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性之不同

黑格尔首先区分了普通人民(由悲剧演出的合唱队所代表)、英雄人物和神灵在个体上的不同。黑格尔用于区分的标准，是对待矛盾所取的态度。他指出，在以往的悲剧中，普通人民的个体性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缺乏否定的力量”。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普通人不能把握矛盾，在矛盾斗争中畏缩不前。从具体表现上看，其一是随波逐流，在代表普通人民态度的合唱颂诗里，时而赞美这个环节，时而又赞美另一个环节，把每一个环节都当作一个独立的神。其二是苟且偷安，在需要否定力量以推动事情发展时，特别是面对危险时，“这时普通人民自身就不是用行动去干预事态的否定力量”注207。在黑格尔的这种论述里，我们诚然首先看到，他像以往许多剥削阶级思想家一样，对于普通人民所持的态度是老爷式的、蔑视的，对此我们应当予以批判。但是，除此之外，黑格尔这种态度还包含对以往悲剧艺术的内容性质的某种披露。就是说，这种态度还有其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在里头。这就是在以往的艺术品中，普通人民都差不多被摆在次要的附属地位。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在黑格尔上述的蔑视态度里，多少也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不甘于芸芸众生的地位，而渴望作为斗争的主角去改变旧的世界。

同普通人民相对照的英雄人物和神灵，在悲剧中所表现的个体性是有质的区别的。首先，英雄人物表现为敢于正视矛盾的现实，既不随波逐流，也不苟且偷安，而是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在分析这种矛盾具体情况时，黑格尔指出，悲剧的英雄人物所处的情境，“不以它分散的多样性方式出现，而是在概念的简单的一分为二(Entzweiung)中出现。因此精神的实体只表现为分裂成它的两个极端的力量”注208。在其合理的意义上，黑格尔的这段话似乎可以理解为，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呈现着“分散的多样性”状态，但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往往只有一个，表现出“一分为二”的两种极端力量的对立。悲剧的英雄人物的个体性，正是在这种对立力量的矛盾斗争中塑造出来的。犹如从炉中取出的一块炼好的钢坯，只有经过巨大重力的锻压和敲打才能成材一样。黑格尔这样写道：“这些基本的普遍的本质同时是一些有自我意识的个体性——英雄，这些英雄把他们的意识投进这两个力量中的一个，就在这个力量中找到他们的性格的规定性，并且使得他们发挥作用和得到实现。”注209其次，关于神灵的个体性在悲剧中是怎样表现的？如前所述，黑格尔实质上是把神当作人的影子。因此，在他的论述中，并没有在英雄人物之外另寻神的特征。英雄人物的个体性是通过两个极端力量的对立斗争而体现出来的，神灵的个体性也是循此道路。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前此且有多种形式并且有游移不定的特性的各派神灵也就同样归属到这两种力量之内，而这两种力量通过这种规定也就更接近真正的个体性了。”注210从事物的外在的多样性，深入到抓住其内在对立统一的两极，这就是悲剧之所以深刻和高于史诗等艺术形式的原因。

个体性在知与不知的矛盾中

事实上，悲剧的展开过程就是“个体性”(剧中各种人物)分别和同时体现两极力量对立和斗争的过程。黑格尔写道：“那行动的精神作为意识就和它的行动所指向的对象对立，从而对象便被规定为这能知的主体的否定物。这行动的主体因而就发现他自身陷于知道和不知道的对立。他由他的性格决定他自己的目的，并且知道这目的是符合于伦理本质的。但由于性格的规定性［局限性］，他知道伦理实体的一个力量，而另一个力量对他是潜藏着的。”在这里，黑格尔指出了作为表现个体性的悲剧角色——“行动的精神”、“能知的主体”在对立斗争中的三层意思。第一，对于对立的两极，他只知道一个，另一个“对他是潜藏着的”。第二，之所以他只知道一个，这是其个体性的局限性所必然陷入的境地。第三，“个体性”陷入“知道和不知道的对立”。在悲剧中，英雄人物的壮举和毁灭，差不多都能看到其背后的这种矛盾。对于黑格尔来说，他特别突出知与不知的对立，其原因在于他把悲剧人物的复杂矛盾归结为意识和思维的矛盾。因为，在黑格尔那里，无论精神实体化成什么，其本质总归是意识、思维这种东西，而意识与思维的主要特征就表现在认知的功能上。

但是，另一方面，如黑格尔所说的，“在行动中的意识本身就是这种［知与无知的］对立”注211

从黑格尔上述论点的逻辑可以推出，悲剧的根源是无时无处不在的。因为，知与不知的矛盾存在于任何人的认识中，同时，语义双关的谵语也永远存在，所以主观上客观上悲剧的根源都是永存的。单纯从认识上作这样的分析，很容易得出悲剧永存的推论。但是，悲剧内容所反映的矛盾，从根本上看乃是社会矛盾。因此必须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去分析悲剧的真正根源。悲剧中知与不知的矛盾，其本质内容也只有从社会性上才能得到理解。因此，悲剧总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产生出来，而不是无时不在的。这一点，黑格尔后来在《美学讲演录》中曾有所认识。他认为，悲剧是社会走向进步的英雄时代的产物，反之，随着破坏旧制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剧。黑格尔这个思想是深刻的，表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趋近。但是，他的唯心主义根本立场使之不可能深入发挥和贯彻这个合理的思想。

