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是贯穿于现代西方宗教神学哲学，包括政治学和伦理学等诸学科在内的主要宗教理论之一，在现代西方哲学和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学派，而是直接受到梵蒂冈天主教会认可和保护的官方权威性哲学，具有正统神学哲学的品格。在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中充当着主要角色。这一前提，决定了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影响和地位远远超过其他宗教伦理学派。

15.1.1　圣·托马斯伦理学的传统预制

所谓“新托马斯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而言的。故而，了解圣·托马斯哲学的原本乃是我们认识新托马斯主义的历史前提。就伦理学而论，把握这种历史的联系尤其重要。美国当代著名伦理史家V. J. 布尔克谈到：“现代托马斯主义伦理学根源于13世纪多米尼克派修士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172〕

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 1225或1227—1274）出生于意大利罗卡塞卡（Roccasecca）的一个贵族之家，曾在那不勒斯大学执教，1243年参加多米尼克僧团。尔后，他先后在法国巴黎和德国科隆大学学习神学，师从中世纪开明神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193—1280）等人，后获神甫职位。不久，他又在巴黎、那不勒斯等大学以及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乌尔班四世和克里门四世的宫廷中讲授《圣经》和神学、哲学。他最大的功绩是接受了大阿尔伯特的哲学立场，对13世初经阿拉伯人之手再次传入欧洲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采取了宽容态度，从天主教会原有的反亚里士多德哲学立场转向利用亚里士多德哲学为宗教神学服务，使之与宗教神学糅合起来，建立自己系统的宗教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教会当权者所接受，而且也被给予极高评价，成为教会认可和推崇的新哲学。从此，托马斯的宗教哲学便逐步取代了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而成为神学正统，甚至被称之为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托马斯本人也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于1323年追封为“圣者”（Saint）。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授予他“天使博士”（一译“普世教会博士”）的雅号。

圣·托马斯的伦理学说主要是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基督教传统神学伦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有神论的目的论体系，其代表作品有《尼各马可伦理学诠释》、《反异教徒大全》（主要见诸该书第三卷）、《神学大全》等等。简要论之，其伦理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借用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与质料的学说，论证世界和人性的双重存在和双重本质。托马斯认为，世界的一切是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个别）的结合。可见，世界的本质是质料的、非形式的，它的背后是不可见世界、神的世界。不可见世界的本质是形式的，它高于可见世界。但是，不可见世界或曰形式的世界离不开可见的世界或现实的世界。相反，正是前者的作用使得后者得到发展。同时，纯粹的形式本身也有高低之分，最高者为神，天使次之，最低者是人的灵魂。作为存在者的人亦具有形式与质料的双重存在。灵魂（形式）使人具有人格，灵魂的拥有使人类处于可见的物质世界的顶峰。因此，人是形式的不可见世界与非形式的可见世界（亦即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的纽带，他因之也具有了灵与肉的双重本性。一方面，人的灵性使人分有神性；另一方面，人的肉体（质料）与灵魂（形式）相结合又使他具有自己的人性。这种双重的存在和本性使人既要过现世的生活，有着现实的幸福和德性，又有可能升入天国，享受天国的幸福和神学的德性。在现世的道德生活中，人靠理性或理解能力能够获得自行选择的自由意志，但他能否获得神学的德性则由神的意志决定。因此，人不仅要有获取现实幸福和德性的理性及自由意志能力，也要有求得救赎和天国幸福及神学德性所需要的信仰。

（2）托马斯部分地汲取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特别是他有关“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提出人的现实生活必然具有合群性和社会政治学的特点。他说：“人天然是个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动物要过更多的合群生活。”〔173〕社会和政治的生活是人在尘世生活中获得德性与幸福的基本生活方式，它的现实目的是使人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道德生活则是进一步通达天国幸福和神学德性的基本途径。所以从根本上说，人的社会生活最终只是通过道德生活而达到天国来世的生活。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道德生活，道德生活的本质则是来世的生活和神学的德性。故而来世高于现世，天国幸福高于现世幸福，最终是天国神学的德性高于现世的德性。

（3）进而，托马斯将人的德性追求分为两种：一种是尘世的德性；一种是神学的德性。他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四主德”理论〔174〕，提出了以“审慎、公正、节制和刚毅”作为尘世道德的四个基本实践德目。审慎代表人的理性能力和实践理智，是人获得实践德性的基本条件。公正是对理性秩序的遵从。节制是理性对情欲或灵魂对肉体的控制。刚毅则是这种控制所达到的以理化情的意志表现。然而，尘世的德性只是人生追求的一个方面。由于人有灵魂而与神相通，所以，他在分有神性的同时就意味着他追求着神圣的德性。

