象。读之似乎是对无数古典传统小说的一次性重读，但它们却也具有某种解构性的意味，比如所有武侠小说中的打打杀杀，都被《鲜血梅花》中并无一丝武功、也从来不想有所作为、为父复仇的阮海阔颠覆了，正是他的“无为而无不为”的态度，在无所事事时无意中借刀杀人，终结了一段江湖恩仇与人间冤孽。而小说的叙事也如同《堂吉诃德》对于中世纪流行的骑士小说进行了反讽与颠覆一样，起到了对80年代以来流行的武侠叙事的讽喻与解构作用。

如果更广义和开放地看，余华的《活着》（1992）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也可以看做是类似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品，两部小说虽然都被看做是先锋小说“向现实主义转型”的范例，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它们仍属寓言式的作品，是关于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历史寓言”与“人性的哲学寓言”，所以其观念究其实质也是新历史主义的。只不过前者更多地是颠覆了红色历史叙事，不再写“穷人的翻身”，而是生动地表现了“富人的败落”；后者则更多地在展现了小人物的生存史的同时，也哲学化地暗喻了中国人“以卖血换生存”、“以透支生命维持生存”的历史遭遇与苦难处境。

具有新历史主义特征的作家作品还不止这些，相当一批作家都创作了不少引人瞩目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经常被提及的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须兰的《宋朝故事》等，也都属典范之作。

总体上看，在这十余年中出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或“新历史小说”已构成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相形之下，关于它的研究就显得很不够，在理论上未能廓清和深化。基于此，我提出了从思潮角度对这一现象的内部进行深入探究的思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人们定会对这一现象有逐渐清晰的认识。

这里尚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即“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并不是在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方法的直接“指导”下的结果，它是当代中国文化本身总体的解构和转型中的产物。作为它的一部分，当代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也必然发生嬗变，加之结构主义人类学等方法的启示，自然会使这一历史意识的转型在实质上契合了西方新历史主义的诸种特点，其“先锋性”也即由此而来。从另一个角度说，它也包含了中国人传统历史叙事观念在经过几十年的被意识形态与政治中心主义所扭曲之后的一个“自然复位”，一种对传统民间历史观的恢复，它的“新”意是具有一定历史相对性的。另一方面，从局限性上看，它也没有始终把握住观念与历史、文本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了文本及其叙事主体的作用，但又由于过于放纵的虚构而“虚化”了这种作用，这使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很快便滑入了叙事游戏的空间，最终变成了商业规则和大众消遣读者的“历史妄想症”的俘获物，从而最终消解了它的先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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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朱迪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20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63页。

(3)［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声——一种新历史意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5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

(4)［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声——一种新历史意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5页。

(5)［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声——一种新历史意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5页。

(6)斯蒂芬·格林伯雷语，转引自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4页。

(7)杨炼：《智力的空间》，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125页。

(8)杨炼：《传统与我们》，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73页。

(9)徐敬亚：《圭臬之死》（上），载《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6期。

(10)徐敬亚：《圭臬之死》（下），载《文学研究参考》（内部），1988年第7期。

(11)石光华：《企及磁心·代序》，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127～134页。

(12)［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61页。

(13)徐敬亚：《圭臬之死》（下）。

(14)《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载《深圳青年报》，1986。

(15)《19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展览》，载《诗选刊》，1987年第1期。

(16)［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32页。

(17)《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展览》，载《诗选刊》，1987年第1期。

(18)《青春诗会》，见《诗刊》，1986年第11期。

(19)［美］朱迪丝·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203页。

(20)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241页。

(21)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96页。

(22)万夏、潇潇主编：《后朦胧诗全集》（下卷），324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

(23)海子：《谈诗》，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175页。

(24)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见吴思敬编：《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186～187页。

(25)［美］朱迪斯·劳德·牛顿：《历史一如既往？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202页。

(26)转引自［美］杰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42页。

(27)赵一凡：《什么是新历史主义》，见《美国文化批评集》，2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28)王彪：《新历史小说选·导论》，5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29)威廉·斯邦诺斯语，转引自［英］汉斯·伯顿斯：《后现代世界观及其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见《走向后现代主义》，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0)格非：《格非文集·寂静的声音·自序》，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31)［美］海登·怀特：《解码福柯：地下笔记》，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13～114页。

(32)关于这一现象，可参见笔者的两篇拙作：《近年“匪行小说”抽样漫评》和《走向文化与人性探险的深处——作为“新历史小说”一支的“匪行小说”论评》，分见《文学世界》，1993年第5期；《理论学刊》，1995年第5期。

(33)叶兆言在《花影·后记》中称，《花影》是电影导演陈凯歌的命题作文，完全是按照陈的设想编出，“没有陈凯歌就没有《花影》”，南京，南京出版社，1994。

(34)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203页。

(35)［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4、465页。

(36)［美］弗兰克·伦特里契亚：《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465页。

(37)陈晓明语，见董之林整理：《叩问历史，面向未来——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研讨会述要》，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38)蒙特鲁斯语，转引自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见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502页。

(39)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转引自布鲁克·托马斯：《新历史主义与其他过时话题》，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68页。

(40)苏童：《怎么回事》，见《红粉·代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41)［美］海登·怀特：《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92页。

(42)格非：《边缘·自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43)［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170～171页。

(44)张旭东：《唿哨·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