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彻底的孤独。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打垮了赵伯衡这个刚毅果敢的老人，他把晚年的时光都消耗在对村子里的人名的书写上。“那些歪歪扭扭的文字仿佛刻下了赵伯衡临终前孤独深邃的内心”，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人物对于孤独的深刻体验，同时也道出了那个“刚毅的老人”被打败的真正原因。宣纸上的名单喻示着这位老人独自面对着一个过于庞大的完全敌对的世界。但这种对立未必完全是外界强加于他的，并不是村中每一个人都存心与赵家为敌。只是巨大的恐惧和怀疑使他无法摆脱火灾噩梦的纠缠，即便他确实有能力在废墟上重整家园，他也无法真正战胜他内心的敌人，这个敌人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它蛰伏于意识深处，成为他内在言语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词，成为他身体内部一个深入骨髓的毒瘤，并且不断增长弥漫于他的血液中，吞噬着他的生命。而且，他还把怀有巨大恐惧的这种孤独症像一种难以治愈的顽疾遗传给了他的后代子孙。“赵景轩把他一生中剩余的几年光阴完全耗费在父亲遗留下来的宣纸上”，用来破译这些名单中潜藏的真正的家族敌人，并把不相干的人名“一个个划掉”，他的脸也“渐渐呈现和父亲垂暮之年一样的神色”。也许，只有“划掉”这一动作才可以减轻他内心中的巨大恐惧。十年之后，长大成人的赵少忠也未能摆脱这一噩梦的纠缠，即使在他结婚的时候，“他的脑中一旦掠过那些宣纸上的人名，就感到浑身无力”，他生命的更多日子里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居住，他天天起得很早，“坐在后院廊下的那处护栏石上，一锅接一锅地吸着旱烟，在渐亮的天色中，看着井南边的那排阁楼发愣。有时，他整天缩在那间尘封的斗室里翻阅着一本本发黄的旧书，有时独自一人沿着弯弯曲曲的墨河的堤岸走到赵家的墓地上”，“当他的目光偶然掠过那边沙土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沙土上写满了模模糊糊的字迹，在一层雪花的掩盖下，他能够辨认出地上写着的那些人名。他被自己的行为吓得不知所措，仿佛地上的字迹是由另外一个写出来的一样。他的眼前渐渐呈现出父亲和祖父脸上镌刻着的迷茫的神情……”他不仅视村中所有人的目光“充满敌意”，而且几乎跟自己的儿女们也毫无交流。赵虎“在独自一人面对父亲的时候总是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尤其是沉默不语的时候，他更是手足无措，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像是对沉默上了瘾，在他那两片薄薄的嘴唇中似乎掩藏了无尽的心思”。赵龙也几乎没有跟父亲说过话，“每到他们独自面对的时刻，赵龙总是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局促不安”。而柳柳、梅梅也无不有孤独的癖性。对于父亲“柳柳几乎从来不敢正视他那张冷漠的脸颊”，梅梅则更是很少跟赵少忠讲话，赵家人总是孤独地固守着他们的内心，他们无法沟通，无法对话，仿佛都患了失语症。至于哑巴和翠婶，他们作为外乡人最初并不具有赵氏家族所共有的孤独多疑的特征。哑巴是随着戏班子来子午镇的。他对戏班子的迷恋使人很难把他看作性格孤僻的人，因为戏班子总是和嘈杂热闹的场合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他被赵家正式收留之后，当他真的仿佛已成为赵家的一员时，哑巴也变得让人难以捉摸了，“他躲躲闪闪的目光像是包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秘密”，他的“沉默寡言”使柳柳担心，认为他的聋哑是装出来的，“她害怕有一天他会突然说出一两句什么话来”。翠婶是在经历了宫塘镇上那个触发情焰的夜晚之后来到赵家的。她对赵少忠难以说明的恋情使她无法抗拒赵少忠躲躲闪闪的目光对她的诱惑。最初我们在小说中还能听到她爽朗的大笑，但当她渐渐与赵家融为一体时，在她脸上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尽管她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外来人，一个旁观者”，但她最终也被大火的阴影所笼罩，甚至她有时觉得自己亲眼看到了几十年前的那场大火。“她感到自己在笼罩在这个大院上空的命运的迷雾中越来越远，除了心中尚存的她对于未知将来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兴趣，她日益觉得心力衰竭，疲惫不堪”。可见，大火、死亡等一连串的灾难以及这灾难背后鲜为人知的秘密共同铸造了赵氏家族孤独的心灵，他们在孤独的存在中咀嚼和回避灾难，但沉重的心狱却注定无法摆脱。

