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批判在历史上是否具有进步的政治意义呢?由于黑格尔的批判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发展过程具有概括的性质，因此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包含在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在历史上是否具有进步政治意义的问题里面。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存在马克思主义与新康德主义之间的对立，而且在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不能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

叔本华以及后来的新康德主义者，在纯化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即清除康德哲学体系中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的同时，把先验唯心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捧上了天，宣称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表象。显然，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维护和发扬康德哲学中的合理因素，而是把康德哲学中的消极因素加以膨胀，实质上，是从康德倒退到贝克莱。他们颠倒进步与倒退，胡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走的是一条下坡路。这只能表明他们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辩证法内容和唯物主义因素的仇视，以及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仇视。他们的这种态度，是同他们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时期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毫不奇怪。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附庸，他们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边，也要“回到康德去”，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对付，反对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也是毫不奇怪的。

同时，由于不注意防止片面性的形而上学倾向，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黑格尔哲学这种在历史上无论就哲学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具有二重性的哲学，简单化对待之，也必然要导致错误的结论，以致会给那些借评价哲学史问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这种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在批评斯大林有形而上学缺点时指出：“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注433毛泽东不赞成给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作这样的政治结论，认为作这样的政治结论是犯了“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错误。很清楚，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不仅批判了形而上学，捍卫了辩证法，而且也捍卫了研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全盘否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相反，他们在批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政治上的保守性时，并没有忽视它的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历史意义，而且总是加以强调。马克思指出：“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注434恩格斯则具体地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注435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注436我们在这里看到，马克思通过与德国的宗教改革相比较后明确指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上起了“理论的解放”作用，而且当时“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关于这种特别实际的意义，恩格斯通过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相比较后明确地告诉我们，由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不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反动，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行“政治变革的前导”。就是说，由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在德国起的历史作用，较之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法国起的历史作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本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思想准备。

在历史上，就政治意义而言，德国哲学革命与法国启蒙运动的这种相似情形，在黑格尔批判康德哲学和论述整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作用时，亦得到印证。

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原则，就是资产阶级从15世纪诞生以来所坚持的原则。它表现为提倡理性，用理性同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神学的精神统治相对抗。法国启蒙运动，把这个原则发挥到了最彻底的程度，主张把现实的一切都拉到理性的审判台上来，以决定其有无存在的权利。

在黑格尔看来，由康德所奠基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所接受的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同一个原则，只不过是用德国特有的方式加以表达罢了。黑格尔指出：“康德哲学的观点首先是这样的：思维通过它的推理作用达到了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身为绝对的、具体的，为自由的、最高无上的。思维认识到自己是一切的一切。除了思维的权威之外更没有外在的权威；一切权威只有通过思维才有效准。”注437(着重号是引者加的)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康德哲学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正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者所信奉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与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原则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一个要求以理性为最高权威，一个提倡以思维为最高权威，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争取资产阶级自由的理论表现。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与法国启蒙运动在主要思想原则上具有一致的方面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相似的阶级基础，它们都是尚处于上升时期的、正在酝酿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理论上的表现。虽然德国资产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保守性、软弱性和妥协性，但这些只是它作为革命阶级在同法国资产阶级相比时的落后方面。德国资产阶级仍然是当时德国准备和酝酿革命的革命阶级，正因为如此，德国先进的思想家当时都受到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事实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直接影响下确立起来的。

