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中国的妇女曾经历过一场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解放运动。伴随着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的现代妇女——许许多多的知识女性高举起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旗帜，从最为深重的社会压迫、道德禁锢和男权统治的黑暗中冲出来，发出了沉默数千年后真正属于她们自己的声音。以此为起点，现代中国的女性走上了她们曲折而漫长的解放之路。而女性写作便成了她们这一悲壮进程的记录、表达和见证。

但是，这个世纪中国妇女的解放从一开始就孕育着两种逆向和悲剧的因子。一是走出家庭后的迷惘与失败。在最初，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与幸福爱情曾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神话，仿佛一旦迈出门槛，自由即可实现。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胡适的仿作《终身大事》都曾因为承载或者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而引起过轰动。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当整个社会尚未实现变革之时，妇女走出家庭并不能获得社会从生存到道德的合法保护，相反还会导致更大的社会或精神悲剧，难怪鲁迅当时就发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不是堕落，就是回来”(1)。许多作品如鲁迅的《伤逝》、庐隐的《女人的心》、曹禺的《日出》等，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样一种“走出家庭”以后的悲剧。另一种情形是，由于“个人反抗”本身的弱小性，许多女性便将自我的解放汇入了宏大的社会运动之中，这一点曾使她们在追求个人理想的道路上找到更高的“合法”意义，并获得了自身的保护。如五六十年代建构起来的红色叙事，常常是以这样的模型来延续这个未完的主题，《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确，现代中国的民主革命确曾给许多女性带来人生的转机，使她们找到了一种社会归宿，但这其中也并非没有悖反于她们理想与初衷的悲剧性，在许多情形下，“革命”这一至高无上的名义也使妇女再次失去了自己的性别身份，甚至女性的自由。在“革命”的名义下，她们有时可能会成为一种搭配物或牺牲品——她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情感和性别要求，必须服从“革命道德”和某种现实的需要，张弦的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甚至更早的郭小川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等，都曾自觉不自觉地表现过这样的悲剧。另外，宏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赋予妇女以彻底的“平等”地位，使她们取得了与男性同样的权力与社会角色，但这样的“平等”又总是以取消她们的性别特征为代价的，在六七十年代大量的“革命”文艺作品中，女性自身的特征几乎被尽情剔除，变成了没有任何两性家庭背景的“无性人”（如样板戏中的江水英、方海珍、柯湘等），同男性毫无差异甚至在体能上要夸张地超过男性的“铁姑娘”成了女性的范本。所有这些，都使广大女性在走向妇女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又陷入了自身的迷失。事实上，女性在当代中国之所以被给予“半边天”、“同工同酬”等精神与物质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革命”和“阶级”观念的延伸，它并不是以真正在客观上承认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性为前提的，而是基于对妇女作为几千年来的“被压迫者”的不幸地位的同情、怜悯与不平。这正像西蒙·波伏娃所说的，“倍倍尔把妇女比于无产阶级是有道理的……但是，无产阶级并不永远存在，妇女却总是存在的。她们是解剖学与生理学意义上的妇女。”“当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发生时，她们的依附性却一如既往。”(2)虽然在观念上已相当“进步”，但实际问题却没得到多少解决，“半边天”仍是一个富有理想色彩的神话。正如有的女性问题的研究者所说：“1949年以后我国始终在政治和经济上保障妇女的权益，给全体人民灌输‘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同样也不能标志着妇女的自我觉醒和整个社会意识的提高已达到一个理想的水平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种表面的权益和地位的可靠保障中非但男性意识和观念没能杜绝，妇女的自我意识也趋于涣散和退化，问题的严重程度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目前西方妇女所面临的困惑。”(3)革命及其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虽然给了女性以精神上的合法地位，但却同样也消磨和遮蔽了她们作为女性的性别与自我意识，所造成的事实便是：当代女性在平等和女性尊严的自觉意识上，比之“五四”时代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麻木了。作为作家也同样如此，难怪王蒙为此大发感慨，当80年代他与一些男女作家出访欧美，被问及关于女性文学等问题时，“没有一个女作家承认自己关注女权问题”，“更不要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了”。王蒙自己则就此问题回答说：“在我们国家，女作家的风格可能一般比较细腻一些，此外，不论在取材还是主题还是使命感方面，女作家与男作家并无区别。”他还不无反讽意味地写道，“至于妇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阶级问题，随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的成功，童养媳没有了，买卖婚姻没有了，妇女有了与男人平等的公民权、财产继承权、教育权与就业权力了……我们还有什么妇女问题呢？”(4)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旁证了妇女问题、女性意识在当代、包括在作家心理中普遍被遮蔽的事实。