其二，无名的恐惧。如果说孤独构成了主人公心狱的一个层面的话，那么恐惧则是遥相呼应的另一层面。赵伯衡、赵景轩晚年的恐惧和害怕自不必说。就是外表不失长者威严的赵少忠，虽然在家族和镇子上扮演着权威角色并受到尊重，但他的胆子却像“菜籽一样大小”。一个黑影在楼梯拐角处划亮一根火柴就足以使他魂飞魄散，“骨碌碌地顺着楼梯滚了下去”；散落的豆子“像水珠一般溅落的声音”也使他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他的脸上永远镌刻着焦灼和惶恐，“像一块发了霉的朽木”。而恐惧多疑症甚至已成了女儿柳柳对于外界环境的超常感觉方式，成为一种被应验的不祥的预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向她昭示了未来发生的一切”。赵虎一踏上子午镇也就“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笼罩着。他总感到在那条船修好之前有一件什么事在等待着他”，他不但磨了一把尖刀带在身上，而且甚至到了不敢回家住的地步。但赵虎的死是小说一开头就注定了的。三个外乡女子用几只脏兮兮的花圈给赵虎拜年，就仿佛宣布了赵虎的死刑，而他也真的就死了。至于赵龙，他不但觉得“这个荒芜的大宅好像从来都不适合他居住，它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只，他总是渴望远离它，或者希望有一天它在地上消失”。这种近乎怪诞的感觉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而且，他生命的末日几乎就全是在恐惧中度过的，“用一根树杈抵住门，躺在凉飕飕的床上”，他久久难以入睡，“赵虎的脸上被固定的惊骇的表情不时在他眼前闪现，那把在他的身体上没入很深的尖刀使他感到胸口一阵阵发麻，村里那些充满敌意的人的脸在空气中隐伏着，他一遍遍地在黑暗里聚敛着那些散乱的目光，最后他看到了一副枯树般的瞎子的脸”。当死亡来临时，他已经丝毫没有勇气反抗已过于苍老的父亲，“他感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正把他的躯体一片片撕碎”。也许真正的凶手并不是他的父亲，因为内心的巨大恐惧已经事先杀死了他，所以这间小屋里发生的事才会“像拂过旷野的轻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就是翠婶也时时被梦幻般的“莫名其妙的惆怅”缠绕着，“她记不清赵家大院是从哪一天开始倒霉的，在这个空阔的大院里待了几十年之后，翠婶对它越来越感到陌生。赵虎的猝死带给了她一丝隐隐的忧伤，除此之外，她更多地感到了恐惧，这个院落的平静的外表之下似乎一直隐藏着什么鲜为人知的秘密”。在这里，我们发现小说所展示的主人公的恐惧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它是对灾难、对死亡、对“敌人”的恐惧；另一方面，它又是对命运和报应的恐惧，是一种心理真实。当柳柳第一次在楼梯上发现死鼠时，她只是奇怪，“老鼠怎么会死在这儿？”而当她不止一次地在楼梯上看见死鼠时，同一事件的简单重复就有了令人恐惧的意味。当第一次“赵家的郎猪被剥掉皮还从地上立起来在地上到处乱窜”时，它也许会引人发笑，而第二次它就成了可怖的事情了，“送葬的人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它因此成为一种凶兆。这些凶兆连同遍布小说中的传说、预言和梦境共同传达出一种不祥的命运气息，成为主人公精神恐惧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孤独和恐惧的必然结果就是人生的变态。由于创伤性的经验，主人公们总是在意识中放大自己想象中的敌人，并在不断的压抑中引起不断的焦虑。这事实上在他们的心狱中已经再造了一个敌人，它不仅仅是一种幻象，而是直接成为主人公对自身处境的一种判断，成为对周围事物的一种态度，成为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它既是对孤独中恐惧的深刻体验，同时也是一种不断被反复体验着的东西。这种情况下，世界被认定为“充满敌意的”，是“我”的对立面和“敌人”。反之，“我”也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对立面，“我”也成了世界的敌人。这正是解释主人公们怪诞行径和变态人生方式的关节点。