个体性的毁灭

悲剧的结局是英雄人物的毁灭，这正是悲剧之所以震动人们心灵的地方。按照前述黑格尔论点的逻辑，英雄人物由于无知，为语义双关的启示所挑动，上当受骗，在行动上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从而造成英雄人物自行毁灭或者为他种力量毁灭。但是，英雄人物的毁灭并不是偶然的不自觉的，而是甘愿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因为，英雄人物的毁灭总是在他上当受骗被揭露之后，并表明这是他所走的必然道路。如黑格尔所指出那样：“意识(这里指英雄人物——引者)通过行动揭开了这一对立；按照由启示得来的知识而行动的意识认识到这种知识的欺骗性，并且就内容看来，它对实体的一个属性尽忠，却损害了实体的另一个属性，从而使得后者有权利来反对它自身。”注212例如，英雄人物要尽忠国家、服从法律，就要损害伦理法则，或者相反。因而，在这两者之间，无论他们怎样行动，都要受到一种力量的坚决反对。这种情况，就是黑格尔在进一步解释中所指出的：“意识(这里指英雄人物——引者)所听从的只是它自己固有的知识，反而把那启示出来的东西掩蔽住了。但是内容与意识这两种相互反对力量的真理性是这样的结果，即两者都同样是正当的，而在由行动所产生的它们的对立中，两者都同样是错误的。行为的运动表明了在两种力量和两个自我意识的人物之相互毁灭中有其统一性。”注213就是说，在悲剧英雄人物之间，他们无论是维护伦理法则还是国家法律，都是正当的。然而，他们在对立的行动中，为了维护一种原则而必须破坏另一原则，则都是错误的。所以，要使两种原则在他们的行动中统一起来，则他们的毁灭就是必然的了。可见，黑格尔揭示的这种悲剧的结局，是对社会必然性的一种消极的解决。但是，这种消极的解决却带来了催促人们觉醒的积极的后果。

综上所述，在黑格尔的悲剧思想中，确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合理思想，其中突出的有三个方面。首先，黑格尔指出悲剧之所以深刻、能揭示具体的本质，在于在这种高级艺术形式的创造中，渗透了理性的即概念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艺术家来说，直至今天也没有失去意义，诚然，艺术家的创作主要靠形象的联想，而不是逻辑推理。但是，如果艺术家在认识对象时，不能从感性、知性上升到理性，达到概念式的理解，就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全貌，就必然使自己的创造流于肤浅。其次，关于悲剧中的矛盾冲突，是人们都承认的。但是，用辩证的观点分析悲剧，指出悲剧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过程，黑格尔所达到的水平也是前无古人的。当然，黑格尔还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剖析矛盾的实质，但是，从他揭示伦理法则和国家法律冲突的论述中，表明他在这方面的洞察也是天才的，具有向历史唯物主义趋近的合理因素。第三，有启蒙意义的是，黑格尔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不是用神说明人的本质，相反，而是用人揭示神的本质。在悲剧中，神的个体性不仅不外于英雄人物所陷入的两种极端力量，而且也只能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出来。这就表明，在黑格尔看来，神在本质上不过是悲剧创作的艺术家笔下冠以神名的一种人。我们将会看到，这种人本主义思想，正是黑格尔后来贯穿在《美学讲演录》这部巨著中的一条主线。

3.关于喜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化为意识与自我意识，并通过意识与自我意识的运动来说明一切现实的运动。所以，前述史诗、悲剧中的英雄人物，只有脱去他的意识面具才能露出本色。同样，作为自我意识环节的喜剧，也只有脱去其意识的面具，才能见出它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喜剧是一种讽刺剧，而讽刺就是把现实的东西描述为不现实的，或者相反把不现实的东西描述为现实的，并以此揭露和批评某种现实的本质。堂吉诃德向风车开战，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法，等等，都是典型的例子。黑格尔也正是这样分析喜剧的，并且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

黑格尔指出，喜剧的一个侧面是把现实的自我意识——人，表述为具有神灵的命运。这就是把现实的东西描述为不现实的。对于这些喜剧人物来说，“它们诚然具有个体性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只是想象加给它们的，并不真正适合它们本身”注214。不过，把现实的东西描述为不现实的，并不就是讽刺。讽刺还在于使两者在运动中进一步对照，不现实的东西在现实人身上只是想象的东西，因此愈是把这种想象的东西当成现实的东西，例如，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吹牛家，其吹牛愈烈，就愈加可见他的滑稽可笑。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现实的自我并不以一个这样抽象的环节作为它的实体和内容。因此现实的自我，主体，就被突出出来，超过这样的抽象环节，就像突出一个个别的特质那样，并且戴上突出这个特质的假面具，这样就说明了这个个别特质过分夸张，独自地要成为某种伟大东西所应招致的讽刺。”注215

戏法最后总是要被揭穿的。在喜剧中，把现实的东西描述为不现实的，或者相反，其结局也总是要被揭穿而解体。不过，这里必须把随意开玩笑与真正的讽刺区别开来，其标准就看所表现的内容是否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意义。“如果它的内容越是严肃、越是具有必然性意义的话，那么，这种解体现象也就越富于恶作剧和辛辣的讽刺意味。”注216。在人们已经认识和能够控制的这种种自然的范围内，黑格尔认为，人们所举行的敬献面包和酒的神秘仪式，但实际上仪式中那些东西却为人们自己占有和享用，搬到喜剧里就具有“讽刺性”。的确，人们一方面在向神虔敬而庄严地奉献，但是，另一方面自己却把奉献物实实在在地吞进肚。这事情本身的讽刺性就非常醒目，而当把这类事情移进喜剧中加以描写，在对照的故事情节发展中，对于所谓敬神的辛辣讽刺意味就更浓了。黑格尔在这里既具体接触到讽刺的本质，也表现了他对于宗教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