黑格尔并不隐讳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联系。他明确地指出，康德关于自由的思想原则，是直接在卢梭思想的影响下确立的，“康德接受了卢梭认意志是自在自为地自由的那个看法”注438，“提出了同样的原则”注439。同时，黑格尔也不隐讳他自己对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赞同和向往。他在对上述自由思想原则作评价时，坚定地认为：“这个原则的建立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即认自由为人所赖以旋转的枢纽，并认自由为最后的顶点，再也不能强加任何东西在它的上面。所以人不能承认任何违反他的自由的东西，他不能承认任何权威。”注440黑格尔这里颂扬自由思想原则的革命意义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只要把这种颂扬放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占统治地位的德国这种历史条件下，就不能不承认黑格尔的这种颂扬确实是一种革命的喷火，洋溢着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叛逆精神。在当时的德国，所谓的“权威”仍然是封建君主和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因此，黑格尔颂扬“自由”和“不能承认任何权威”，从思想理论上看，不能不说是对这种种封建势力的一种反叛。也正是在这种革命的意义下，黑格尔把康德哲学归结为启蒙思想，他指出：“康德哲学的最后结果是启蒙思想。”注441

黑格尔对康德哲学批判的进步政治意义，不仅在于他肯定和颂扬了康德所接受的启蒙思想，而且还在于他极力地批判了启蒙思想在康德特有形式下的软弱无力。

在法国，启蒙思想是资产阶级物质利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反映。启蒙思想的创立就是为了在现实中实现它。法国大革命使启蒙思想原则最终在现实中兑现了。但是，在康德的特有形式下，启蒙思想则表现为只承认“先验的自由”和接受“绝对命令”，满足于“应当”的抽象道德法则，丝毫不触及现实的物质利益，也根本不想在现实世界里兑现。实质上，康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法国大革命中实现了的一切统统推到永远值得景仰和追求却永远达不到的彼岸。因此，康德认为，人们必须“摆脱一切经验成分并因而摆脱一般自然作用”注442；人们只能在“先验自由”的法则和“不掺杂任何感性的”抽象道德法则中，求得自满“自足”。如果人们要求得到与现实必然性协调一致的自由，要求得到与现实感性快乐和幸福协调一致的道德即所谓“至善”，那只有寄希望于处在彼岸的冥世和天国。这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推翻的用本体论方法证明的灵魂不灭、上帝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了解决在幻想中过渡到彼岸的理论需要，又以公设的名义加以确认。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康德所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妥协的极端软弱性。

黑格尔从唯心辩证法的观点出发，对康德在“先验自由”和抽象道德法则形式下所表现的软弱无力在理论上作了尖锐的抨击。黑格尔的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万能的基点上。他认为，“除了理性外便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理性是绝对的力量”注443，并且使康德陷入二元论中不能自拔。

首先，黑格尔抨击了康德把自由和道德法则弄成空无内容的形式主义。这是康德坚持二元论的必然结果。黑格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在实践理性中所规定的自由和道德法则，正像他在理论理性中所规定的范畴一样，乃是“极其形式的原则”，“纯粹是形式的”，“除了同一性，自身不矛盾的形式外”，“什么东西也没有”注444。

其次，黑格尔尖锐地抨击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摆脱二元论困境所确认的“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公设。他指出，康德确认的这类公设，不过是在幻想中逃避矛盾，它们根本没有克服和解决矛盾，“不外是处处自相矛盾的不同环节之无思想性的综合。它们是各式各样的矛盾的‘巢穴’”注445。黑格尔甚至把康德确认的这类公设所表现的软弱无力比作“稻草人”，加以辛辣的讽刺，他说：“这正如儿童任意制成一个稻草人，并且彼此相约他们要装做对这个稻草人表示恐惧。”注446总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软弱无力集中到一点，就在于贬低了理性的力量。因而，使自由沦为只是自身不相矛盾的纯形式，使道德法则只是停留在空无内容的“应当”里，没有客观现实性，“不能达到真理”。

黑格尔对康德的这种批判，纯粹是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并且其中还包含着把上帝理性化的神秘主义糟粕，这是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的。但是，从康德否认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否认理性能够达到客观真理，到黑格尔大肆张扬理性具有客观现实的力量，理性必须而且能够达到“客观真理”，这在当时德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于自康德开始的“理论的解放事业”，或者说对于自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似乎可以说，这是德国资本主义在黑格尔时代较之在康德时代有所发展，从而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壮大的必然结果。它从一个方面预示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