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官史”历史观与主流文化立场的策略反叛，而代之以“野史”、“稗史”与“民间史”的视角。当然，这与历史上的那些良莠混杂的野史文本并不相同，它所强调的主要是“视角”的变化、历史观与价值评判立场的变化。它不强调所谓历史的“主导”力量、主流逻辑，而是着眼于个人家族、寻常百姓、轶闻传奇，把弥散在历史时空中的烟云重新予以涂抹；它着眼于历史的局部具体性与个案生动性，在一角一隅、半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由此而触摸到历史那无处不在的宿命力量与悲剧逻辑。这一特点，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苏童早期的作品（甚至包括其1990年的《红粉》和1991年的《米》）中都已有明显体现。《红粉》中明显有颠覆“解救阶级姐妹”的主题的含义。解放军来了，取缔了“翠云坊”，将妓女送入劳动营，在秋仪与小萼看来并非是福祉，而是毁了她们的生活。她们之所以委身于青楼也并非是出于阶级压迫，而是出于她们人性的弱点，好逸恶劳的本性。这些都彻底颠覆了红色叙事的某些观念与模式。

抽样而论，最集中典型地体现这一特点的当数叶兆言。叶兆言的历史小说主要是其发表于1987年至1990年的“夜泊秦淮”系列中篇，如《状元境》（1987）、《追月楼》（1988）、《半边营》（1990）、《十字铺》（1990），以及其他表现近代与民间历史风俗的作品，如《枣树的故事》（1988）和数篇同题作品《挽歌》（1991，1992）等。叶兆言的作品不像苏童那样充满了苍茫的古韵与空灵的诗意，相反，他的叙事风格似更有意追求“浮生小记”式的真实，因而有人亦把他看作是“新写实”作家。这一看法某种意义上“毁”了叶兆言，让他本属先锋派的作家身份被概念化地定义为“新写实”一派——这当然是后话，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也有自己的命运，叶兆言属于那种“命运不济”的作家，他错过了自己最佳的机遇，由一个众所关注的“先锋作家”渐渐被边缘化了。

“夜泊秦淮”系列无疑可以看作是迄今为止叶兆言最能引起反响的代表作品，它们以极为冷静、简练的叙述，逃过历史纷繁迷乱的烟云，通过几个小人物的命运而呈现了一部“缩微”了的近代史。这种笔法不免令人联想到美国学者海登·怀特所阐述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策略：“1．‘精简’手中的材料；2．将一些事实‘排挤’到边缘或背景的位置，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3．把一些事实看作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4．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的，使历史学家本人的变形处理显得可信；5．建立另一个话语即‘第二手详述’……通常表现为对读者的直接讲述。”(41)如果我们生拉硬扯地用这段话来形容新历史小说的某些策略，特别是叶兆言小说的叙事特征和介入历史的方法，似乎也是可以的。

《状元境》被认为是“夜泊秦淮”系列中最具“神韵”之作。这篇小说通过一个世居南京的市民子弟张二胡的半生经历，活画出了一幅五光十色的市民生活图景，同时也从侧面勾勒出一部民国历史的风俗画卷。在这篇作品中，作家力图表现的是历史沧桑中的“无端”与荒谬，但它却将社会历史的变迁同百姓寻常生活作了“巨细倒置”的处理，并将主流的历史图景予以拆散，使其消融在琐细的生活之中。从小懦弱老实的张二胡只会拉得一手胡琴，本是一个贫苦而无法保护自己的命运与尊严的小人物。因为他们家曾保护过一位“民国革命英雄”，后来那英雄做了司令，在南京城里成了拥有数房姨太太的大人物。张二胡终得回报，司令把自己的一位胆敢与属下偷情的三姨太白送与他为妻。但从此这位招风惹祸的女人就再也没有让他过安生日子。在犹如水火的婆媳之间，张二胡左右为难。终于有一天为一句“大丈夫志在四方”的唱词所激，出门闯荡了几年，居然也发了财。重回故里，老母已亡。虽恨这个有名无实的妻子，也无可奈何，因为他实在难改生性注定的懦弱厚道。市井泼皮不断有人公然相欺，忽一日，张二胡忍无可忍，竟出手痛打了几番寻衅的无赖，将那“一辈子的不称心，一辈子的窝囊”一股脑发泄出来，平生第一次成了让女人尊敬的“真正的男人”。但此举也招致歹徒的报复，张二胡忍气吞声之余，幸而结交了一个有团长哥哥的朋友顾天辉，顾动用军人为张二胡树立了尊严。自此张二胡又成了状元境的张先生、张老爷，居然也开始嫖起女人来，并一发难收，终于染上了脏病，并又染及妻子。后经救治，张二胡病愈，而妻子却不治而亡。此后张家虽家道兴盛，但张二胡却唯剩孤寂凄凉而已。这个透着陈旧与腐败气息的故事，将20世纪上半叶长达数十年的历史生活与民间社会图景，从一个侧面传神地展现了出来。它有意回避了正面历史事件，但却在历史的边缘和“细部”找回了历史真实。

叶兆言极善于在从容的叙述中展现那些纷纭多变的世相人生、善恶恩怨、悲欢离合、命运无常、世事变迁，这些在他的小说中，都化作了流水行云，纹丝不乱。历史的真实性与沧桑感也得到了很好的结合，成为一部活生生的民间现代史或现代民间史，尤其在涉及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时，“民间视角”起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将历史转化成了文化，把事件描绘成了风景，使“官史”分解还原成了“稗史”和民间故事。这在《枣树的故事》等作品中也有十分典型的表现。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历史施予某种解构活动，把具有客观长度与时空特性的历史变构成某种形式或者寓言，这里同前两者一样，含有当下主体对历史客体的哲学把握与抽象体验，但不同的是它们更具有外在的“解构”痕迹与虚拟意味。这一点，在格非与余华的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

