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鲁迅眼中，中国诗歌传统究竟有什么样的缺陷呢?

请看鲁迅对中国古典诗歌之源的《诗经》、楚辞的评论:“《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民厚重，故虽直抒胸臆，犹能止乎礼义，忿而不戾，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虽诗歌，亦教训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见《鲁迅全集》，9卷，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又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鲁迅：《坟·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1卷，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这里，鲁迅深刻地分析了《诗经》的中和之美，鲁迅认为，就其原初形式而言是“其民厚重”使然，但之所以在古典诗歌史上绵延不绝则纯粹是“历史误会”之结果。屈原的楚辞传统呢，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坟·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1卷，69页。。总而言之，无论就哪一方面的力量而言，都将中国古典诗歌牵引着进入了克制、压抑感情的有限空间当中。

鲁迅提出，要发展中国现代新诗乃至建设整个现代中国文化都必须突破这层美学规则的束缚。1905年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的第一篇诗歌评论，这篇评论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其一是将诗歌发展引入到整体文化建设的框架当中，通过诗学问题的“扩大化”讨论,“欲扬宗邦之真大”。其二即是断言“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即从整体文化精神方面革故扬新,“别求新声于异邦”，以西方的魔鬼精神取代中国固有之“平和为物”。鲁迅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鉴于此，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首先需要呼唤“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界之战士”，这样的诗人、文化人都有着“美伟强力”,“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既然“平和为物”实“不见于人间”，那么为什么这一诗歌美学追求在中国又如此地深入人心呢?鲁迅认为，这是因为在文明时代,“化定俗移，转为新懦，知前征之至险，则爽然思归其雌，而战场在前，复自知不可避，于是运其神思，创为理想之邦……”就是说，这是“人文化”时代的中国人“新懦”之际“运其神思”的自我欺骗，因而实在是对现实生命的漠视和背叛。

这有两种形式的表现。

其一是故作超脱，即投入自然的怀抱而忘却了作为生命实体的自我。如果说“文以载道”的儒家伦理政治观对中国“文”的影响较大，那么自老庄以降的道家超脱主义则对中国“诗”的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现代中国，自觉自愿地捍卫儒家功利主义文艺观的恐怕寥若晨星，而真诚地沉醉于道家美学情趣的诗人、诗哲则不可胜数。宗白华1920年把新诗定义为:“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而所谓的“诗的意境”就是“诗人的心灵，与自然的神秘互相接触映射时造成的直觉灵感”宗白华：《新诗略谈》，载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这恐怕是开启了中国现代诗论返回道家文化的先河。以后康白情、穆木天、朱湘、周作人、梁宗岱、戴望舒、朱光潜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肯定和发展了投入自然、寻求物我间微妙共振的诗学理论。如果说它们与传统诗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一些现代诗论在表述上引入了西方“神秘主义”的概念，不过，由于他们大都没有真正接受隐含在这一西方诗学概念背后的宗教精神，因而在事实上,“神秘”也绝对中国化了，实则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番描述罢了。徐志摩1924年译介波德莱尔《死尸》时议论道:“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又说这种神秘的音乐就是“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载1924年12月1日《语丝》。。为此，鲁迅特地发表了《“音乐”?》一文予以抨击。文章提笔就是:“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鲁迅：《集外集·“音乐”?》，见《鲁迅全集》,7卷,53页。寥寥数语，即点出了人所无法“超脱”的现实性!人既无缘超脱，诗亦如此。现代中国的诗歌应当表现现实生活的“血的蒸气”，我们需要的不是mｙｓｔｉｃ而是“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摩罗诗力!不理解鲁迅诗论特有的历史意识，就很难接受他对徐志摩的批评。

也是出于同样理由，1936年，鲁迅又在上海《海燕》月刊发表长文，批评朱光潜诗学的“静穆”说。朱光潜广涉中外文学现象，提出静穆(Sｅｒｅｎｉｔｙ)是诗的最高理想。鲁迅则反驳说:“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见《鲁迅全集》，6卷，427、4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回顾中国古代诗论，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习惯于把诗引向某种“极境”，朱光潜诗论的无意识承袭性就在这里，而鲁迅机警过人的眼光也在这里。

