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比诺医生找了些宏大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解，甚至都不自问一下它们是否有悖他的信仰。他不承认自己和妻子的矛盾源于家中压抑的气氛，而是认为那源于婚姻本身的性质：一项荒谬的、只能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得以存在的发明。两个几乎完全互不了解的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甚至性别都不相同，却突然间不得不承诺生活在一起，睡在同一张床上，分享彼此也许注定有所分歧的命运，这一切本身就是完全违背科学的。他说：“婚姻的问题在于，它终结于每晚做爱之后，却在第二天早餐之前又必须重新建立起来。”而他们之间的婚姻则更糟，他说，因为两人来自两个敌对的阶层，却又生活在这样一座依旧梦想着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唯一像水泥一样把他们黏合在一起的，却是爱情这种既不可能、又反复无常的东西——如果它果真存在的话。但对他们来说，两人结婚时是没有爱情的，而就在他们差一点要把它创造出来时，命运所做的却只是让他们面对现实。

这就是竖琴时期他们的生活状态。那些令人愉快的偶然片段已成了往事：曾经，虽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她每天都要吃毒茄子，虽然他的妹妹们疯疯癫癫，虽然他的母亲依然如故，但如果她在他洗澡时走进浴室，他仍有足够的爱来邀请她为他擦香皂。而她会怀着欧洲之旅剩余的爱的碎屑顺从地为他效劳。接着，两人会忘掉种种不快，不由自主地心软，无声地渴求起对方来，最终在地上爱得死去活来，浑身沾满芳香的泡沫，耳朵里却听着女仆在洗衣房里议论：“他们没有再生孩子，是因为他们不再做那事了。”有时，他们从疯狂的节日庆典回到家，在门后伺机而动的怀旧之情也会一下子将他们扑倒在地，于是就会有一次美妙的爆发，一切又回到往昔，五分钟后，他们就又像蜜月中连门襟都无暇扣上的恋人们一样了。

但除了这些极少数的情况，一般到了睡觉的时候，他们中总有一个比另一个更为疲倦。她在浴室里耗时间，用香纸卷起一支支烟，独自抽着，又像年轻时独自在家那样，重新陷入自我慰藉的爱中，又成了自己身体的唯一主人。她总是头痛，要么就抱怨天气太热；总是装睡，要么就是又来了月经，月经，永远是月经。以至于乌尔比诺医生为了发泄一下难言的苦衷，竟然在课堂上说，结婚十年后，女人一星期甚至能来三次月经。

祸不单行，费尔明娜·达萨不得不在她最糟糕的岁月里面对自己怎么也躲不掉、迟早都要来的事：她父亲那些无人知晓、神话般的生意背后的真相。省长在办公室召见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他岳父无法无天的行径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最后一言以蔽之：“凡天上人间的法律，没有什么是这个家伙不曾冒犯过的。”其中有几件最严重的纠纷，是他依仗着女婿的权势做的，让人很难相信这位女婿和他的妻子能够独善其身。鉴于目标其实是保住自己的名誉，因为也就剩他的名声还站得住脚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动用了所有的权力，最终用他的担保掩盖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坐着最早的一班船离开了这个国家，并将永远不再回来。他回到他的故土去了，表现得就像以往为了慰藉思乡之情而不时地进行一次短期旅行一样，但这也不完全是自欺欺人：从很早以前开始，他便常常登上祖国的轮船，仅仅是为了喝一杯水箱里装着的来自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俯首认错，而是坚称自己无辜，并试图让女婿相信自己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他走了，为他的姑娘而痛哭流涕——自从费尔明娜·达萨嫁人后，他一直这么叫她——还为他的外孙而哭，为这片土地而哭，在这里，他变得富有、自由，并靠着不清不白的生意，成功地把他的姑娘变成了高雅的夫人。他走了，苍老且带着一身病痛，但他之后还活了很久，远比那些因他而遭殃的人希望的要长久得多。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费尔明娜·达萨不禁舒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他人问起，她没有为他戴孝，但接下来好几个月，每当她把自己关在浴室中抽烟时，便会带着一股无名火哭泣起来，她是在为父亲而哭。

这对夫妻最为荒谬的是，在那段不幸的岁月里，他们在公众面前却表现得无比幸福。实际上，那正是他们战胜周围隐藏的敌意，取得最大胜利的几年。人们不甘心接受他们的那副样子：与众不同，行事新派，从而与传统秩序格格不入。不过，这对于费尔明娜·达萨来说却是手到擒来的事。所谓的世俗生活，虽然在她了解之前曾让她有过许多疑虑，但其实那不过是一套沿自传统的规矩，庸俗的仪式，事先想好的言词，在此之下，人们彼此消遣，为的是不致互相杀戳。在这个轻浮的世俗天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陌生事物的恐惧。她用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为它下了定义：“社交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恐惧，夫妻生活的关键在于学会控制厌恶。”自从拖着没有尽头的新娘头纱，步入社交俱乐部宽阔的大厅时，她就突然清楚地发现了这一点。厅里弥漫着无数鲜花混在一起的香气，华尔兹乐曲绕梁飞旋，男人们汗水涔涔，女人们浑身颤抖，他们看着她，不知如何才能清除这个外部世界来的令人眩晕的眼中钉。所有这一切让空气变得稀薄。她刚刚年满二十一岁，除了去学校，几乎没有出过家门，但她仅仅环顾了一眼，便明白她的对手并非因仇恨而生出胆怯，而是因惧怕而茫然无措。她没有继续吓唬她们，而是大发慈悲，帮助她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就像她对那些城市的看法一样，她没有觉得哪座更好或哪座更糟，它们只是和她心里想象的一模一样。比如巴黎，尽管那里阴雨连绵，尽管那里的店主个个贪吝，车夫个个粗鲁，她仍将永远在记忆中把那里当作人间最美的城市，这与它实际是否如此毫不相干，而只是因为它与她最幸福岁月的回忆紧密相连。至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他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且手段更为机敏也更加堂皇。没有什么事少得了他们的参与：市民郊游、花会、艺术活动、慈善抽奖、爱国演出，乃至第一次气球旅行。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也永远是活动的发起者，且永远身先士卒。在他们那些不幸的岁月里，任谁也无法想象有谁能比他们更幸福，有哪对夫妻比他们更般配。

