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1　“美国本土哲学”的诞生：实用主义

鉴于实用主义特有的历史命运，和它在新生美国民族现代历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们有必要在深入实用主义伦理学理论王国之前，先对其作为一股哲学文化思潮的形成作一个大致的了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一个成熟民族的内在文明尺度。19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美国政治研究权威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在谈到近代美国文化状况时曾经感叹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少研究哲学的国家”〔507〕。这自然是对一个正处于成熟文化前夜的民族所发出的深刻叹喟。但是，迨至19世纪末叶，这一状况开始改观了。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束，国家的统一安定，一个以广大欧洲移民为主体所组成的新生国家，在美洲荒地上迅速崛起。由于它的主体是一批又一批挟带着欧洲近代文化气息并充满着开发梦想的欧洲移民，由于这块近乎原始的蛮土所提供的天然可开放性和无羁性环境〔508〕，因而使这一年轻的近代国家能够在短期内达到超常的发展水准。经过外战（如美国与英国、西班牙、墨西哥入侵者的战争）和内战（如“南北战争”），以及短暂的自然灾难之后，美国公民们以其空前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迅速建立起了近代资本主义。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继跨过一道历史的分界线：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初步建立并逐步巩固下来；经济上由“一个农业的美国”已变成了现代的“工业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化观念上的新的转型。诚如康马杰所指出的那样：“到19世纪末叶，人们所熟悉的那种模式已完全改观，……变化本身既是量变又是质变。……美国人不仅要适应突然发生而且随处可见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而且在他们国家的经历中第一次面临着哲学观念上的挑战。他们对物质环境的变化是习惯的；对于世界观的崩溃却没有精神准备。他们不仅要把经济适应新技术的发展，使他们的社会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这方面的任务他们是熟悉的——而且要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符合新的科学和哲学原理。”〔509〕

那么，处于世纪之交的美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哲学、新伦理呢？17、18世纪以降，美国的旧移民们从欧洲大陆带去了资本、探险和开拓精神，同时也带去了欧洲传统的古典哲学和伦理价值观念。清教式的基督精神；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生活方法原则；理性主义的人生哲学；构成了这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杂交式新型国家所承袭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但是，尽管他们有着新的生活经验，尽管他们所面临的全新生活环境与文化需求，都曾迫使他们对这些传统做出了很大程度的“美国化”改造，却毕竟尚未创造出真正地道的“美国精神”和美国哲学。正是在即将告别19世纪而步入全新工业文明的历史性时刻，这种美国式的精神和哲学终于开始从欧洲文化母体中躁动，传统欧洲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这片急剧变化的土地上受到了挑战。如果我们粗略地审视一下罗伊斯（Josiah Royce, 1855—1916）与詹姆斯之间的哲学差异，就不难看到美国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伊始这几十年间“本土哲学”孕育并诞生的真实情景。

罗伊斯是美国现代哲学大厦的奠基者。但他的创造与其说是为独立的美国本土哲学设置蓝图，毋宁说是为建立这座新哲学大厦鸣锣开道，创造一种合宜的哲学学术氛围。这位被美国人称之为“严肃的”、“学究式的”哲学家，虽然是从美国落后的西部走来，却沉浸于豪华精美的德国式哲学传统，从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这些伟大的思想大师那里尽情地吸吮着理性哲学的乳汁，最终奉献给天性实际的美国人一座只能观赏而无法享受的思辨哲学宫殿。因此，他也就难逃为美国大众冷落的不幸命运。讲究实际的美国人清楚，皇宫虽美，却毕竟只能为少数权贵所逗留。有趣的是，詹姆斯这位久居都市、远游过欧洲诸国大都的绅士，却反而敏感地洞察到了19世纪美国人的这种普遍心理。他远遁德国古典哲学的深高莫测，执著地贴身于现代美国沸腾着现实创造热情和商业热浪的土地，终于创造出了一种“美国本土哲学”，这就是实用主义。詹姆斯使美国“首次脱掉了一种进口意识形态的印记”，因而被誉为美国“哲学的爱国者”〔510〕。

培里如是说：“罗伊斯在其经验上更像美国人，在其哲学上又更像欧洲人；而詹姆斯则在其经验上更像欧洲人，在哲学上更像美国人。”〔511〕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差异对比，其间恰好透视出美国哲学文化开始走向独立成熟的历史内涵：传统依附与新的创造、“进口”哲学与“本土哲学”、充满德国色彩的理性主义与适应美国现实生活的实用主义；……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切既是如此的交错混溶，又如此的鲜明迥异。历史的结果是：实用主义最终取代了欧洲理性哲学而占据美国哲学的宝座。这种胜利与其说是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理论竞争淘汰，不如说是美国现代社会生活对哲学的特殊要求和时代选择。还是康马杰一语道破真谛：“实用主义战胜了与之竞争的各种哲学体系，这倒不是由于实用主义具有优越的逻辑性，而是由于它的优越的现实性和实用性……”〔512〕

