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形式在伊蕾的诗中更为独特和明显，即一种具有“受虐”色彩的倾向，与西方女性主义者“妖女”式的写作不同，伊蕾所表现的女性爱欲充满哀怨和毁灭的意识，它将暴力最终指向自己，并表现出对这暴力的一种渴望，如《绿树对暴风雨的迎接》：“迎接你，即使遍体绿叶碎为尘泥！/与其枯萎时默默地飘零，/莫如青春时轰轰烈烈地给你。”在《三月的永生》中，她写道：“三月的永生是死/死在我轻松的绝望里吧/让我死在葡萄里/葡萄的死是永生//……你是火就狂风一样地烧吧/在残山剩水间，让我化为灰烬/我的灰烬是永生。”这恐怕是一个矛盾，伊蕾一方面营造了一个隔绝和抗争于男性包围的“独身女人卧室的乌托邦”，并在其中经历了种种纯粹的“精神历险”(28)，但她又渴望这个空间被强有力地占有，“你不来与我同居”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叙述呢，还是一种哀怨的期盼？她将自己比作渴望暴风雨的绿树，是作为对男性的最后的抗争呢，还是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再一次认同？

伊蕾的女性意识空间扩张得可谓最大，思考也相当多面，她一方面深受西方女性诗人的影响，充满着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尖锐性与挑衅性，其表现女性意识的“大胆”程度也不亚于普拉斯这类诗句：“上帝先生，魔鬼先生/当心/当心。//灰烬之中/我披着我的红发升起/我吞吃男人就像呼吸空气”（《拉扎茹斯女士》），这是魔女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伊蕾似乎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思考又更加辩证，因为说到底女性永远与男性互为依存，因此这种反抗和挑战就命定地包含着不可逃避的悖论，伊蕾对这一点的认识堪为深刻独到，她的《女人眼中的水柳》表现了对生为女性的角色体认，水柳因柔而不折、经得起狂风暴雨的禀赋正是它的所长，它因自己的特质而生存，而不屈。在《三月的永生》中，她对两性关系的思考更富有象征与总结意义：

我是你的家园

你是我的梦乡

我把你交给大自然

你把我驯成大自然的尤物

伊人呀，伊人呀

我征服你时你已占有我

你占有我时我已解脱

在以往被遮蔽过的经验中寻找新的女性话语空间，也是女性诗歌一个很显在的文本特征。诸如“黑夜”、“房间”、“飞翔”等，它们不但是女性躯体及其爱欲特征的隐喻，也是她们为自己独辟的话语空间。在这一点上，当代中国的女性诗人都受到西方女性诗人或理论家的直接启示。除此，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经验区域，让我们举出安·塞克斯顿和张真的两首同题诗《流产》为例，流产是女人特有的痛苦经验，终止妊娠并“杀死”腹中的胎儿，会给一个女人带来巨大的精神创痛，而女性话语就在这样的经验区域生长。这是安·塞克斯顿的诗句：“……事实上，土地在这里正爆发出邪恶的撕裂声/煤从一个黑洞里流出来//该诞生的却消失了//丛生的小草像细香葱一样坚韧/我不知道地球何时会爆裂/我想知道任何脆弱的生命怎样才能生存？”土地的深处、地球上的生命，都很自然地成为女性生殖的象喻，女性的痛苦就隐在这平静的叙述里。相比而言，张真写得更好，更具有女性经验的感性与直观的表现力：“……在已臆想好的关系里/母与子/我与你/我已磨好了刀/血在天花板上喷出斑斓花纹/一双细足倒提着。”接下来这位“杀死”了儿子的母亲，又展开了和儿子绵绵不尽的对话。这样的经验、感受和思维方式无疑是女性世界所独有的。

“自白”被认为是女性诗歌写作最基本的抒情与言说方式，这不仅是因为她们都普遍受到了60年代西方“自白派”女性诗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男权话语对世界的遮蔽和对语言的“污染”，女性要想通过纯粹自身性别的经验命名或者“说出”时，必须借助于对她自己的言说——“自传”或者“自白”来实现，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的笔下，这一命题曾被描述为“神秘的女性自传现象”(29)，“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30)，这就是她讲话的逻辑。正像翟永明在她的《女人·独白》中所说，“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我的痛苦/要把我的心从口中呕出。”倾诉和独白构成了女性诗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因为男权话语无处不在，而她们必须视之而不见，并把自己的世界用“一张白纸悄声细语”（唐亚平：《自白》）地刻画出来。“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用汉语写得最出色的诗歌都是自白诗。”(31)近年来的研究者对这一点也做了肯定。但并不是每个女性诗人都做得很好，在西方女性诗人那里，“其自白话语不是对日常经验的体认和捕捉，而是对日常经验的分析和评论。在我们这里，除了翟永明能保持住这种艺术品位，其他女诗人的表现都不稳定，很少臻及这一写作深度”(32)。的确，如果自白最终不能被转化成对经验的深度认识和分析，这种表达就流于表面和个人性的混乱。

隐喻也是女性诗歌最基本的修辞/抒情方式，女性鲜活而巨大的经验世界既对应着她们自身的女性躯体和器官（如子宫），同时也对应着世界的表象（山川大地），正如女娲对应着造物的大地一样。这样一种隐喻关系，就形成了一种既包含了女性经验、又包含着“创世”意识的言说方式，这是女性独有的“话语优势”，充满着超越道德与世俗美感的磅礴诗意。所以，“女性诗歌”与“女性话语”之间具有更紧密的同构关系，犹如鸡蛋和鸡，它们互相创生，互为表里，具有巨大的隐喻性的传达力，以及美感上的生命力。这一点，连女性主义理论家在阐释其理论架构时都作为基本的意义范畴，从埃莱娜·西苏等人充满黑夜诗意与隐喻的理论阐述，亦可以看得出来。另外，隐喻更使女性书写充满了特有的幽深、曲折、丰富和优美的艺术特质。

女性诗歌当然也存在着种种不足，这些不足中除了共属于“女性主义”立场自身的理论困境外，还有过于明显的模仿、过于观念化的直露的表达，以及由写作技巧上的忽视所导致的粗糙与芜杂等。另外，与同期的其他诗歌流向相比，女性诗歌在形式上也似不够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