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由于受到了来自古典诗歌传统、汉语言自身稳定性及与之相关的基本哲学思维的影响，中国现代新诗的文法特征显著地表现为“辨”与“忘”这两重因素的循环往复。不过，现代文化自身的演进趋势同样不容忽视。由于现代文化发展的推动，这两重因素的存在和循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色，值得我们加以辨析。

首先，西方诗歌文化的引入给新诗的明辨式追求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

从中西诗歌文化的比较来看,“明辨”可以说是西方诗歌始终不渝的文法追求。西方语言很早就走上了拼音化的抽象思维之路，这种追求也早在古希腊时代就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阐述清楚了，其影响直到现代的象征主义诗歌仍绵延不绝。对照中国古典诗歌的“辨”与“忘”，西方诗歌文化的明辨式追求显得格外的干脆和彻底。从历史事实看，中国古典诗歌“辨”与“忘”的关系倒是彼此过渡的，其间还多有交织和黏着。在语言自身的发展程序上，汉语保留了初级阶段(表意、象形)的主要特征摩尔根《古代社会》认为，文字符号之发展过程可分为五段：“一、手势或个人符号语言；二、图画文字或表意符号；三、象形文字或约定俗成的符号；四、表音的象征文字或用于简单记事的音符；五、拼音字母或书写下来的声音。”，因而反逻辑重意合的“忘言”式文法追求实在又是中国语言艺术的最高典范，它牵掣和影响着“明辨”式追求的发展，不仅决定了古体诗向近体诗过渡的必然性，也使得宋诗的“反传统”能量有限。明辨的宋诗同时包容了盛唐以来的“忘言”的某些因素，比如语词的多重文化内涵(典故)，组句成篇的均齐、和谐感及其相应的“并置”效果等。

在汉语诗歌自身的发展史上，中国现代新诗无疑是最具有“明辨”意识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输入了西方式“明辨”精神的血液，中国新诗的“明辨”式文法追求还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独立品格——它一方面努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更深厚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反思、批判着中国传统诗歌的“忘言”。中国现代新诗“明辨”形态中的“忘言”因素已经减少到了汉语文学史上的最少程度，日常口语大规模地涌入诗的境地，它明快、清晰、鲜活，不能不对语词固有的悠远的文化内涵形成冲击；对西方文学逻辑性语言的译介，也迫使中国诗歌创立了不少新的逻辑性鲜明的词汇，连词、介词的显著增加使得句子获得了鲜明的层次感、程序感，加强了语意的线性推进效果。与上述语言自身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是思维方式的嬗变。在现代中国巨大的文化危机与文化冲突当中，中国文化人竭力想摆脱传统的压力，寻找新的价值标准、新的理性之光，所以，在整个现代中国，价值观的讨论、价值性的判断总是如此的深入人心，动人心魄!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中国诗人中的影响是超流派的，比如，当中国诗人需要全面、清晰地阐述自己的价值观，需要进行有层次有逻辑的抗诉、辩驳或直抒胸臆时，那些长短不齐、参差错落的自由式、推进式句子便应运而生了，它从整体上瓦解了传统诗歌句式的均齐性、并置性。为了追踪主观意志，有的句子还一再拉长，如车轮般滚滚向前，它信息量大，逻辑严密，给人极大的感染力。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这样的句子几乎在各个流派的多个诗人那里都出现过，如胡适《送叔永回四川》：“这回久别再相逢，便又送你归去，未免太匆匆!/多亏得天意多留你两日，使我做得诗成相送。”沈尹默《人力车夫》:“出门去，雇人力车。街上行人，往来很多；/车马纷纷，不知忙些甚么?”郭沫若《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闻一多《李白之死》:“他翻身跳下池去了，便向伊一抱，/伊已不见了，他更惊慌地叫着，/却不知道自己也叫不出声了!”戴望舒《断指》:“他的话是舒缓的，沉着的，像一个叹息，/而他的眼中似乎是含着泪水，虽然微笑是在脸上。”穆旦《玫瑰之歌》:“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钮扣。”蔡其矫《肉搏》:“第二年，在那流血的地方来了一只山鹰，/它瞅望着，盘旋着，要栖息在英雄的坟墓上。”

在强劲的明辨精神及其浓郁的文化背景中，忘言式的文法追求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特点。

中国古典诗歌的忘言式文法，在语词、组词成句、联句成篇方面均有丰富的表现。每一个细微的语言结构单元都尽力保持多义性、模糊性、并列性，以便与诗歌美学上的含蓄蕴藉、婉曲朦胧相适应。中国现代新诗的忘言式文法追求也试图在每一个细微的语言单元上都有所作为，但事实上，由于思维形式及语言本身的嬗变，又并非总能成功，现代诗歌的“忘”往往也需要采取另外的补救措施。

从语词来看，口语、俗语词汇被广泛采用，其特有的浅明性较多地代替了传统语汇固有的多义性、模糊性，一些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语词反倒成了语言支流中的一个个孤岛，突兀而起，引人注目，而对语词多重意蕴的运用也带上了比较鲜明的刻意性，不如古典诗歌来得自然、贴切，如卞之琳《音尘》:“绿衣人熟稔的按门铃/就按在住户的心上：/是游过黄海来的鱼?/是飞过西伯利亚来的雁?”不用怎么解释，我们也能悟出游来的鱼和飞来的雁是某种“外来信息”的具象，同时，诗人又巧妙地借用了古语“鱼雁传书”的意义，这两个语词的内涵由此得以扩展，不过，同古典诗歌比较起来，卞之琳显然特别地突出了鱼和雁，以期引人注目，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人工痕迹就势不可免了。

