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柠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

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

“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7]

 。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8]

 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入，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有人经常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当民族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却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

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比她们所有人都要胜过数倍。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受的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他们纷纷来到大街，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采只是一种传说。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金丝”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金丝”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否则不会敞开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