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都必须研究现实所面临的新问题，以求得自身的发展。但同时，也都有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这后一个问题，形式上是面向过去，实质上也完全是为了社会的现在和将来。

历史是不会重演的。黑格尔对此曾提出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一个人经历幼年、少年、青年、成年，虽然都是同一个人，但一个成年人若想重复前此各生命阶段是不可能的。虽然历史不能重演，但历史毕竟是现实发展的根源。特别是，有些今天作为历史的而当时作为现实的东西，其意义往往在当时不大容易得到完整的评价，甚至完全不被理解。如前所述，有些深刻的东西，甚至需要以后很多世代才能被逐渐消化。例如，中国春秋末期老子的著作，被称为“五千精妙”的《道德经》(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又有人提出应称《德道经》)，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研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这说明，从具有启发性和可发挥性上看，老子的著作是一部思想内容相当深刻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现今在西方物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史家中间，正在兴起一股崇尚东方哲学的热潮，特别是对于以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思想感到极大兴趣。在他们看来，现代物理学的许多新发现是传统的西方理论所解释不了的。相反，在以内省为特征的东方智慧这里，例如在道家、佛教等东方的哲学思想中，却找到了打开难题大门的钥匙。注9

因此，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遗产，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黑格尔在这方面有哪些贡献？首先必须指出，黑格尔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本身的看法是唯心主义的。他从理念是宇宙的本原的前提出发，总是把一切历史最终都归结为理念外化的某种展现，而这展现又都是向本原理念的“回归”。但是，这并没有割断他对于各种真实历史的深入研究。相反，在他关于概念的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论述中，往往倒映出真实历史的联系和发展。在黑格尔之前，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无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受到旧形而上学观点的统治。在历史中即使看到运动变化，也视为偶然事件的更替和重复，很少看到历史运动变化中的联系和发展。因此，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考察历史，从而认为历史有内在规律性，黑格尔在历史上堪称是第一个人。恩格斯对此极为称赞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并且黑格尔这种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注10。

思维的科学在本质上都是历史科学。这个科学论断是恩格斯明确提出来的。但是，在著作中首先和全面体现这个思想的人，却是黑格尔。正是他，在自己包罗万象的体系中追述了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历史联系和发展。这种联系和发展，从形式上看，虽然都是他的逻辑学中概念联系和发展的体现，甚至黑格尔自己也把那些纯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部门称为应用逻辑学，以致把它们都看成哲学的种种特殊部门，称它们为艺术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但是，在实质上，黑格尔不过是借此形式认真地考察了上述各学科的历史发展，第一次把它们真正当作历史科学来对待。就此而言，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是千真万确的。

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历史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构成每一社会基础的生产方式。因为，归根结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包括各种文化艺术形态)是由它来决定的。这个伟大的科学发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的。黑格尔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在这方面有许多天才的思想闪光，或者说有许多向这个伟大科学思想趋近的思想，例如他关于实践包括并高于认识的思想，关于工具制造在历史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思想，等等。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黑格尔距发现生产方式作为每一社会基础的思想还很遥远。不过，在历史的研究中还必须看到历史发展的另一个侧面，就是为生产方式最终决定的思想文化发展，还有其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对于历史的发展，包括对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还有其不容忽视的反作用。正是在这后一方面，黑格尔有其深刻的洞察。

也就是说，必须明确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但并非唯一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状况、文化背景等等，在社会发展中也是重要条件。而且越是古代，这些条件越显得重要。因此，对于以往一些思想家在不知道唯物史观的情况下强调这些条件的重要性，不能一概都斥为唯心史观，或者简单地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等帽子。应当说，在一段时间里，这种貌似“彻底的唯物史观”的论说使我们的研究避开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然而，这种“彻底的唯物史观”不过是把辩证的唯物史观绝对化，变成机械决定论。它抛弃了被决定者的反作用，也抛弃了其他历史条件的重要作用，从而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黑格尔正是在关于地理环境、民族状况和文化背景的论述中，从历史角度揭示了迄今仍然能给人以启迪的思想。下面仅以他关于古希腊文明兴起的条件的论述来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黑格尔对于古希腊有特殊的爱好，也有很深刻的研究。在探讨古希腊文明兴起的原因时，他对于吸收先进思想文化与民族混合两个问题特别注意。在黑格尔看来，这正是古希腊文明之所以繁荣的两个重要条件。

