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能在各种各样的文化“英雄”纷纷粉墨登场的90年代脱颖而出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固然与她作为新潮小说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为推动濒临绝境的新潮小说火中涅槃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她的女性文本独树一帜的神秘魅力。林白常让人想起残雪，但共同的新潮血液和女性话语所建构的文学风景却迥异其趣。林白不失残雪的深刻、奇诡，却远没有残雪的晦涩。残雪总是试图泯灭文本的女性特征，而林白所孜孜以求的正是对于女性文本的膜拜。发表于《花城》1994年第2期的长篇处女作《一个人的战争》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林白式的文本，它绽开在我们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文化丛林里，不仅清香扑鼻，而且意味深长。我相信，我们时代每一位真正企图通过文学阅读而蹈入精神圣地的阅读者都无法绕开《一个人的战争》这片奇异的风景。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战争》对我们生存世界的女性注视和叙述无疑是标示我们时代文化良心的界碑，它期待着我们心灵的理解与应答。

一

许多评论者都已发现，林白的小说文本总是建立在一个波诡云谲的女性世界的基础之上，与她文本的整体相平行的是女人自我的整体，她对女性欲望和女性意识的体认和书写、对女性经验和女性心理的全方位的敞开都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不管你是否认同矗立于她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主体，对它的存在你永远都没法视若无睹。本章所面对的《一个人的战争》自然也正是一部具有此种艺术力量的女性文本。占据小说中心的唯一女性就是多米，她的流动的心理意识、她的想象和回忆、她的梦幻情结导演了一场涉及女性与自我、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战争”。这场由女人发动的没有硝烟的心理战争不仅将男性世界夷为一片废墟，而且在废墟之上还冉冉升起了一个女性王朝。与其说这部具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展示给我们许多女性的经验和体悟，不如说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女性自我的成长历程。作家对女性意识深层结构的解剖应该说是非常精彩而惊心动魄的。多米无疑代表了一个女性的神话，这个神话的诞生和破灭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时代女性命运的寓言式写照。在小说世界中，多米女性意识的生长或者说多米神话的实现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其一，手淫阶段。虽然多米手淫的嗜好萌生于五六岁的幼女时期并陪伴了她一生，但我仍愿意把手淫阶段视为多米女性意识觉醒的萌芽。多米从小就与人不同，对于她从幼儿园开始就陶醉于其中的手淫她不仅有明确的意识，而且她也不和同龄的小孩一样把手淫单纯视为一种游戏，她是要在这种运动中获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与快感。只要灯一黑，她就“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手淫总是伴随着多米热烈的渴求和体验。在每一个迷人的时刻，小说都会呈现出一些美好而令人回味的幻境和形象。因此，手淫就不单纯是对多米自我色情质激昂而贴切的提问，而更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美学活动。在这种具有激情美的实践中，多米真正发现和体认了女性的躯体，充分认识到了女性的魅力和美，从而产生了探寻女性全部奥秘的欲望与冲动。此时，“镜子”就成了多米的宠物：“一镜在手，专看隐秘的地方。亚热带，漫长的夏天，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从容地看遍全身，并且抚摸。”应该说，“镜子”是多米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从“镜子”里她真正发现和认识了自己的躯体，并由此对女性的躯体充满了痴迷和崇拜、渴望与向往。这表明多米已经开始从自我的经验走向女性的经验，她的女性意识也在对别的女性的渴望上超越手淫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其二，同性恋阶段。多米自己说过：“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具有同性恋倾向的那一类人。”“我对女性的美丽和芬芳有着极端的好感和崇拜。”“美丽而奇特的女人，总是在我的某些阶段不期而至，然后又倏然消失，使我看不清生命的真相。生命的确就像一场梦，无数的影像从眼前经过，然后消失了，永不再回来，你不能确定是不是真正经历过某些事情。”不但很小的时候，她就和邻居孩子莉莉在堆满人体器官模型的阁楼上玩过同性恋的游戏，而且在B镇漫长的童年岁月中，多米就一直渴望“看到那些形体优美女人衣服下面的景象”。姚琼是她的第一个迷恋对象。当姚琼在空无一人的化妆间，脱下她的外衣，戴着乳罩裸露在多米面前时，多米“眼睛的余光看到她的乳房形状姣好，结实挺拔，内心充满了渴望，这渴望包括两层，一是想抚摸这美妙绝伦的身体，就像面对一朵花，或一颗珍珠，再一就是希望自己也能长成这样”。正是姚琼为多米树立了第一个女性神话的偶像，对姚琼的膜拜和欣赏启示了多米的女性自我。正因为如此，许多年后多米回忆起姚琼仍心存感激并对她的沦为世俗女性充满了伤感。不过，多米与姚琼的关系毕竟还只是一种膜拜关系，并不具有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的实践性。而南丹对多米的追求才带有了真正的同性恋意义。多米甚至觉得南丹是一个女巫：“你的语言就像一个无形的魔鬼引导我前行，就像一万根带毒的刺呜呜地飞向我，使我全身麻木，只剩下听觉。”她使多米“找到了一个女人的自我感觉”，“总是使我返回我的原来面目，这是她对我的意义。她辟开一条路，使我走回过去重新沐浴”。她洞悉了多米的“潜质”，启蒙了多米的爱情意识。作为多米生命中第一个追多米的女性，南丹在多米的女性成长史上可谓功不可没。她对多米的爱和崇拜，给了多米营构“天才”女性神话的自信与勇气。从此，多米将不仅在对自我的幻想和对女性的幻想中描绘她的女性神话，而且将到社会和男权世界中去验证她的女性神话了。

