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法追求，我们看到，存在着这样两种方式的词句结构：其一是致力于语词含义的明晰性、准确性，句子篇章富有逻辑性、思辨性；其二是有意模糊语词的内涵与外延，造句自由而随意，没有固定的规则，全篇各句之间的关系以“并列”为主，非逻辑，非因果。前者发挥了语言追踪主观思维运动、以言尽意的“明辨”功能；后者则分明保持了语词与主观思维的距离，陈述无意直奔主题，组词成句、联句成篇的语法规则都不重要，谨严有序的语言法则仿佛可以变通，甚至“忘却”。参照一些学者对古典诗学的阐释，我把这两种文法追求分别概括为“明辨”和“忘言”此处参考了韩经太：《中国诗学与传统文化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简称就是“辨”与“忘”。

应当说，语言的“辨”和“忘”对于诗歌创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从总体上看,“明辨”和“忘言”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又属于两种循环往复、交替出现的文法追求。大体说来，唐以前的古诗“明辨”，唐诗宋词“忘言”，宋诗又“明辨”,“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叶燮《原诗·内篇》)。

从诗骚到魏晋，中国诗歌的用词一般都含义清晰、明确、单纯，词类的灵活转用也相对少见，以至在整体上没有多少含混模糊之处。如屈骚以异常丰富的、充满奇情异想的辞藻而著称，但这些辞藻又都包含着明晰的政治道德意义，在表达“内美”、“修能”的意向上并不会产生多大的歧义。从句子来看，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名词、动词、形容词、关系连词等一应俱全，且基本上都遵循了“主—谓—宾”的规则，显得完整有序。如《古诗十九首》的“浮云蔽白日”、“西北有高楼”、“客从远方来”、“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从整首诗来看，句子与句子之间以两种方式构成：一是时间推进，一是因果相生。前者如王粲《七哀诗》其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后者如《古诗十九首》之“回车驾言迈”:“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诗的词、句、篇的这些特征在整体上实现了文意的明晰感、顺畅感和流动感。

自南北朝时代的“山水诗”、“咏物诗”萌芽到唐诗宋词，趋于成熟的是另外一种新的文法追求。在这里，诗歌的语词被赋予了更丰富也更复杂的意蕴，它既属于文化，又属于自然，既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又往往保持了第一次感受自然的新鲜感。在人文传统与客观自然的丰富语域里，语词失去了固定的一一对应的意义，给人多层面多方向的联想，如“杨柳”一词给人以轻盈飘逸的感受，同时又寄寓了男女情爱的文化内涵，如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竹枝词》其一)，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明媚动人的环境与内心的柔情蜜意相交织，极大地丰富了语词的审美信息。类似的语词不胜枚举，如凄清的“春草”(与“离别”相联系)、缠绵的“杜鹃”(与“思归”相联系)等。有时诗歌还故意造成语词意义的分歧，让人把玩不已，如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君”究竟是友人还是前文的“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于语词的属性则又灵活多变，汉语的一些基本属性如动词不分性、数、格，动词无人称时态、体式之别等，都在唐诗宋词中尽情展现。名词、动词、形容词又彼此转用，如“渭城朝雨浥轻尘”系形容词作动词(王维《渭城曲》),“东边日出西边雨”系名词作动词(刘禹锡《竹枝词》),“西楼望月几回圆”系形容词作动词(韦应物《寄李儋、元锡》)。组词成句的方式更是自由随便，古体诗中“主—谓—宾”的秩序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谓宾有时就很难分辨清楚，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有的句子甚至由一系列的名词组成，毫无语法性的连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温庭筠《商山早行》)，句与句之间的时间或因果关系被大大地冲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语词对应关系之上的和谐。有关词性上的相同，句子在语意上的对仗，以及内在结构的一致都决定了这些诗行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并列的，跳跃的。这些词、句、篇的文法特征，实际上是在不同的层次上消解了“语法”的严密性、逻辑性，让诗意飘浮于模糊、朦胧的空间。

接着，宋诗却在一系列的文法追求方面显示出了与唐诗宋词的区别，它把词、句、篇重新纳入到思维运动的波澜起伏当中,“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实则是赋予诗歌语言鲜明的主观思辨色彩,“以腐朽为神奇”的创意让语词的内涵必然变得清新明确，议论化的陈述也使得语词的组合方式必须遵从严格的语法规则，句与句之间的逻辑推进效果比较明显，同讲究感兴、推重含蓄蕴藉之风的唐诗宋词比较起来，宋诗的语言自然就显得直露、干瘦甚至生涩了。如黄庭坚答和苏轼的一首诗:“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不过，直露、干瘦、生涩却也正是“明辨”的必然结果。