首先，黑格尔认为，古希腊文明的兴起及其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促进，并不是自身孤立进行的，而是同广泛吸收别的民族的先进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在古希腊跨入文明繁荣的历史门槛之前，它与周围的一些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当时，埃及、印度、叙利亚、波斯等，在思想文化发展上都比希腊处于先进的地位。但是，希腊后来居上，它繁荣起来，并在许多方面超过当时各先进的国家，以致成为今天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摇篮。从黑格尔的探讨中可以看到，古希腊的发展在思想文化上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就是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其二，就是在这种广泛吸收中不仅没有失掉自己民族的个性，而且发展了自己民族的个性。黑格尔指出：“希腊人从印度、叙利亚、埃及取得了各种观念，乃是历史上的事实，同时希腊观念是希腊人自己所专有，同样是历史上的事实。”这表明当时的希腊不仅敢于吸收外来的文化，而且对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消化能力。注11黑格尔还转引希罗多德的话说：“荷马和希西阿特给希腊人发明了一个神的世系，并且给各位神祇订了相称的别号。”可是黑格尔指出，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希腊许多神祇的名字是从埃及取来的，还说，希腊人在多度那占问过他们应该不应该采用这些名字。”注12就是说，希腊人并没有把外来的思想文化奉若神明，对之顶礼膜拜，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把它们化为自己特有东西的一种成分。这种消化，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就像在艺术方面，希腊人或者从其他民族——特别是从埃及人——取得了技术的娴熟；在宗教方面，或者也来自外边，但是靠他们的独立精神，他们改造了艺术，又改造了宗教。”注13

其次，古希腊之所以能广泛吸收外来的先进思想文化，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它是开放型的社会，而不是闭关锁国，而其开放的特殊表现形式，就是吸收和融合外来的移民。黑格尔指出，古希腊在繁荣昌盛之前，因其落后和处于先进国家环抱之中，所以，它很早就成为一个殖民地。在它的居民中，除了原有的居民，也有来自腓尼基、印度、埃及等许多先进国家的居民，他们带来了先进国家的先进思想文化。所不同的是，这些殖民者不像近代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那样——所到之处把原地居民都“挤掉了”，相反，它们与希腊原来的居民“水乳交融”，成了丰富和发展古希腊民族个性的积极成分。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即历史上的许多盛世(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例)对先进思想文化的引进和吸收，往往是与民族的混合和融合并行的。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盛世，例如汉、唐等，也有类似的现象。注14黑格尔这里所揭示的很可能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它是否也是现代或未来某些民族发展的条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黑格尔特别推崇古希腊文明，把它称为“美的个性”。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到，这种“美的个性”当然首先是在古希腊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如果不是从公式出发，而是合理地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不难看到，这种生产基础正是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之所以能有先进的思想文化进来，则正是古希腊作为开放型社会(包括民族混合与融合)所带来的积极成效。这种社会开放和文化的反作用，难道不是历史发展的杠杆之一吗?黑格尔把古希腊文明兴起的这种杠杆视为历史上许多先进文明兴起的条件，说明他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规律性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有深刻的洞察。同时，他的这种论述也启迪我们，在明确了生产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后，还必须从历史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研究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具体经验教训。

必须承认，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生产方式变革及其相应的阶级斗争是以往文明史的基本规律。但是，这种发现并不意味着历史规律性探讨的终结，而毋宁说，只是为这种探讨指明了方向。因此，问题在于除了上述的基本规律外，历史发展(复杂的、丰富多彩的)是否还有其他规律性?答复应该是肯定的。可以说，在这方面，黑格尔把自由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性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大家知道，黑格尔作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哲学代言人，他谈论自由是从反封建主义开始的。早在1795年4月黑格尔写给谢林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人的自由天赋得到承认，就“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失了”注15。在黑格尔早期的神学著作里，例如在他关于基督教的“实定性”的批判中，就直接抨击基督教的变质，从早期反映被压迫人民意愿的宗教变成压迫人民的宗教。注16后来，在黑格尔成名的一些著作里，他对宗教批判的锐气似乎减弱了。这一点，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例如他在《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中所表现的，总是力图说明他的理性主义体系不但不同《圣经》相矛盾，而且恰好贯彻了上帝要人们有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注17但是，实质上，正是在这些著作里，黑格尔作为辩证法大师使他对自由的探讨和理解大大超出了狭隘的资产阶级自由的界限。这就是，他把自由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目的，把自由同整个人类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在对自由和历史的理解上，他的眼光是前无古人的。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