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爸爸，你说的这些玩艺，我的性里都有。”

这段话如果不能作为“新生代”的，起码可以作为朱文小说观念的一种形象表达，他的写作姿态似乎正像他的这位主人此刻的心态：“心里空洞极了……深陷于一种难以摆脱的无意义之中。每当有人用父亲一样的立场评价我的作品，我就有一种与这个世界通奸的感觉。知道吗？你们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内心充满疑虑、焦灼、不安的通奸者。但是我现在准备继续充当这个角色。”说白了，作品中的这段话也是朱文面对传统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的一种真实的困惑，以及试图瓦解之的写作策略。从这点上说，《我爱美元》就不能说是一个单纯张扬金钱、宣泄欲望的作品，而有着潜在的象征内涵，它既折射了我们复杂的时代与多重的价值冲突，同时也折射了当代文学审美观念的冲突、瓦解与递变。“我爱美元”这样的字眼堪称是“反启蒙叙事”的旗帜，是对一切精神信仰的最后瓦解。正如加缪在《西绪弗斯神话》中所说，快乐和荒谬是同属大地的两个儿子，它们是不可分的。新生代小说家们在展现他们的生活喜剧和人物的快乐原则的时候，事实上也把这一切引向了荒谬之境，这是使这些闪回着喜剧情景的小说最终通向深刻的悲剧、通向西绪弗斯式的荒谬的存在处境的一个根本原因。荒谬，使它们摆脱了一般的生活喜剧与世俗情感，而抵向了存在主义的深邃体验。在《我爱美元》中，当“父亲”和“我”一前一后走出一家不无刺激的“温州发廊”，刚刚享受了发廊小姐的某种“特殊服务”的父亲，戴着一头刚刚用“一洗黑”染过的黑发、不无青春朝气地走在前面时——

……我禁不住鼻子一酸。我的儿子将在我的身后，看着我的背影，我孙子将在我的儿子的身后，看着我儿子的背影，当然我孙子的背影还要留给他的后来者。我们连成一线，就成了我在老家见过的那种拉网，各个时代的女人们就像色彩斑斓的热带鱼那样穿梭其中，有时我们有所收获，有时什么也捞不到，我们说不出其中的幸福，也道不出其中的悲哀。

这简直就是另一幅西绪弗斯的图景，存在的悲剧本质就展现在它的喜剧性的重复之中。在邱华栋的小说《生活之恶》中，这种类似的生存荒谬也得到了戏剧性的展现。三对男女，或夫妻，或恋人，或情人，他们在各自拥有对方的同时，又出于各种目的或欲望去“另作他求”。结果在这三对男女中形成了一个“循环”式的格局：

他们之间所发生一切被小说家用“洗牌”一样的方式切碎又拼接起来，使每个人都成为“婚姻锁链上的一个小丑”（黄尚语），他们互相追逐，又互为围城。最后，报社编辑黄尚与妻子梁小初离婚，与假装为纯情女子的高级妓女吴雪雯结婚，而吴雪雯很快暴露出自己的自私与丑恶，用丝袜勒死了黄尚与前妻的女儿琳琳，她自己也被作为杀人犯枪毙。这篇小说向人们表明：两性关系中一切形式都是围城，看起来很诱人，但每一种都不能满足人的欲望；而且，一切试图走出围城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或走入另一围城，或走入一个“互为围城”的命定的链条之中。这就是人命定的存在困境。

新生代小说家对当下生存的思考还表现在许多方面。邱华栋总是致力于讲述华丽的都市文明与生活方式对人的虐杀与威压，这在他的代表性作品《把我捆住》、《环境戏剧人》等小说中都已得到了充分表现。《环境戏剧人》可谓是一个关于“都市杀人”的寓言，“我”试图弄清一个叫做“龙天米”的城市女性的死亡之谜，似乎总有线索，但又总也无法弄清。是谁杀死了她？大约是都市这个“环境”，一个抽象的杀手，但每个人又都是这环境的构成者。刘继明的小说《我爱麦娘》，也是一个关于当代文化变迁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一个名叫麦娘的女子在一个海滨渔村投资建了一个按摩院，这种不无暧昧色彩的“现代文明”，给村里人一向平静的生活带来了新鲜的刺激，但他们不像那些在附近干活的建筑工人那样很自然地接受这种新事物，而是在观望和揣测，于是关于麦娘便有了种种传说，她美丽绝伦又患有梅毒，令人向往又使人生疑，她同各种各样的人来往，但大都又无法摸清她的底细。最终按摩院突遭大火，麦娘去向不明。这篇作品写出了传统生存方式与观念在城市化的生存环境的变迁中的惶惑与不安。

不少批评家在论述90年代而下的小说时曾使用“深度拆除”等字眼，有的还用“反寓言”来概括“新状态”而下的小说特征，而事实上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尽管新生代的小说家们有意淡化或削减以往小说写作的宏大抱负和深度主题，使他们讲述的故事更轻松并且具有“本体”意味，但他们小说的观念性质与寓言色彩依然很重。换句话说，他们依然十分看重通过故事来影射或隐喻人性的某种困境、当下生存的某种荒谬与悲剧。因此，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仍带有寓言的性质，如上面提到的《我爱麦娘》、《环境戏剧人》，等等。邱华栋的大多数作品都具有寓言色彩，其浓郁的观念色彩、特有的戏剧性与形式感都明显强化了这种意味；深受卡夫卡影响，始终以“局外人”的某种姿态谈论“对世界对生存境况的感受”(37)的张旻，其小说也同样充满寓言意味，他的小说写得真实朴素而又恍惚如旧梦、自然恬淡而又不无玄思，总是蕴涵着对人生对生存的某种提炼与概括。《校园情结》似乎是对无数发生在校园中的生活事件的一种抽象，它所叙述的那段“似真似幻”的情缘，虽然在“校园”这样一个场景中显得有几分“局外”和偏远，但却又如烟如梦地透示着一种隐喻力量，隐现着一种特有的已缥缈难寻又刻骨铭心的隐秘记忆。正像作者在小说的“题记”中所写的，“当我们回忆往事时，曾发生过的事件不能不淹没在愿望中的事件里，回忆成了一种似真似幻的虚构——真的未必是真（因为它并非是人心之所愿），假的也未必是假（因为……）”。这里，小说“虚化”的叙事效果也使之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寓言。《自己的故事》也是这样，关于爱欲的记忆与现实、幻想与愿望、经验与超验被编织在一起，不仅成为个人情感的讲述，更深刻和普遍地隐喻了人类爱欲的心理方式和精神结构。

除了张旻，韩东的小说在其洗练纯净和富有某种哲学含量（如他的诗一样）上，似更加接近于寓言；另一个作家鲁羊则自己就标举起“新寓言主义”(38)写作的旗帜；就连离“形而上”写作最远的朱文，其小说有时也不免带上几分寓言的意味，如《五毛钱的旅程》、《两只兔子，一公一母》、《单眼皮，单眼皮》等，只是他的小说的潜文本更具有一种自我的解构力而不是聚合力，不那么容易抽象概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