中国现代诗歌漠视现实生命的第二种表现是诗的贵族化。从灵动活泼到清高自榜，从海阔天空到象牙之塔，这似乎又是中国诗歌“古已有之”、循环不已的梦魇。鲁迅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致姚克》，见《鲁迅全集》，12卷，339页。果不其然，梁实秋在五四白话新诗的“民歌风”一过就提出:“诗国绝不能建筑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诗是贵族的”梁实秋：《读〈诗底进化的还原论〉》，载1922年5月27日《晨报副刊》。。针对这样的新诗文化心理，鲁迅基本上同意了文艺创作的民间化、大众化趋向:“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6卷，95页。

但是，我又认为，鲁迅在同意“民间化”、“大众化”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过作为一位文化人、一位新文化的启蒙者所应有的思想水准和价值观念——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同样不乏民间化的追求,“照新的发展旧路，新诗该出于歌谣”朱自清：《新诗杂话·真诗》，作家书屋1947年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但是无论哪一次的民间化运动，都未能真正改造中国诗歌的本质精神，倒是反过来证明了贵族化的必要性。于是，民间化—贵族化终究构成了生生不息的恶性循环。鲁迅认为这是因为这样的民间化、大众化一味迎合大众的胃口，一意成为“大众的新帮闲”而丧失了作为文化人应有的认知水平。“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鲁迅还深刻地分析道：这样的“大众帮闲”反过来却“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见《鲁迅全集》，6卷，101、102页。。可见，一味迎合大众胃口的“帮闲”倒是在潜意识里轻看大众，以贵族自居——帮闲化与贵族化原来竟有这样的一致性!

这样，鲁迅不仅仅在所谓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诗歌中揭露贵族化，也特别注意在一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诗歌中开掘出其贵族性的心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见《鲁迅全集》，4卷，2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形成中国诗歌漠视现实生命形态的心理因素是传统诗人自觉不自觉的虚伪性，并由这创造者的虚伪弥漫影响了接受者的虚伪。鲁迅曾分析过“瞒”和“骗”的大泽是如何在全社会蔓延开来的:“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坟·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1卷，240~241页。1925年，鲁迅向许广平谈到现代诗坛的印象:“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虚伪的‘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鲁迅：《两地书·三四》，见《鲁迅全集》，11卷，1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由是,“真”成为鲁迅对中国现代新诗的第一要求。“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见《鲁迅全集》，7卷，300页。“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4卷，15页。殷夫诗集《孩儿塔》在技巧上算不得精巧圆熟，但鲁迅却为它写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篇现代诗集序言，与其说它的意义在于政治斗争，毋宁说更在于文化品格的跃进。殷夫的诗歌虽然还略显稚拙，但比较起雄踞20世纪20年代中国诗坛的其他诸流派诗人来，却自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是真诚的愤怒、真诚的抗争,“怪鸱的真的恶声”实在要比衰弱无力、“古已有之”的风花雪月好得多!这样的诗路一旦比较健康地走下去，或许就是中国新诗的将来，所以鲁迅强调:“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见《鲁迅全集》，6卷，494页。

对诗的真诚性的呼唤形成了鲁迅前后阶段对现代情诗的不同态度。五四前夕，他赞扬一位少年反抗包办婚姻的散文诗《爱情》是“血的蒸气”，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热风·四十》，见《鲁迅全集》,1卷,321、322页。。1922年他为汪静之《蕙的风》辩护，抨击所谓“含泪”的批评家。参见鲁迅：《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见《鲁迅全集》,1卷,403页。后来，当现代情诗堕入空洞无物乃至庸俗无聊的窠臼时，鲁迅又特别惋惜，因而显出一种特别的嫌恶之情，他曾于1924年发表了一首“拟古的新打油诗”，有意戏拟当时流行的失恋诗,“开开玩笑”鲁迅：《三闲集·我和〈语丝〉的始终》，见《鲁迅全集》,4卷,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