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论述，我们明确了在探讨唯心主义者的认识论根源时应当指出其把认识过程的某一部分夸大为全体，或者说应当指出其把认识进程的螺旋曲线的某一段僵化成直线，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为了更具体地吸取思维的经验教训，似乎还应当再问一个为什么，即他们为什么要把认识的某一部分夸大为全体，把认识的曲线僵化成直线?以往的许多分析，往往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者的社会根源。我以为，还应当看到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唯心主义者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同他们在认识论上所碰到的困难分不开的。下面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来分析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

在前面几个方面的探讨中，我们已经指出，黑格尔的《逻辑学》确实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但它毕竟是一部“最唯心的”著作。因此，我们在讨论《逻辑学》时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像黑格尔这样渊博的学者和辩证法大师，何以要无限夸大和膨胀概念，何以要倒果为因？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同样不能不追溯到康德。从康德开始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强调发挥精神的作用，如康德提出理性要给自然立法等等，从而把发挥能动性的问题提出来了。应当说，这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就像古希腊哲学由苏格拉底开始从客体到主体研究的转折一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在能动性论述中所包含的合理内核被费尔巴哈简单抛弃，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吸取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来源。然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同时又陷入唯心主义而不能自拔。这当然是有其社会历史原因的。但是，在具体分析这种社会历史原因时，不仅要看到他们的阶级地位，还要看到他们在认识论上所碰到的困难。

康德是一个二元论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在他的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包含在他承认自在之物的客观存在而又坚持其不可认识的不可知论里面；他的辩证法因素和能动性，则包含在他要给自然立法等先验唯心论里面。从认识论上看，康德之所以陷入二元论和先验唯心论，在于他碰到了这样的困难，即他不认识、不理解精神怎么能认识与其有本质区别的物质。在他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可能的。他坚持的原则是，精神只能认识精神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认识的对象、范围、界限仅限于现象，而不是本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否认本体即物质的客观存在。这就使他最终陷入二元论而不能自拔。

有趣的是，我们在黑格尔那里看到，他在认识论上所碰到的困难，与康德所碰到的是同一个困难。就是说，黑格尔所以无限夸大概念的作用，倒果为因，也是由于他不能理解精神怎么能认识与其有本质不同的物质。因此，他所坚持的原则也是精神只能认识精神。所不同的是，康德并不否认有与精神本质不同的物质客观存在着，黑格尔则最终把这种本质区别归结为精神自身的区别。显而易见，这里的不同只是表现了康德坚持二元论和黑格尔坚持客观唯心主义一元论的不同，而不是说明他们在认识论上所碰到的困难有所不同。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并没有真正克服康德在认识论上所碰到的这种困难。因为，像黑格尔那样，宣布物质是精神或概念的显现或异在，并没有在事实上消除物质与精神或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也谈不上对精神或概念何以能认识与其有本质区别的物质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解答。

康德与黑格尔不能解决的认识论问题，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康德与黑格尔在困难面前裹足不前，在于他们不知道或者不能科学地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和概念等等作为人这个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形式，与客观存在的物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事实。但正是精神和概念等等，又使人能够反映、认识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也是事实。在这里，能否认识世界，或者说思维是否有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注156。人类认识的历史说明，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始终离不开实践这个中介。人的一切认识都是通过实践得到的。实践不仅证明了人的精神、概念等等能够认识与其有本质区别的物质，而且人的一切认识正确与否也唯有以实践为标准加以检验。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在领导无产阶级变革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实践中，创立了以实践为其灵魂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从而真正克服了康德与黑格尔所不能克服的认识论的困难，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不仅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世界也为它正确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相比之下，康德与黑格尔陷入唯心主义而不能自拔，究其社会原因则在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资产阶级。这是一个想革命而又在封建专制统治面前表现得非常软弱的阶级。在当时的德国，这个阶级还迟迟没有把革命提到现实实践的日程上来。康德与黑格尔作为这样一个阶级的思想家，也只能远离现实的革命实践来创造他们的理论。因此，他们不能科学地理解实践，不能给实践以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乃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