关于神学的或神圣的德性，托马斯则承袭了奥古斯丁等人的传统基督教伦理观，把信念、希望和仁慈视为神学之主德。信念是人在上帝的指引下而趋向“超自然的善的理法”，并把这种“理法”作为信仰的对象而执著追求。希望是沿着上帝指引的道路转向超自然的神圣目的的理想和热情。仁慈则是仰沐上帝恩泽，使人的意志达到神意所要求的普遍仁爱境界。托马斯认为，神圣的德性与尘世的德性既相通又相异。其相通处在于：无论是何种德性都能使人获得幸福，也都是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其相异处则是，尘世的德性只能使人获得尘世的幸福，它更多的只是一种身体的快乐和物质的满足，这对于人和人性的至善追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尘世的德性如同尘世的生活和世界本身一样，只能是相对的，唯神圣的德性才能使人超脱尘世，有希望在天堂中享受幸福。这种幸福乃是“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而不是眼见的物质满足和肉体快乐。

总之，托马斯在改装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修正了奥古斯丁等人的传统教父哲学和伦理学观点，提出了新的伦理系统。这一方面是他适应了13世纪西欧中世纪哲学精神的转化趋势，较开明地汲取了世俗哲学的成果。人们知道，从11世纪至13世纪的两百多年期间，由教会发动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不仅掠夺了东方世界的大量物质财富，也摄取了东方文化的不少精神营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古希腊晚期曾一度遭到冷落，但却在东方阿拉伯国家得到生存和发展。经过十字军东征，使得它得以重返故土。面对这一状况，当时教会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斥之以异端邪说，或纳之以新鲜血液。当时著名的神学家大阿尔伯特是后一种态度的代表，作为其门第，托马斯也深受其影响，并自觉地洞察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可供神学利用的因素。

另一方面，13世纪初，宗教内部矛盾激发，教派间纷争不断，给新思想新观念的渗入留下了空隙。随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初步松动，教会受到了越来越强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内外交困的状况，迫使教会对原有的正统学说进行相应的改造，教父哲学传统受到挑战。这是托马斯得以系统研究并采纳亚里士多德乃至斯多亚派的世俗哲学成果的外部环境。自公元5世纪基督教登上西欧社会意识形态宝座以来，终于出现了第一次内部的理论更新运动。它实际已经预示着正统宗教神学之不可动摇和更改的时代行将终结，甚至也预示着稍后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即将来临。

应当认识到，托马斯的新体系虽然还只是传统宗教伦理学内部的一次新尝试，但他所做的努力已经脱出了正统宗教神学的范畴。他对两重世界、两种德性和两种幸福的双重承认，显然脱出了安瑟伦式的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他对理性和自由意志的肯定，特别是其“先理解后信仰”的主张，不仅是对原有的“先信仰后理解”之正统教父哲学信条的简单颠倒，而且也是对人类世俗要求和世俗伦理的重大让步。它使世俗道德生活和幸福追求相对合理化、合法化，大大增强了宗教神学伦理对人类道德生活和行为的干预能力和实际亲近感，客观上也维护了宗教神学的权威。

因此，他的哲学和伦理学才有可能成为而后西方宗教哲学的主导。历史地看，这一学说既是宗教神学的一次新的综合，也是一次新的传统改组和预制：它所取得的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使它更切近社会生活实际，而它所保持的宗教理想精神又使它得以保持超越现实、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的“理论特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托马斯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可能性前提，使它成为新时代条件下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主要理论源头。

15.1.2　新托马斯主义伦理学的现代流变

13世纪以后，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被罗马天主教会奉为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但迨至16世纪，它一直受到教会内外的批判和冲击。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批判天主教会的暴行逆施开始，进至批判托马斯经院哲学的封闭守旧和僵化教条。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思潮则对这一正统神学展开了强烈的抨击。随之，代表欧洲新生社会力量的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凭借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向经院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近代法国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的勃兴，和稍后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使宗教神学陷入空前危机，几近灭顶之灾。1871年著名的法国巴黎公社运动公开颁布了反宗教的法令，沉重地打击了宗教教会。可以说，从16世纪至19世纪初，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的西欧教会从组织、政治和理论上都处于深刻的危机状态，这是托马斯主义的灾难性时代。

罗马教皇利奥十三岁（Lio ⅩⅢ，1810—1903）即位后，为挽救宗教于日落将倾，在1879年发布了《天父神谕》（一译《永恒之父》），而此神谕的副标题便是：“按照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他号召一切天主教的组织机构大力展开宣传托马斯主义的运动，再一次肯定托马斯学说为天主教正统学说，规定在所有天主教会学校讲授其哲学。不久，他还下令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重新出版托马斯全集。1880年，他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所有天主教学校的守护者”。随后，他倡导在欧洲建立各种托马斯学说的研究宣传中心。罗马的“圣托马斯学院”率先成立，随之在比利时卢汶大学开设“圣托马斯高等哲学课程”（1882），并相继成立了“卢汶哲学协会”（1888）、“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1889）、“梵蒂冈圣托马斯学院”、“法国巴黎天主教神学院”等学术宣传机构。1894年1月，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创办了《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946年改名为《卢汶哲学评论》），并在该杂志第一期上刊登了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Desire Mercier, 1851—1926）的《新经院哲学》一文，该文首次正式提出了“新经院哲学”和“新托马斯主义”这一概念，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正式诞生。1924年，一位法国新托马斯主义者撰写了《回到托马斯·阿奎那》一书，鲜明地反映出当时新托马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和意图，用曼尔西埃的话说，就是“努力使托马斯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体现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上”〔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