13.1.2　实用主义的生长与特征

詹姆斯实用主义哲学的确立，标志着美国本土哲学开始进入独立发展的新时期，迄至20世纪30年代，经詹姆斯、杜威等人的不懈努力，实用主义达到鼎盛时期，被称之为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然而，实用主义不仅仅是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殊产物，同时也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科学和哲学（特别是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影响的产物。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人类最突出的科学成就之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以丰富的经验观察材料和实验证实，第一次形象而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生长和人类自身形成发展的历程，使近代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得到了新的拓展，并揭示出相对的社会学方法的重大实践意义。作为这一科学成就的直接哲学反映，便是以斯宾塞、孔德等人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形成，它从哲学原理、方法论和道德价值等重大方面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传统功利主义伦理学推进了一大步。〔513〕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成为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养分，它们和美国自身的社会文化现实一起培育了实用主义这一美国式的哲学新品种。

历史地看，美国实用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大致地分为两个时期：创始时期与发展时期。

按詹姆斯的说法，实用主义是由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 1839—1914）最早提出的。〔514〕1878年1月，皮尔斯在《通俗哲学月刊》上发表《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一文，首先提出了实用主义的意义学说。他主张：“为了确定一个理智上的概念的意义，人们应当考虑一下从哪个概念的真理性中必然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结果，这些结果就构成了该概念的全部意义。”〔515〕从这种实用主义意义论或真理观出发，皮尔斯提出了以“假设、动作、实验”三要素为基准的“确定意义的基本原则”，亦被学术界称之为“皮尔斯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实际上预制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出发点和认识论基础，标志着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观开始形成。

如果说皮尔斯首次从一般理论或逻辑上提出了实用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那么，詹姆斯则是最早将这一新型哲学原则系统理论化，并从理论王国推向社会实际生活，从而使之在美国大众化社会化的第一功臣。从1898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哲学概念与实际效果”的著名演讲开始，詹姆斯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阐释、完善和宣传实用主义新哲学，公开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用主义。1907年，詹姆斯多年学术成果之集成的论文集《实用主义》一书出版，宣告了美国实用主义正式登上西方哲学文化舞台。从皮尔斯到詹姆斯是实用主义的创始时期。

此后，以杜威为杰出代表的大批实用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哲学理论。杜威堪称美国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卓杰的贡献表现在：他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实用主义哲学理论本身，而且：（1）依据这一哲学原理，提出了系统的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和价值论，成为美国历史上理论最为丰富和系统的一代宗师。（2）以其过人的理论修养和社会活动能力，使实用主义哲学走向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从哲学理论走向社会生活现实；从美国走向世界。为此，杜威被美国人民称之为“创立了第一和唯一真正的美国哲学体系的哲学家”〔516〕。是“哲学家们的哲学家”，“美国人的顾问、导师和良心”，“美国天才的最深刻、最完美的表现”〔517〕。

究竟作为美国“本土哲学”的实用主义是怎样的一种哲学？“实用主义”（pragmatism）这一概念源出于古希腊文“πραгμα”，指行动、行为、做和从事（undertaking）等意思。从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基本解释中来看，它是一种以个人的具体行为经验为基础的意义或价值哲学，一种“经验主义的态度”〔518〕。其基本特征表现为：（1）“求实主义”（practicalism）哲学观。实用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传统，但它不是一般地重复经验论原则，而是进一步将经验范畴具体化为个人、个人行动（或活动）及其境况的实效、权宜、方便等结果分析。它鄙视古典形而上学和抽象思辨的哲学世界观，主张一切从“实利”、“可行”和“效用”出发，来考虑一切与人生和社会相关的对象、活动、关系。因此，除了研究有益于人生目的之实现的思想、观念、欲望、心理和情感之外，哲学并无任何别的意义。为此，实用主义也被称之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或生活的“权宜哲学”。（2）真理（意义）多元论和相对论。“有用即真理”是实用主义的至理名言。“用”者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重意义和可欲求的价值，因而其真理意义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一切为我所用，一切偶然不定。哲学的崇高不在于“确定性的寻求”，而在于从不确定性中寻求多种可能性的真理和价值，为人们提供丰富的可能性机会和创造性余地。因之，实用主义鼓励冒险探索，力图展示不定的未来可能性前景，反对既定的原则和先验绝对的预设，反对因循守旧，故步自封。（3）个人主义价值观。实用主义哲学反对一切“整体性”和权威主义，崇尚“宇宙的不完整性”和事物的“特殊化”。意义存在于实效，价值在于个人创造。它立足于个人的行动和经验，把每一个人都视为生活的主角而不是一幕幻想剧中的配角。换言之，社会只是个人“表演”的舞台，且舞台本身并不是中心，它的意义只在于使个人的表演臻于充分和完善。所以，它偏爱个体、具体、特殊、创造、尊严、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厌恶一般、抽象、普遍、权威、屈从、依赖性和被动感。（4）行动主义实践观。实用主义突出人的行动（acting）、创造（making）和干（doing）的现在进行时态，强调过程、手段、条件、不断的实验和实践，不偏爱静止的目的、终结、暂时的结论和理论。换句话说，它所追求的哲学角色是动态的、实际的、不断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虚幻的和永恒的。永恒只可信仰，不可亲身经验。遥远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重要的是不断地实践和求索。行动就是一切。（5）“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实用主义始终自诩为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政治抱负”的新哲学。它将实用主义哲学推广到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学、宗教等各个领域，宣称以平等、民主、公平为其己任。但是，由于它偏执于“民主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民主，而不是经济上的民主”〔519〕这一自相矛盾的美国式民主观念，因而也难免其狭隘性和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