中国古典诗歌“辨”与“忘”的文法追求至此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钱钟书：《诗分唐宋》，见《谈艺录》，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诗分唐宋”从某种意义上看，其实就是诗分“辨”与“忘”,“辨”与“忘”的循环往复，大体上概括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法追求。

我们注意到，中国现代新诗的文法追求也具有“辨”与“忘”的二重性。

初期白话新诗的文法追求侧重于“辨”。胡适说,“诗界革命”必须完成三件事，其中的第二条就是“须讲求文法”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尝试集》，1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他如此突出语言自身的内在规范，当然是“辨”而不是“忘”。胡适特别看重叙述性强、语法规范明确的语言:“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尝试集》中许多诗歌都语意清晰，句法层次鲜明，从逻辑上讲更像是分行抄的散文:“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老鸦》)类似的文法追求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也比较突出，如俞平伯《春水船》:“我只管朝前走，/想在心头，看在眼里，/细尝那春天底好滋味。”刘半农《相隔一层纸》:“屋子外躺着一个叫化子，/咬紧了牙齿，对着北风呼‘要死’!”康白情《车行郊外》:“好久不相见了，/又长出了稀稀的几根青草；——/却还是青的掩不了干的。”周作人《画家》:“可惜我并非画家，/不能将一枝毛笔，/写出许多情景。——”

大约从五四后期开始，中国现代新诗逐渐减弱了追踪复杂思维的努力，模糊的诗意、整体性的朦胧感受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于是,“忘言”的文法追求开始出现了。在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里，现代汉语的坚硬结构第一次被软化。《繁星·一三八》:“夏之夜，/凉风起了!/襟上兰花气息，/绕到梦魂深处。”夜、风、兰花、梦魂，这些语词似乎已经超越了因果逻辑链条的束缚，而就是这种超越带给了它们丰富的审美信息。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新月派、象征派诗人则进一步“忘却”了语法的严密性，让词义、句子结构、篇章逻辑都处于松松散散、飘忽不定的状态。如徐志摩《再别康桥》的名句:“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超常规的词类活用，是陈述句却又缺乏清晰的合乎逻辑的语意，纯粹暴力式的语言结构，这都表明诗人无意辨析自身思想的繁复性、矛盾性，诉诸读者的是情感的总体色调。从《再别康桥》全诗来看，悄悄、别离、沉默之类的语词与依依不舍、流连徘徊的情绪成为了和谐的一体，单个语词释放出的信息量就是“诗意”本身，至于按照严密的语法规则组词成句，似乎倒与全诗的朦胧情调不相吻合了。类似的句子又如林徽因《情愿》:“但抱紧那伤心的标帜，/去触遇没着落的怅惘；/在黄昏，夜半，蹑着脚走，/全是空虚，再莫有温柔。”饶孟侃《惆怅》:“徒然的千呼万唤，/只空山和你答话。/转眼又是个黄昏，/惆怅充满了天涯。”王独清《但丁墓旁》:“那光阴是一朵迷人的香花，/被我用来献给了你这美颊；/那光阴是一杯醉人的甘醇，/被我用来供给了你这爱唇……”冯乃超《现在》:“我听得在微风之中/破琴的古调——琮琮/一条干涸无水的河床/紧紧抱着沉默的虚空。”这类诗句还表现出了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文法特征：往往是前一个句子与后一个句子各自独立，即非时间关系也非因果关系，它们的联络完全依赖全诗的整体的“意境”，依赖读者超越时空的“意合”，这很容易就让人想到近体律诗相邻两个句子的对照映衬关系。

“忘言”在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戴望舒认为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卞之琳说他怕公开个人的私情，早期抒情诗里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换参见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见《雕虫纪历》，3页。；何其芳事实上也略去了语言的“链锁”,“越过了河流并不指点给我们一座桥”何其芳：《梦中道路》，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从文法追求的角度来看，这都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自觉地颠覆语法规则，追求语词的含混、句子连接的非逻辑化。正如废名的比喻，诗就是一盘散沙，粒粒沙子都是珠宝，很难拿一根线穿起来。参见冯文炳(废名)：《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见《谈新诗》。与新月派、象征派比较，现代派诗歌显然更是精益求精地雕琢那些“并列”的词句。通过对传统语言的借鉴，通过对词性的“忘却”，通过对句子篇章的“省略”和调整，现代派诗歌较多地营造了近似于唐诗宋词式的“意境”理想。有时，这些诗歌也继续使用汉语中具有鲜明逻辑性的连词、副词，却又别出心裁，恰到好处地消解了其中的思辨因素，显出一种超越语言规则之后的圆润与浑融。如卞之琳《候鸟问题》:“叫纸鹰、纸燕、纸雄鸡三只四只/飞上天——上天可是迎南来雁?/而且我可是哪些孩子们的玩具?/且上图书馆借一本《候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