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暗示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敌人》是一部充满隐喻的小说，作者有意识地抹去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瞎子的预言和柳柳的梦兆的准确应验，使最为平常的事件也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它在我们心中引发了一种捉摸不定、朦朦胧胧的情感。这使我们不但不能够肯定在这个世界中、真实与幻象之间是否真有一条明确的界限，而且也无法判定作者所选择的世界的真实性质。初看起来，这部小说完全恪守着写实的原则，没有什么过分的夸张和虚幻的色彩，一个家族因为一场大火而衰败，这是平常的话题，而一旦作者以暗示性写法来代替原原本本的描述时，事件本身就具有了更多的意味，同时也构成了象征。钱老板的花圈店正对着赵家的院门，这可能是完全偶然的细节，但在赵家不断被“死亡”事件困扰时，这种不寻常的重复，便使原本最为平常的事件突然间具有了象征的意味，成为一种与死亡做邻居的象征。赵家大院本身是灾难的承受者，然而当灾难接踵而至时它本身就已成了灾难的一种象征，“鸽子、小鸟以及所有的活物都离它而去……赵家大院的每一个人都渴望逃离它”。而象征之外，我们更多的应注意到这部小说中星云密布的暗示，可以说理解暗示，正是解读这部小说的钥匙。暗示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的省略，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神态都可以成为暗示性语句。翠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赵少忠传递着天真的暗示”，她在为赵少忠赶做的鞋帮上绣上一朵晚茶花包，在为他缝的被子里夹上一缕自己的黑发。这种意味深长的表示是否被对方觉察和领会，需要一种默契。而在柳柳被奸杀的场景中作者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线索是“一束灰色的光影”和“敲击她后脑勺的那件东西像一根捶洗衣服用的木杵”。这根“道具”使我们联想起了三老倌曾把一只“扒灰用的木榔头”塞到赵少忠手中……这个暗示性的场景，由家族长者履行的这个仪式仿佛是古老的“初夜权”的象征。但谁是凶手？是那个有着众多私生子并时常使柳柳恐惧和心慌意乱的三老倌，还是那个“在她梦中萦绕多回的人”——父亲？而柳柳请女尼圆梦的场景则进一步暗示了这个梦中的乱伦意味。这几乎使赵少忠作为罪犯的可能昭然若揭了。猴子的死在小说中也始终是个疑问。赵龙小时遭到赵少忠毒打本不会“生出孩子”，我们通过暗示才能推测出猴子的真正父亲恰恰是那个被他称作祖父的人。赵少忠显然同猴子的母亲——那个如花似玉的外乡女子之间有一段超出名分的私情。第五章第13小节那段无标点回忆中将猴子同那场羊圈里发生的偷情场景联系在一起似乎证实了猴子的身世。于是以往所有朦胧的暗示突然间有了明晰的意味，为什么赵龙父子有时会像兄弟一样；为什么赵少忠停留在猴子身上的目光会“像蛇一样游开”；为什么当三老倌戏称猴子为野种时赵少忠会“像被雷击了一下”等等疑难问题顷刻间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而赵虎的死似乎可以免除赵少忠的嫌疑，但他在埋葬赵虎时“慌乱之中他好像是自己亲手将赵虎杀死的一样”这暗示性的情节也隐约透露了他内心的某种隐秘，至少我们可以从凶手近乎“大模大样”的离开中猜测出赵少忠与凶手不同寻常的关系。至此，我们突然发现，这个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外表”的家族统治者，恰恰就是这个家族的最大“敌人”，几乎每桩命案都与他有关。当他把世界认定为自己的敌人时，心理上的巨大恐惧和病态的虚弱反而使他在行动上最终成为整个世界的“敌人”。他最不能容忍的敌人是离他最近的人和最为熟悉的人，只有当这些人陆续死去之后，他才终于从病态的恐惧中解脱出来，“枯皱的脸上泛出早已消失的红润光泽”。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少忠甚至对灾难和死亡有着潜隐的期待：“在过去平静的岁月之中，他总是被隐约的恐惧感压得喘不过气来，当灾难在他身边降临的瞬间，那种压抑之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在格非的《敌人》中，作为情节纽结的“敌人”，既是主人公心狱的症结，同时也是小说结构的动力，它以一种悖论式的存在营造了一种迷宫氛围。作为主人公的赵少忠和家族其他成员一样都有着对“敌人”的恐惧，虽然他曾努力压抑这种恐惧否定“敌人”的存在，并总是扮演一个否认并为罪犯开脱的角色，他所不断重复的“猴子太顽皮了”“没有人能活那么久”“没有人和我们过不去”这些解释其实他自己也未必相信。但最终他还是自己作为敌人凸现出来，赶尽杀绝了家族中几乎全部的生命，从而印证了戈尔丁的一句名言：“一伙人与另一伙人生来是没有两样的，人类的唯一敌人存在于人类的内心。”然而，那个纵火者，那个家族的真正敌人依然在迷宫深处微笑，赵少忠的解脱恐怕注定了只是暂时的，前途依然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