历史地来看，20世纪中国女性自觉的历史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首先是争取妇女与男性平等的人格权利，即鲁迅所说的，“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等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5)。第二个阶段是在前者的平等基础上重新认识女性自身的特异性，反思女性被压抑和被遮蔽的历史，重新认识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心灵、情感、思想、文化以及语言。前者似乎侧重于“女权”抗争，后者则更倾向于“女性”体认。当然，第二个阶段也并不意味着前一个阶段“抗争”主题的完结，在中国社会中事实上还存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思想，因此反对歧视妇女这样的斗争依然艰巨。但是在当代，女性的自觉又不应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不过后一个主题，关于女性自身角色的体认却是一个空前复杂的问题，即使是在西方女性那里也充满了陷阱与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问题与女性意识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才更成为一个具有潜在的复杂内涵的理论命题与文化空间。然而，以上描述只是一个宏观线条，实际上当代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也是循序渐进的，最初的起点也几乎是重复了“五四”时代的主题，最早的一批写作者如舒婷、张洁、宗璞、戴厚英等，她们仍是在为女性的人格权力、人的尊严在呼喊。只是到了8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哲学思想的传播，女性社会学与女性人类学知识对于庸俗社会学与简单阶级论的超越，随着弗吉尼亚·伍尔芙、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塞克斯顿、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及阿赫玛托娃等欧美女性作家的引入和广泛影响，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才越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具备了同男性男权主义历史及其文化与语言的抗争的自觉。在这一飞跃过程中，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等一批女诗人功不可没。早在1985年，翟永明就以她的一篇《黑夜的意识》宣告了女性写作自觉意识的诞生。在最初，她们惊世骇俗的作品曾屡屡受到世人的指责，并一度陷于沉寂。稍晚于她们，王安忆、铁凝等青年女作家也以其鲜明的女性写作立场给文坛带来了剧烈震动。到90年代初期，女性诗歌写作又发起了一番冲击，不久，一批更加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女作家相继崛起，陈染、林白、徐坤、海男，她们的作品具备更为强烈的女性主义的观念自觉。同时，另一批早于她们成名的女作家如张抗抗、蒋子丹、迟子建、赵玫等，也以比从前更加自觉的女性姿态投入写作，她们共同汇成了近年来日益高涨和引人瞩目的女性主义文学思潮。

与女性写作相辅相成，8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问题和女性文学的研究，也堪称是一个热点。80年代初，一批西方的女性主义诗人如普拉斯、伍尔芙等人的作品被广泛翻译和介绍进来。从80代中期始，一批国内外的研究论著相继出版问世，曾初版于1930年的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改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话》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84年再次印行；1986年女性主义的经典论著，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妇女与小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1988年又有两部国内学者的研究著作问世，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英国女学者玛丽·伊格尔顿编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此后重要的研究著作还有张京媛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等。除此，还有散见在报刊上大量的译介文章，国内学者的研究论述，这些都对推动女性意识及女性写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女性意识的自觉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自觉，女性写作的自足性与本质也在于它试图寻找并“正在创造着”女性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应归功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在西蒙·波伏娃那里，她已经意识到女性之所以“从古至今一直属于男人”，是因为“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没有她们自己的宗教……她们分散生活在男性之中”(6)，但她还没有从“语言本体论”的角度来认识女性的命运。而更为晚近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多以自文化社会学、结构主义人类学和心理学延伸过来的性具/心理、身体/语言等角度，来认识两性差异与女性特征，认为女性意识确立的根本在于对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文化与语言的反抗，只有打碎这个男权主义的文化与语言的世界，妇女才能够真正探索她们自身——这块“黑暗的大陆”。由此，“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7)。这可以说是从“根部”找到了通向和“建立女性世界”的途径。受到这些理论的启示，当代中国的女性写作实际上也表现出两个阶段的不同性质——在80年代只是在借用男性的叙事，常常是在一种“宏伟主题”下进行写作，与男作家“一起写‘四人帮’的肆虐，写我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写公社的悲剧，写官僚主义的麻烦……”(8)即使是写女性自身的生活和心理，也还没有多么明确的语言自觉；到90年代，多数女性作家已经意识到语言的结构性问题，她们既“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9)，这种改造的方式就是如埃莱娜·西苏所说的一种与女性躯体与女性欲望及其外部表象相联系的写作，女性特有的经验世界及其方式赋予语言和叙事以全新的意义，这些经验都曾被男权世界压抑、遮蔽和扭曲过。因此，在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中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女性内心生活——即“潜意识场景”，它们具有强烈的“反经验”色彩，私人化、私语化特征，其叙事风格变得异常陌生，一方面显示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显现出来自西方女性作家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共同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显现出鲜明的个人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