格非在所有历史小说写作者中也许是最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一个，历史对于他来说，其可以表述的方式，不过是“寓言或作为例证的解说性寓言”（弗莱语）罢了。他认为，一切表象的现存实际上是“抽象的、先验的，因而也是空洞的，而存在则包含了丰富的可能性，甚至包含了历史”(42)。如何展现“存在的历史”和“历史的存在”呢？对存在的言说是不可能通过“再现”来完成的，而只能像海登·怀特所说的，是一个“象征结构”，一个扩展了的“隐喻”，或者是“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43)。格非的历史小说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对历史存在的“勘探”意识和解构方法的策略倾向。他被认为是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主要有中篇《青黄》（1988）、《迷舟》（1987）、《风琴》（1989）、《大年》（1988）以及长篇《敌人》（1990）等。在这些作品中，历史已被浓缩和抽象化了，成了一种“类似于瓦雷里的纯诗”一样的“纯虚构”(44)，但这种虚构又由于其对历史和人的命运的某种高度概括，高度经验化命名与揭示，而具有了“历史寓言”甚至“历史哲学”意味。比如《迷舟》，就可谓是对历史在某些关头选择与转向的偶然性与“非逻辑性”的生动描述。历史常常不是决定于大势，而是决定于“个体无意识”；而置身于历史之中的个体也并不能决定自身的命运，甚至不能决定自己的行为，这便是历史本身无数的歧路与可能性的存在。1928年，当北伐军逼近涟水下游的“棋山要塞”，军阀孙传芳所部守军三十二旅旅长萧，却面临了一个尴尬的窘境，他的胞兄不是别人，正是北伐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官。从内心讲，此时的萧充满了强烈的无意识活动，他像哈姆莱特一样具有一种逃避的冲动，因为无论他怎样表现，都难以逃脱亲情的困扰与通敌的嫌疑。在这种情形下，父亲的偶然死亡（从房上摔下）给了他机会，他回到小河村处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竟然迷恋起自己青年时代暗恋的杏姑娘，在村庄盘桓多日，“忘记”了归队，沉溺于短暂的欢乐和马三大婶与算命先生的不详暗示中。随后，当他想起自己必须归队的使命之时，又想要连夜再去榆关探视一下杏——此时榆关的守敌已经不战而降，已成为北伐军的地盘——但不想杏的丈夫、劁猪的三顺得知其与萧偷情，竟残忍地将杏阉割。萧悲伤万分，却又因为“忘记带枪”而束手无策，当他黎明时分回到小河取枪，准备立刻归队的时候，却被误认为向敌方提供情报而遭到他自己的警卫员的枪杀。更为戏剧性的是，就在警卫员举枪向萧射击时，萧本可以有机会逃脱，但此时疼爱儿子的母亲却正在院子里捉鸡——她要杀鸡犒劳一下奔波辛苦的儿子，刚好把大门插死，这致使萧无处逃脱，被一枪击毙。

在这篇小说中，萧的个人命运以及他对整个战役的影响完全是偶然的巧合铸成的，而这些巧合与偶然某种程度上又都与萧的个体无意识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整个小说读来就像是一个梦。这就不难使人看出，格非对于历史的理解，不但是从人性与个体生命处境的角度切入的，而且还充满了“不可知论”式的悲观与绝望的诗意。

格非的另外几个中篇如《大年》、《风琴》和《青黄》等，也主要是揭示了历史存在的某种偶然的“不确定性”与“可怀疑性”，它们迷离飘忽，若有似无，如历史的迷雾和“遗案”一样难以把定。

《敌人》可谓是一部典型的寓言性长篇。它描写了一个曾经鼎盛一时的赵氏家族的恩仇荣衰。一场神秘的大火葬送了赵家的豪门大院，烧掉了赵家富甲一方的大量门店与票号，赵家掌门人临终前留下一份“敌人”——嫌疑者的名单。从此赵家后代一直处于恐怖的灾难阴影中，一个个变得古怪而寂寞，离弃、背叛、相残、仇杀，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连绵不断。几十年过去，仇敌依然隐匿不明，但又仿佛影子一样无处不在。赵家的后人在一场场无法逃脱的谋杀中先后死去，赵家被神秘的难以理喻的血仇洗劫一空，剩下一片破败的废墟。小说通过独具匠心的设置，将“谁是敌人”的悬念巧妙地穿插于错综复杂的故事结构之中，揭示出人类一个永恒的悲剧历史境遇：一切仇恨、谋夺、杀戮与战争的灾难都是古老种子的命定，并且更多地还是来自其内部。小说中暗示，赵少忠的精神已因为爷爷留下来的这份敌人的名单，而被彻底压垮了，他活到了六十岁，其实“敌人”也早都死光了，名单已经没有意义，但他却得上了一种“获得性强迫症”，一种“习惯性的排除法冲动”——他每天的基本工作是拿着一把剪子，“咔嚓，咔嚓”地对院子里的树木进行“剪枝”。他终于将自己的两个儿子赵龙和赵虎“剪掉”了，将自己的两个女儿梅梅和柳柳葬送了，甚至在自己的六十大寿上将唯一的孙子“猴子”也淹死在屋后的水缸里。他终于完成了“敌人”想完成的事情。

“真正的敌人是关于敌人的恐惧”，格非似乎是要表达这样一个关于历史的哲学概括。虽然读来不免有过于抽象和晦涩的感觉，但格非的《敌人》还是会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与人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