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接力者”并不是一些标准的“存在主义者”，他们只是用自己的作品关注或探讨了关于存在和生存的主题。

当许多新起的青年作家执著地将他们的笔触投向个人性与内心的存在体验与个体生命的终极追问的时候，另一些稍长于他们且比他们成名更早些的作家，如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则仍怀抱着某种作为启蒙者或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接力者”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当然也随着当代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发展变迁，而走出了社会与文化启蒙者的角色，而更多地关注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但他们的视野却毕竟要更加宽阔些。他们或者以对抗于现代人生存的物化倾向的某种精神与宗教理想作为价值标尺，或者以回首过去，坚守传统价值的立场，对当代人的生存异化予以批判和警示，或者以悲剧性的笔调正面描写当代情境下人的生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或者在描写出人性共有弱点的同时试图寻找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自我救赎。表面上看，他们的叙事方式、文本特征似乎不那么“前卫”，但他们所思考的问题却也是关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与生存的最根本和最迫切的问题。尽管他们同以个人生存体验为主要写作空间的新潮先锋作家所持的价值准则颇为不同，但同样也可以看出某些存在观念在他们作品主题中所留下的痕迹。可以说，他们是把先锋小说家们关于个人生存境况的审视与追寻扩展到了时代、种族和类的人，他们似乎更多地思考着种族存在的意义，思考着精神和信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溃败，思考一种文明方式的衰落，思考人性的丑恶与拯救。而这些都与存在主义者，尤其是与海德格尔、加缪、萨特等人的思想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还是从这个意义上将之放入本章的背景和框架中来予以讨论。

张承志是首先应提及的一位。这位成名于80年代初，在90年代又最先辞去公职，浪迹民间、游历黄土高原并在精神上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作家，已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最独特也最富争议的精神现象之一。

早在1987年，张承志发表的第一部长篇《金牧场》，就已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感与“终极关怀”色彩。这部“向我们激烈地显示了一种生存指向”(59)的作品，将历史与现实的两种空间，将个人经历与历史事件以复调形式叠合于一起，展现了过去和现在的不同时空中人类相似的精神与生存悲剧。主人公经历了从“红卫兵长征”到插队内蒙古，再到考察研究古代历史，到作为访日学者的生活历程，其目光所及人类精神的各个领域，从古代英雄寻找金色草原理想天国的壮举，到20世纪的热血青年为了红色乌托邦而洒下的鲜血，从中国爆发的红色风暴，到曾席卷全球的60年代世界左翼运动（包括日本青年发起的所谓“全共斗”），从主人公作为一个盲目热情的参加者，到作为一个回首和研究历史的冷静思索者，小说为我们揭示了两个充满诗意、激情和哲学思考的重大主题：一是对人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追寻献身于理想事业的神圣情怀与不朽的精神业绩的颂赞，二是对人类注定“没有归宿”、没有理想乐园的生存困境与悲剧的揭示。无论是古代英雄，还是当代青年，他们悲壮的努力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就像阿勒坦·努特格——意即“金色的草原”——注定不会属于荒原上的流浪的部族一样，归宿只有在不灭的信仰与永恒苦难的执著追寻之中。张承志没有从一般的社会学意义上去对20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测定，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精神根底上来哲学化地认识这一切，这使《金牧场》这部作品成为当代文坛上具有“终极关怀”与追问意义的典范文本。

1991年问世的张承志的另一部长篇《心灵史》，是更为彻底地表达他对生存与信仰、宗教与苦难的全面勘察与思考的作品。这部集历史考据、调查手记、民间传说、宗教颂辞和作家自己的亲身体验、澎湃激情甚至诗体抒情于一体的作品，以悲壮的笔调讲述了甘宁青黄土高原上生存条件最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的回民，在历代统治者的杀戮、流放、镇压的血腥暴力之下，在缺乏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恶劣的自然环境里，苦苦搏斗的生存历史与不屈不挠的心灵史。在这部充满苦难的历史中，张承志满怀敬意地书写了他们神圣的宗教感情乃至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殉教精神，没有这样的感情和精神，他们是无法生存到今天的。这种感情和精神就是“哲合忍耶”。“哲合忍耶”也就是这个“为了内心信仰和人道受尽了压迫、付出了不可思议的惨重牺牲的集体”(60)。“怀着强烈的殉教感情与渴望奇迹的哲合忍耶常常不为人理解，然而没有哲合忍耶式的体验，大西北就是一片丑恶难看的弃土。”（《第一门·圣域》）宗教是哲合忍耶人唯一的生存支柱、精神源泉与归宿。

《心灵史》是一部书写生存奇迹和弘扬宗教精神的书，但同时也是一部充满着哲学追思与启示的书，它使人们思考，人依据什么而存在？在西海固人生存的悲壮历史与不屈信仰面前，张承志感动而且认同了他们，皈依了他们的信仰：

默默体味着你的存在

如黄河岸上看水的一块锈石

…………

深沉的万籁俱寂中，无限的永恒宇宙中，此刻再也没有物类，没有其他真实。

真静啊——连时间也消亡了，只有你，只有我，你存在，我活着。（《后缀》）

神性的启示使哲合忍耶、同时也使张承志洞见了另一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曾为雅斯贝斯所揭示的那种“超越性”，“虽然在世界中，对我们而言，只有人才是实在的，但是这并不排斥下述的事实，即正是这个对人的追求而走向超越性，只有神性才是真正的实在，但是唯有在世界中，我们才能接近这个实在”(61)。世俗的巨大的苦难经历，反而将苦难中的人的挣扎引向了超越，并由此体验到神性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存的力量源泉。