三

格非的小说向来注重故事，他善于运用博尔赫斯式的机智把小说的情节和悬念营造出一种戏剧性效果，虚虚实实，扑朔迷离。然而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情节小说利用错位的情节在阅读过程中得以重新组合让读者在真相大白后的恍然大悟中实现阅读期待的艺术手法，格非不仅拒绝对小说最初的悬案提供答案，而且在小说结束时，反而会给读者留下更多的疑问。它的故事不仅不和“游戏”同步结束，而且在故事结束时，游戏才真正开始。这也许就是“格非迷宫”的精奥所在。在《敌人》中情节链的补充已变得无足轻重，甚至连最初那场大火的悬案是否解决也变得毫无意义。小说中正式出场的人物以及所发生的事件与那场火灾几乎没有任何关联。那场大火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个“遥远的印象”。它是作者在引子部分为小说中的人物设置的一个阴影，一个“红色的影子”。重要的是这个影子对人物究竟施予了什么影响。而对读者来说，它是智力游戏中的一个陷阱，诱使读者过分专注于破译手稿中的秘密，而把真正的悬念保持到最后，从而使作者在这场智力角逐的游戏中始终占据主动，同时也避免了读者由于提前破译或者说阅读期待的提前满足，而使故事变得索然无味。因此，我们发现，《敌人》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小说世界，在这里既存在一种隐喻的大方无隅的哲理世界，一种写实的深入奥秘的心灵世界，又存在一种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世界，一种能触目惊心的人类现实世界。它们形影相随，无法分开。这个世界好像包孕了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预言，云集了人类所创造、所想象、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现实，主观的和客观的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使读者在恍惚和清醒之间徘徊，在现实和非现实中徜徉，并在幻境中理解真实，在真实中融入一个神秘的世界。

虽然，在小说的行进过程中，“谁是敌人？”这个悬念得到了部分应答。比如猴子似乎死于麻子之手，而麻子与赵少忠有某种暧昧关系，赵龙也确确实实死于赵少忠之手，我们在打雷的光亮中看到了赵少忠“苍白的脸”。但小说开头破空而来的第一大悬念“谁是纵火者”并没有得到揭示；赵虎的被刺死和柳柳的被奸杀也都是悬案未破；三个被划去的人名也被赵少忠丢进了火盆难见天日，三个人名仿佛三个巨大的问号连同那只燃烧的火盆成为主人公记忆中的巨大纽结……格非正是通过悬念的增殖和情节的流失过程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充满可能性的“迷宫”，它既带给读者不尽的诱惑，也为小说文本增添了神秘的魅力。概括起来说，《敌人》的“迷宫”建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非判断性叙述。《敌人》最大限度赋予了小说情节直达本意的功能。格非坚持只作陈述而不作判断，从而使阅读过程成为读者参与创作的过程，成为一种智力游戏。通部小说完全贯彻了陈述的原则，一切都只是过程的叙述。即使在唯一的一段关于主人公心理的描写中（第五章第13小节），那段未加标点的内心“独白”，由支离破碎的意识流动碎片连缀而成的大段回忆，也还是以陈述事件的方式来表现的，关于人物心理活动以及性格逻辑的发展究竟怎样，作者似乎并不比读者知道得更多。他的唯一的兴趣似乎仅仅在于如何巧妙地使事件发生的时间与文本的叙述时间错位，从而不断地制造悬念，使读者始终在“是谁”“为什么”“后来怎样”这一连串的追问中保持一种阅读期待。同时，小说的语言和故事也据此获得了一种客观性效应，它使那些神秘梦幻色彩的故事在语言上获得了一种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