二

如果说在手淫和同性恋阶段多米实现了她的女性自我神话的话，那么当她试图介入男权社会建构女性的社会神话时，她的自我神话本身又受到了威胁。

本质上，女性自我神话印证的只是女性躯体的力量，而女性社会神话则力图显示女性强大的精神力量。多米对于社会和男性的对话理想是建立一个超越世俗的纯粹女性空间，在她的感觉中“房间越小越不能让人害怕，空间是一种可以让人害怕的东西，而墙把它们隔开了”。正因为如此，在多米的一生中对女性空间的渴望和寻找就成了她女性意识成长的重要内涵，无论是幼儿园里的蚊帐，还是大学宿舍里的上铺都是她浸泡自我的“个人空间”，她觉得“蚊帐是小家园，山包是大家园，有了家园的人是多么幸福，多么自由，家园里的一草一木是多么亲切”。显然，她的“空间”正是一种精神的家园，是她的自我得以展示和扩张的庇护所，她自己就说过她创作的最佳状态是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做裸身运动的时刻。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多米实现女性社会神话是和建构女性空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她建构女性空间的方式则主要有两种。

一是“逃”。多米是一个逃跑主义者。她从小就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她的梦想永远在远方。正如小说中所说：

B镇的孩子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

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

谁就要到远方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

北京

因此对多米来说，逃离家乡是她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追求和梦想，是她建构女性空间的一个重要步骤。N城是她第一个飞跃目标：“没有去过N城实在算不了什么，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我们将长上翅膀，乘风破浪，蓝色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作响，我们就是海鸥，就是船，就是闪电。”事实上，这个梦想多米很快就实现了，她的诗作被《N城文学》录用，并在N城巧遇了电影厂的宋编剧。其后，多米考取了W大学，完成了对家乡的真正逃离。大学时代，她几乎割断了与“家”的一切联系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内心空间里，她从不想念家乡，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她连着两三个春节不回家，“摆出一副殉道者的面孔”，实际上这只是一个面具，她拿它来掩盖对故乡、家庭和亲情的冷漠。正如多米自己所意识到的：“很长时间里，我对家乡、母亲、故乡这样的字眼毫不动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思乡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学校永远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欢星期天，最怕放假，在这些不需要学校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十分难熬。学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却是牢狱……我常常幻想着有一种永远没有星期天、永远没有寒暑假的学校，幻想着一个人一辈子永远读书。”实际上，对家乡的逃离正是多米闯入社会、获得自我意识的一个人格保证，它坚定了多米重新寻找家园——精神空间的决心。