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揭露现实与不现实矛盾的讽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黑格尔指出，在以往的喜剧中，一般群众由于忘记自己的地位即所谓局限性，而去做力所不及的事，就具有讽刺性。例如，“人民，即一般群众，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和统治者，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理智和见解应该受到尊重，于是他们就忘乎所以，对国家施加压力，看不见自己的特殊性所包含的局限；因而表现出他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与他们的直接存在，他们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他们的普遍性与卑鄙性之间的可笑的对照或矛盾”注217。在这一论述中，除去黑格尔蔑视人民群众的阶级偏见外，他指出讽刺存在于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个别性之间的对照和矛盾之中，这个见解也是深刻的。因为人们的活动，无不经常处于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矛盾之中。偶然性与个别性，如果不是同必然性、普遍性相联系，反而膨胀自己要代替后者，就会出现喜剧的讽刺性。寓言中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古代寓言中关于“守株待兔”的故事，就是用偶然性代替必然性这种具有讽刺性的典型例子。

此外，古代喜剧中关于现实与不现实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上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诸方面，而且表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之中。前面已经指出，黑格尔不是用神性去说明人性，而是用人性说明神性。在分析喜剧中的神性时，黑格尔也是如此。他认为神的个体性是人的偶然想象赋予神的。因此，当抽掉这种想象的偶然的个体性时，神就变成一种黑格尔所谓“消逝着的云雾”，或者说，“就成为美和善的简单思想，于是这些关于美、善抽象的简单思想，人们就可以用任何内容去填补”注218。

喜剧的结局表现为，现实被夸张为不现实的东西，或者非现实被当作现实的东西，都统统被戳穿，从而露出喜剧人物所代表的现实本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说：“个别自我〔在喜剧里〕乃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注219或者说，一切不现实的东西，没有存在必然性的东西，在喜剧展开的过程中都逐渐消失了，只有“个别自我”，最终“坚持自身并且是唯一的现实性”。这样，喜剧所表现的就不过是在超现实的幻梦中生活的人物，经过种种与现实碰壁的可笑情境，最终仍不得不回到现实生活而结束。从这一点看，喜剧的目的也是现实主义的。黑格尔从体系的需要出发，认为喜剧是自我在自我意识运动中完成自身并回到自身的体现，或者说，喜剧标志着自我从客体上升到主体，从而认为喜剧高于悲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黑格尔让事实屈从其体系格式的又一表现。事实上，悲剧所揭示的矛盾，以及悲剧英雄人物对理想的追求和献身，往往比喜剧更为深刻。换句话说，悲剧不仅表现出比喜剧更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表现出喜剧难于表现的明确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