同张承志相近似，张炜也在90年代的创作中反复表达了对民族生存的忧患与思索。他的这一主题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于古老和诗意的农业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的眷怀，这种人类同大自然亲和一体、符合善与道德原则的生存，正在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疾速的破坏与毁灭；另一方面，他还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作为生存的归所与存在母体的“大地”的内涵，现代人的心灵正在因为远离大地而变得枯竭、肤浅的缺少神性。这样一个双重性的复合主题，使张炜在9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显得特别深厚和引人瞩目。

首先应提及的是《九月寓言》（1992）。在这部获得了广泛赞誉的长篇中，张炜诗意地描写了农业自然和永恒大地上的一切美好事物，同时也怀着深长的忧思与悲愤描写了它的灾难与破毁。可以说，它是一个“关于生存和存在的双重寓言”。生存，即关于农业景象与内涵的书写，我曾将它称为“农业文化的悲壮史诗”(62)，因为很明显，在小说中那些村庄历史、神话传说、自然环境、童年记忆、土地劳作、农人命运等，以至于那些与大自然相关的植物与兽类，那些神秘且充满泥土气息和植物芬芳的乡村田园的氛围，实际上都是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应的农业文化景观。小说书写并赞美了这美好而自足的一切，当它没有受到工业文化的污染与破毁之前，它几乎是一种永恒的生存形态，它有自己永恒的神话与现实、欢乐和悲伤，在无数的黑暗而神秘之夜，村庄上发生着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一幕幕悲剧与喜剧在这里轮流上演。他们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力量，除了土地，任何灾难都对这些被称为“挺鲅”的人无能为力，发霉的地瓜食物在使他们强烈地反胃、不断吐出令人揪心的“苦”字的同时，又赋予他们无尽和不屈的生命力，一代代前仆后继。他们以大苦大乐、大悲大喜之心对待一切世事风云，在土地上生存和繁衍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工业文明正在从他们劳作和栖居着的土地之下毁掉他们生存的根基，一个小煤矿在这里毁了他们的一切——挖空了他们的土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引诱了他们纯洁的姑娘，污染了他们的语言，让他们的小村轰然陷落——最终毁了他们的家园。在这里，张炜以象征的也是深刻的方式，隐喻了我们时代一场不可避免的历史巨变，两种文明方式、生存方式之间没有硝烟的搏斗与战争，唱响了一曲农业文化的挽歌，他清楚地知道历史前进所必然付出的等价代偿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农业文明有着种种愚昧和落后的特性，“现代化”是我们民族世代的梦想。但一种事物在它将要消失的时候，它的价值——它原来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就会上升为巨大的精神遗产。一个高瞻远瞩的作家不能不关注和考虑这一切，面对着工业文明对大自然的毁灭性破坏，他不能不思考：难道这就是历史进步的含义？如果必须要以这样的付出为代价的话，那么这种进步还有什么意义？人类在失去了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农业家园之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精神遗产将怎样留存下去？在巨大的精神改变中，人类将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生存的依托与意义？

《九月寓言》所给予人们的思考是根本性的和丰富的。上述关于农业神话和生存寓言的意蕴仅是它的表层，在这个表层文本的背后，还有一个更为巨大更为整一和抽象的关于存在的“大地寓言”。在这点上，张炜表现出对存在主义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式的存在诗学的亲和，他的这种观念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气质与禀赋，这也有些类似海子诗中那种民间和大地的观念，大地是存在的居所，是万有的和谐统一与母本形式，而大自然和农业生存景象又是它最贴近的表象形式，因此透过对土地、乡村和劳动的描写，张炜又表达了他对人类“跟大地重新建立起根本性的联系”的期望与思考，促使人们“进而反省人类在整个宇宙结构中的恰当位置，反省人类对待自我之外的生命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63)，而不至于成为大地的不肖之子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施暴者、掠夺者。这种思想也同时贯穿在他的《我的田园》、《柏慧》、《如花似玉的原野》等长篇中。

另一方面，大地还构成了张炜“最高的抒情对象”，这在当代小说家中也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以深在的理性牵念守护着大地，以活跃的感性诉说描绘着大地，由此，张炜为自己的作品建立了辽阔无边的背景，大地成为他作品中的宗教，大地的神性不仅使小说的叙述被染以神话色调，而且使小说中出现的一切事物都带上了灵性。由于确立了这一观念，就使得《九月寓言》带上了浓厚的抒情色彩，“使他的生存经验与更广阔的艺术与存在同构在一起”(64)。这是使这部作品激情洋溢、境界高迈的真正原因。

在《九月寓言》之后，张炜所关注的中心又从存在移向更为具体的现实和历史，在《柏慧》和《家族》两部长篇中，“大地”似隐向了远处，有的评论者对此表示了不解和失望，但将两者联系起来看，它们则是张炜在皈依他的“大地乌托邦”、踏上其“忧愤的归途”之前和之中的回首与发言，两者或许并不矛盾。在这之后，张炜的言说仍将背靠他的“大地乌托邦”，这是由他的诗性气质所决定的。这一点，或许在未来会得到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