她把自己逃亡的终极目的地定在北京，她觉得：“我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于是，多米用去她大学毕业前两年的积蓄去漫游了北京和北海，“这两次平淡无奇的旅行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着我，它有着变幻莫测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双美丽的眼睛穿越层层空间在未来的时间里盯着我。我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只要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在这里，我们目睹了多米女性社会神话的强大：它不仅义无反顾地要和“家”断裂，而且执意把自己的女性空间构建在我们文化的心脏——北京，它的自信、对男性文化的鄙视和占有欲望可谓昭然若揭。

多米的另一个逃离对象是男性。她从小就对男性有一种鄙视，这不仅因为自己的家庭是一个父亲缺席的破损之家，而更因为她是一个杰出的女性，在中学时代她的杰出就使所有的男生黯然失色。而她对女性的崇拜和痴迷本质上也正是拒绝男性的一种方式。此外，她的流浪和旅行，她的独守“空间”的孤独也使男性望而生畏。在多米的女性神话中，男性的存在理由只不过是为了证明女性心理的优越性和文化独立性。

如果说“逃”为多米建构女性社会神话提供了“空间”和条件的话，那么“写作”正是多米建构自己神话世界的主要方式。多米几乎天生对文字有着一种热情，她常想：“只要我写下来，用文字把某些事情抓住，放在白纸上，它们就是真正存在过的了。”“只有看到文字我才会心安。”早在B镇看露天电影的那个夜晚，多米对于“写作”的信仰就已建立了：“眼前银幕里的遥远荒原和头顶的惊雷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她从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抽取出来，多米无端地觉得她奋斗的时候到了，她必须开始了，奋斗这个词从她幼年时代就潜伏在她胸中，现在被一场电影唤起，空荡地跳了出来。”“她想她日后一定要写电影，她赌了咒发了誓，生着气地想，一定要写电影，写不了也要写，电影这个字眼如同一粒璀璨的晶体，在高不可攀的上天遥遥地闪耀，伴随着闪电来到多米的心里。”不过，对于多米的“写作”来说，“电影”只是她的第二阶段。她首先是从写诗开始呈现自我的。诗歌可以说完成了多米人生的第一次飞跃。她实现了进N城的愿望，也几乎同时跨进了电影厂的大门。春风得意的多米甚至连高考也只是当作一种自我测试，她轻佻地对人说：“我考上了也是不会去的，我只是试试自己的能力。”但多米最终还是上了W大学，四年之后毕业回到N城，实现了进电影厂当编剧的夙愿。由诗歌而电影，多米的自我神话和社会理想可以说是初步定型了，但最后完成她社会神话的还是小说。正是一篇篇小说为多米赢得了作家的声誉，而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文字”更是成了多米建构女性社会神话的“基石”，从这些文字中她看到了强大的自我，看到了自我对于社会、对于时间、对于男性的“占领”。她甚至不相信电脑：“我的电脑不带打印机，我在电脑上写作，存在硬盘和软盘里，机子一关，就什么也没有了，写作像做梦，关机就像梦醒，我不能确定我刚刚写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再现出来，因为我看不见它们。每当我写完一个小说，我总是来不及修改订正，常常是急如救火地找一个可以打印的地方把文字印出来，只有看到文字我才会心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说”是多米女性神话的最高境界，在这里既包容了她女性自我的局限，又塞满了她女性的社会理想。多米其实是把她的社会神话建筑在一种强大的语言神话之上，语言对于世界，对于存在，对于社会水银泻地般的“言说”能力，正是多米对女性力量的一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