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世界的声音，你让我生下来，你让我与不幸构成

这世界的可怕的双胞胎。多年来，我记不得今夜的哭声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

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

……我的眼睛像

两个伤口痛苦地望着你

活着为了活着，我自取灭亡，

以对抗亘古已久的爱

一块石头被抛弃，直到像骨髓

一样风干，这世界

这不只是从未有过的对母亲的“恨”的诉说，而且是对整个女性世界巨大的哲学追问，是一个女性对自身命运的前所未有的深邃思索，这种深刻、锐利和对传统女性观念的颠覆力量正是来源于女性立场的觉醒。

在经历了诸多疑惧和指责之后，女性诗歌写作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似又曾在反拨中一度振起，不但翟永明、伊蕾、唐亚平、王小妮、陆忆敏等陆续有许多新作，并且有更多的诗人加入其中，如小君、林雪、海男、张烨、赵琼、萨玛等，只是，作为明显的诗歌运动与策略性写作的特征已不像之前那样外在和强烈，或者说，女性诗歌至此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视角并进入了正常的操作期。陆忆敏在1989年冷静地写道，某种关于女性写作的理想图景，也许只像“尘土般在阳光的光束中显现”那样并未有持久的保证，而像弗吉尼亚·伍尔芙所主张的那样，“用妇女的判断和妇女的标准来写作”，“凭我们对生命熟稔的深度，以炫目的独创意识写出最令人心碎的诗歌，而流失我们无可安慰的悲哀，这倒十分理想”(20)。这表明了以人本主义和妇女解放的启蒙理想为意识主导的女性写作，已转向了以女性经验世界与女性存在自身为精神主旨和思想立场的女性写作，一个时代的风卷浪涌已经转换成另一个时代的一道自然的风景。

女性写作的要义在于寻找到女性自己失落的话语，因此，反抗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专制，并以她们自己的经验方式诉说、表达或命名，这构成了其主要的文本特征。正像女性主义运动本身包含着“女权斗争”和“女性话语”两种功能一样，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诗歌运动也同时具有这样两种功能，这是我们为它寻求价值定位的一个基点所在。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陈旧的观念（“左”的思想和男权主义意识的混杂物）和窄狭的视野，曾导致了人们对女性诗歌的长久而严重的误读。误读者抓住只言片语和某些女性隐喻作评论，指斥其张扬“颓废”甚至“淫荡”的情感与意识，使女性诗歌蒙受了曲意的侮辱。在尔后的批评者那里，虽然它们作为文化反抗、“女权斗争”抗争的意义渐次得到了指认和肯定，但对其追求和重构失落的“女性话语”的文本意义及其构成特征，却一直很少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这在我们获得了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视野的今天，是必须予以补正的。事实上，也只有从女性话语的角度找到女性主义诗歌的意义，才能最终肯定其作为文化反抗的意义。因为女权抗争的实践必须借助于女性世界的充分自立和性别表达，没有独立的女性话语与充分女性化的写作策略，如何实现这一文化主旨？这样的角度也正是我们正确理解女性诗歌中所强烈表达的“性的主题”以及女性躯体、女性意识与心理内容的一个逻辑起点。女性诗人们正是以富有叛逆、冒险、挑战和反击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的女性意识内容的描写，以让世俗社会心理惊颤不已的形象和表达方式，宣泄出几千年来女性压抑于心中、死灭在潜意识里的痛苦、悲愤和欲望，表达出对男权主义社会与文化的抗议和分立的决心，没有足以让人惊心动魄的讲述、呻吟和哀号，何以让陈旧而习惯的世界听到她们的声音？在这一点上说，当代女性主义诗歌的产生，不但标志着当代中国女性的自觉，而且标志着80年代中国文化变构的深层发展，一个一元化的男权主义文化统治和被男性中心主义话语所遮蔽的世界遭到了强有力的诘问和挑战。

如何找回女性失落的话语，以真正进入女性的写作？在大多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妇女“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本文：我的身体——我指的不是那个傲慢专横、把你紧抓在手心不放的‘母亲’，而是那触动你的、感动你的平等的声音。”“我们一直被摈弃于自己的身体之外，一直被羞辱地告诫要抹杀它，用愚蠢的性谦恭去打击它……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据此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它以对身体功能的体验系统为基础”，甚至“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21)在另外两位女性主义理论家桑德拉·M·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所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中甚至指出，在男性写作中，他们的笔就是其阳物的象征，那么女性“用什么器官生殖文本？”这就是她们的身体和子宫。(22)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凯洛琳·G·伯克亦明确指出，“女人的写作由肉体开始，性差异也就是我们的源泉”(23)。很显然，女性躯体及其所凭藉的女性叙述与自我体验，正是对抗于男性世界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核心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便不难理解翟永明、伊蕾和唐亚平为什么在她们的作品中或以浓墨重彩，或用隐喻形式来描写女性躯体，及其所象征的女性宇宙和所附着的女性意识，因为只有当此时，她们所面对的对象才能首先突破男性经验及其话语的遮蔽并找见自己的身体和声音。“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24)首先找回自己被放逐和被“她者”化了的躯体，才有可能作为言说者存在。这种彻悟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哲学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在她们所表现的烈火和洪水般的激情与令人惊骇的语词与意象背后，看不到她们清澈而冷静的理智和思想，显然是浅薄的。