同样，白话口语的叙述性和社会交际功能使得组词成句不得不遵循比较严格的语法规范。在现代，完全超越词性的语词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枯藤老树昏鸦”式的语词排列毕竟难以显示新诗之“新”来，那么，中国现代新诗如何实现语词的自由性呢?我认为，其主要方法是：在主谓宾明确、基本逻辑清楚的格局中，恰到好处地调动个别语词的自由性，以句中少数词语的词性活用或出乎意料的搭配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并在这一瞬间挣脱日常语法的锁链。前者如“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徐志摩《云游》，形容词作名词),“叹息似的渺茫”(林徽因《别丢掉》，形容词作名词),“你秀媚的眼光灿烂在黑暗里”(胡也频《别曼伽》，形容词作动词),“五百里的水波澎湃着”(胡也频《洞庭湖上》，形容词作动词),“我的忧愁随草绿天涯”(卞之琳《雨同我》，形容词作动词),“窗子在等待嵌你的凭倚”(卞之琳《无题二》，动词作名词),“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何其芳《秋天（一）》，形容词作动词),“秋天梦寐在牧羊女的眼里”(何其芳《秋天(二)》，名词作动词)。后者如“我想攀附月色”(徐志摩《山中》),“吹落那一天的日月星辰”(孙大雨《一支芦笛》),“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林徽因《灵感》),“新年等在窗外”(林徽因《忆》),“我凝固着像岸边一块石头”(陈梦家《哀息》),“古钟飘流入茫茫四海之间”(穆木天《苍白的钟声》),“摘你底泪珠”(冯乃超《月光下》),“淡淡的微风葡匐我发上”(蓬子《苹果林下》),“彷徨了安静的渔舟”(胡也频《洞庭湖上》),“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断章》),“在月夜，我要猜你那儿/准是一个孤独的火车站”(卞之琳《音尘》),“我喝了一口街上的朦胧”(卞之琳《记录》),“别人豪欢而我阑珊”(常白《看灯》),“迢遥的，寂寞的呜咽”(戴望舒《印象》),“穿过白露的空气，如我叹息的目光”(何其芳《秋天（一）》)。

关于联句成篇的“忘言”方式，中国现代新诗也有多方向、多层面的创造。

追求句与句之间的并呈效果，这是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篇章结构方式，在中国现代新诗里，这一方式继续使用。如“我亦想望我的诗句清水似的流，/我亦想望我的心池鱼似的悠悠”(徐志摩《呻吟语》),“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孤僻林里闲开着鲜妍花，/细香常伴着圆月静天里挂”(林徽因《灵感》),“悲哀衣了霓裳轻轻跳舞在广阔的厅间/黄昏静静渡过枝梢叶底悄悄阑入空寂的尘寰”(冯乃超《悲哀》),“隔江泥衔到你梁上，/隔院泉挑到你杯里，/海外的奢侈品舶来你胸前：/我想要研究交通史”(卞之琳《无题四》)，“开落在幽谷里的花最香。/无人记忆的朝露最有光。/我说你是幸福的，小玲玲，/没有照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何其芳《花环》)。

不过，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国现代新诗里，由于前文所述的一系列语词与句子的多义性、模糊性受到了较大的限制，现代诗歌已不大可能如古典诗歌那样简洁省力。也就是说，在一个简单的句子里，它还不能完全传达出层次、逻辑都相当清晰的语意，于是，现代诗歌一个集中的文意往往需要分配在好几个分行的句子里，如“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飏，飞飏，飞飏，——/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徐志摩《雪花的快乐》)。一个“假如”用五个分行的句子来阐述。再如“小镇上有两种声音/一样的寂寥：/白天是算命锣，/夜里是梆子”(卞之琳《古镇的梦》)。“我不懂别人为什么给那些星辰/取一些它们不需要的名称，/它们闲游在太空，无牵无挂，/不了解我们，也不求闻达。”(戴望舒《赠克木》)这样，需要我们“意合”的就不完全是相邻的两个句子了，意义的并置很可能是前后的两个句义群(一个句义群由几个分句组成)或者两个段落。

句义群的并置和段落的并置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诗普遍采用的“忘言”方式。

现代汉语语意繁复，句式参差错落，这显然又为“并置”增加了难度，它再也不能依靠古典诗歌的均齐、整一及粘对方式来暗示相互的应和关系了。那么，靠什么手段来予以补救呢?现代诗人又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即适当重复句子(或一个句义群，一个段落)当中的某些语词(以开端的语词较多)，造成一种相近的语言结构模式，以暗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如：

句与句的并置:“一缕一缕的心思/织进了纤纤的条条的雨丝/织进了淅淅的朦胧/织进了微动微动微动线线的烟丝”(穆木天《雨丝》)。

句义群与句义群的并置:“我昨夜梦入幽谷，/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我昨夜梦登高峰，/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徐志摩《哀曼殊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