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黑尔走出了元伦理学的领地，提出了一种既非规范伦理学也非元伦理学的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一个完整的道德本系应该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的形式必须具有普遍性的逻辑特征和原则形式。这种普遍性只能从一种“逻辑事实”——即道德语言、语词、概念等的逻辑特征中推导出来，只能通过语言和语词的规定性与普遍化性的论据，才能使道德体系本身具有普遍的形式特征，这就是康德曾经追求的，不过他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同时，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的内容必须依赖于经验事实，具有实际的规定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使道德原则产生实际的作用，就是功利论者所追求的真理。黑尔认为，建立这种道德体系的方法就是把上述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功利主义。他明确地说：“总之，我们拥护的这种功利主义具有形式的因素（一种要求道德原则合理普遍化的重新系统化）和所提及的实质因素，它使我们的道德思维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我们的功利理论的规范结果便是这两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即是说，它不只是一种规范伦理学理论，也不只是一种元伦理学理论，而是两者的联姻。”〔402〕

很显然，黑尔从道德思维的理论研究中已经深深感到了元伦理学的局限和困难，有意识地试图突破元伦理学的限制，走出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对峙的维谷之间，在两者间架起桥梁。尽管他表面上强调要建立一种既非纯元伦理又非纯规范伦理学的道德体系，但这恰恰反证了他力图调和两者矛盾的心愿，这显然偏离了元伦理学的理论路线，它是黑尔伦理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在前面，我们已经从黑尔关于道德判断的两个特征的论述中发现了这种偏离与转向的明显迹象，并分析了它所预示的理论意义。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黑尔所谓“普遍规定主义”伦理学已经表明着西方元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复归的开始。或许，这种理论蜕变，已经预示着西方元伦理学开始消沉，它本身正面临甚至已经在经历着一场新的理论革命——重新构造和确立自身已是元伦理学并寻找继续发展的出路。

最后，应当特别提及的是，作为一位现代英国的著名伦理学家，黑尔同许多本民族的元伦理学家一样，并没有完全摆脱英国民族的道德文化传统的影响。〔403〕从17世纪初开始到维多利亚时代所积淀下来的以求实利、重经验为基本特征的传统英国功利主义道德文化仍有着不屈的现代生命力，对黑尔的伦理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同对摩尔、罗素、艾耶尔等分析伦理学家一样。它驱使黑尔常常不由自主地跨出经院式的分析伦理学的栅栏，去感受和正视书斋院外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坦露出对传统功利主义伦理学所饱含的那种生动可感的现实生活经验意蕴的几许迷恋。或许，这种道德理论现象就是伦理思想家与其特有的民族道德文化的一种不可超脱的感应与牵连吧。

至此，我们已经沿着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长廊走到了当代，黑尔的思想探索已经把我们从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追寻中领到了当代西方伦理学发展的前沿。

〔350〕　［英］R. M. 黑尔著：《道德概念论文集》，英文版，33页，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1973。

〔351〕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16页，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

〔352〕　详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概念论文集》，英文版，39～40页。

〔353〕　［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1～2页，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

〔354〕〔355〕　［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2页。

〔356〕　同上书，1页。

〔357〕　参见上书，3页。“imperatives”通常译为律令、命令等。在黑尔的《道德语言》一书中，它常与“sentence”或“mood”连用，指语言学上的祈使句、祈使语气，我们照此译出，而在其他地方则译作“命令”。

〔358〕　［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5页。

〔359〕　参见上书，6～8页。

〔360〕　参见上书，9、12页。

〔361〕〔362〕　同上书，13页。

〔363〕〔364〕　同上书，14页。

〔365〕　［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24页。

〔366〕　同上书，28页。

〔367〕　在这一点上，黑尔的理论倾向似乎与诺维尔－史密斯相同。参见诺维尔－史密斯著：《伦理学》，第一部分第一章，英文版，英国昂温兄弟有限出版公司“企鹅丛书”，1954。

〔368〕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31页。

〔369〕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111页。

〔370〕〔371〕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21页。“universalizability”有人译为“普遍化”，不妥。

〔372〕　同上书，22页。

〔373〕　同上书，186～187页。

〔374〕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35页。

〔375〕　同上书，4页。

〔376〕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17～18页。“U”、“P”、“D”在此分别是“universal”或“universalizable”、“prescriptivism”和“descriptivism”的简称。

〔377〕　［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123页。

〔378〕　同上书，118～119页。

〔379〕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27页。

〔380〕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语言》，英文版，164页。

〔381〕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概念论文集》，英文版，21页。

〔382〕　同上书，2页。

〔383〕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149页。

〔384〕　同上书，152页。

〔385〕　参见［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2～3、7页。

〔386〕　同上书，86页。

〔387〕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89页。

〔388〕　［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4页。

〔389〕　同上书，21页。

〔390〕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21页。

〔391〕　参见上书，25页。

〔392〕　同上书，40页。

〔393〕　［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25～26页。

〔394〕　同上书，26页。

〔395〕　同上书，40页。

〔396〕　参见［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41页。

〔397〕　同上书，44页。

〔398〕　参见上书，43页。

〔399〕　参见周辅成主编：《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亚当·斯密”篇。

〔400〕　［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5页。

〔401〕　［英］R. M. 黑尔著：《自由与理性》，英文版，128页。

〔402〕　［英］R. M. 黑尔著：《道德思维》，英文版，5页。

〔403〕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有时把黑尔称之为现代“新功利主义”（New-utilitarianism）的代表人物，认为他隶属于“新功利主义”的“规则功利主义”一派。这种看法是颇有道理的。它不仅反映了英国古典功利主义伦理学对黑尔的深远影响，而且也反映出现代西方元伦理学向传统规范伦理学复归的新动向。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第5部分中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