女性意识的觉醒，会更加反照出女性话语缺失的困顿，因此某种失语的焦虑便在事实上更加困扰着女性写作。当她们醒来时，才发现这是一片黑夜。“面对带有性别的语言，妇女只有两个选择：1．拒绝规范用语，坚持一种无语言的女性本质写作；2．接受有缺陷的语言，同时对语言进行改造。”前者是要通过“女性本质”来确立自我的语言，后者是通过“女性本质”来辐射被男性世界“污染”过的语言，这两者都必须通过对“女性本质”的承认与对象化来实现。而什么是“女性本质”？这便是通过她们的形体、器质所负载的性别特质，而这一点在长期封闭的当代中国谈何容易！在翟永明的《人生在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写作中话语缺失的焦虑：

女人用植物的语言

写她缺少的东西

通过星辰、思索并未言明的

我们出世的地方

毫无害处的词语和毫无用处的

子孙排成一行

无可救药的真实，目瞪口呆

在被男性世界包围和统治着的语言中，女性被命定地置于一种“无性且无言”的悲剧境地。而且翟永明还更加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女性话语同社会历史话语之间被天然割裂的状态：

夜深人静时

她的目光无法同时贡献

个人和历史的幻想

月亮啊月亮：把空虚投在她的脸上

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无言和无奈，也反过来增强了女性话语的焦虑，并促使其返回到女性躯体自身。在王小妮的诗中，女性话语的被曲解和误读则是另一种隐忧：“我刚刚挂出我的床单/有人敲打楼板/说什么黄水流下去/我又专门看了一次/是最纯正的蓝色。”床单的麻烦隐喻着女性躯体的被渎指(25)；“糊里糊涂醒来之后/手上的书全部落页/它在纷乱了页码之后/竟然污浊透顶”。书页的被拆乱隐喻着女性话语的被恶意曲解和践踏。而且这种被误读和扭曲的角色，在诗人看来还是一种不可逃脱的命定：“我对这只鸟说/我是灾难深重的人/他说：这是/最后人选。”定数难逃，“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同篡改者对话”(26)。

尽管面临着被“篡改”的危险命运，“对话”仍是唯一可能的出路。而且这种对话必然是建立在“男性/女性”的二元对抗的前提基础上，或者说，对话的本质就是对抗，是对充满逻辑理性、权力意志以及“菲勒斯”意象的男性中心话语的“爆破”与拆解。因此，我们在伊蕾的诗中，首先看到了一种“横扫句法学”的“妇女的力量”(27)。在她的《独身女人的卧室》中，通篇充满了反逻辑的句法和颠倒无常的潜意识描写，仿佛只有通过某种“暴力”的形式，才能使她们的女性话语得以浮出和实现“自由的狂欢”，除了在所有14节诗的结尾处都令人瞠目地连缀上一个不加标点、让人摸不清语气的“你不来与我同居”的句子，在每个局部都形成了语言的自动流泻状态，这种放任的反秩序的奔涌充分表现了女性思维及其话语的“感性化策略”：“……独身女人的时间像一块猪排/你却不来分食/我在偷偷念一个咒语——/让我的高跟鞋跳掉后跟/噢，这个世界已不是我的/我好像出生了一个世纪/面容腐朽，脚上也长了皱纹。”（《小小聚会》）伊蕾还用女性特有的反理性倾向来消解一向被男性所占据和谈论的哲学：“……这个世界谁需要我/我甚至不生孩子/不承担人类最基本的责任/在一堆破烂的稿纸旁/讨论艺术讨论哲学/第一，存在主义/第二，达达主义……/终于发现了人类的秘密/为活着而活着/活着没有意义。”（《哲学讨论》）

躯体的反抗就是语言的反抗，因此，在一些女性诗人的作品中，语言表现出某种“爱的暴力”倾向：“用爱杀死你”（翟永明：《女人·独自》）、“摧毁界限的叛逆”（伊蕾：《潮》）。几千年来，妇女在两性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温良贤淑是她们不能违逆的妇德，她们被迫按照男性的自私和畸形的嗜好来塑造她们自己，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健康正常的人性要求去爱。因此，在女性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伊蕾、翟永明她们用烈火般的热情烧毁原有两性秩序的大胆尝试。在这方面，伊蕾表现得最为明显，她的“挑战”男性的情感书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叛逆”和“粉碎”，“这充满情欲的奋不顾身的冲锋/这企图摆脱囚笼的全力的挣扎/这瞩目新天地的梦一般的飞腾/这妄想摧毁界限的叛逆的行动”（《潮》）。在伊蕾笔下，女性由原有的被动德行和恭顺温良一变而成为热烈奔放无拘无束的强者，她发自健康人性和生命爱欲的情感如烈火、激流和暴风雨一般不可阻挡：

迎春花！沿着地平线燃烧

我在大火中柔软曲折

欲望强盛的手臂把你攀折

在无名者的墓前我放声大笑

死者，请记住我活泼的生命

这是伊蕾《迎春花》中的充满性爱隐喻的诗句。她对女性爱的强力意志的表现可谓淋漓尽致，“冲锋”、“挣扎”、“摧毁”、“燃烧”、“攀折”，还更有其他诗篇中出现频率极高的“粉碎”、“死亡”等词语强烈地构成并显示了她语言中的“暴力”色彩，这是爱的风暴，女性对自己性别禁忌的“胀破”，变“被占有”为主动拥有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