父亲留下的房子成了费尔明娜·达萨逃避那座令人窒息的家庭宫殿的避难所。一离开公众视线，她便悄悄躲到福音花园。她在那里接待新朋友，会会学校和图画课的老朋友，以此作为不忠的某种纯洁的替代品。她会像独身母亲似的平静地度过几个小时，细细咀嚼儿时的回忆。她又买了香乌鸦，还从街上捡回了几只猫，把它们交给加拉·普拉西迪娅照料。此时的加拉·普拉西迪娅已经年迈，而且因为风湿行动有些不便，却满怀着重建这个家的热情。费尔明娜又重新启用了缝纫室。在这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见到她，也是在这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试图窥测她的内心。于是，她把缝纫室当成了回忆过去的圣地。一个冬季的下午，她赶在暴风雨呼啸而至之前去关阳台的窗子，竟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坐在小花园杏树下的那条长凳上，穿着那件改小了的父亲的礼服，膝头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但她看见的，并非之前好几次在不同场合偶遇他时的模样，而是他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多年前的模样。她害怕那是死神送来的通知，伤心不已。她竟对自己说，也许和他在一起她会更加幸福，和他单独待在这所她以爱为他整修的房子里，就像他也以同样的爱为她整修了房子一样。单是这个假想就让她大惊失色，她意识到自己的不幸已到了何种程度。于是，她打点起最后一丝力气，逼迫丈夫不再闪烁其词，与她面对面地争吵，并和她一起为失去的天堂痛哭，直到听见最后一次鸡鸣，曙光照进绣花的窗帘，太阳灼烧起来。丈夫因说了太多话而脸庞肿胀，因没有睡觉而筋疲力尽，因哭得太多而心坚意决。他系紧靴带，又扎紧腰带，束紧一个男人所剩下的全部，对她说，行，亲爱的，咱们去寻找在欧洲丢失的爱情：明天就走，不再回来。他决心坚定，和他的资产总代理——财富银行达成了协议，立即清算丰厚的家产，它们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种生意、投资、神圣债券和长期债券中，只有他自己清楚它们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只不过是够他们衣食无忧而已。所有的财产都会被变卖成刻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转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他和妻子在这片无情的国土上连手掌大的葬身之地都不剩为止。

但与她猜想的不同，事实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活着。当她和丈夫、儿子乘着金色四轮马车到达法国远洋轮船的码头时，他就在那里看着他们从车上走下来，与他曾无数次在公共庆典上看见他们的样子分毫不差：依旧是那么完美无瑕。他们带着儿子同行，从那男孩现在的教养便能看出，他成年后将会是什么模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帽致意：“我们要去远征弗兰德。”费尔明娜·达萨向他点了点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脱下帽子，微微鞠躬。她看着他，对他那过早谢顶的惨状没有半点同情的表示。他就像她所看见的那样，是某个她从不认识的人的影子。

那段日子也不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最走运的时期。工作日益繁重，对偷欢之事也日益厌倦，岁月蹉跎。此外，特兰西多·阿里萨也已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她已丧失了记忆：几乎是一片空白。甚至有几次，她转向儿子，看着他坐在椅子上看书，吃惊地问道：“你是谁的孩子？”他总是如实回答，但她又会立刻打断他。

“告诉我一件事，孩子，”她问他说，“我是谁？”

她已经胖得不能动了，整日待在杂货铺里，虽然那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卖。她在第一遍鸡叫时便起床，然后一直到第二天黎明，她都在梳妆打扮，因为她只睡很少几个小时。她把花冠戴在头上，涂上口红，在脸上和胳膊上擦上粉，然后逢人就问自己打扮得怎么样。邻居们都知道她永远只期待一个回答：“你是小蟑螂马丁内斯。”这是从童话里偷借来的身份，却是唯一能让她满意的答复。她继续摇晃着身子，扇着一把粉红色大羽毛做的扇子，直到把一切再从头来过：戴上纸做的花冠，把麝香涂在眼皮上，涂上口红，脸上擦上一层干硬的铅白粉。她又一次问身边的随便什么人：“我打扮得怎么样？”当她成了邻居们的笑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夜之间拆掉了这间古老杂货铺的柜台和所有带抽屉的柜子，封死了朝街的大门，并按母亲的描述，把这个地方装饰成了小蟑螂马丁内斯的卧室。从此，她再没问过别人她是谁。

他听从莱昂十二叔叔的建议，找了个上年纪的女人照顾母亲，但这个可怜的女人睡的时候总是比醒的时候多，有几次她似乎也忘了自己是谁。于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出办公室便回家，直到把母亲哄睡着为止。他不再去商业俱乐部玩多米诺骨牌，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再去见那为数不多的几位常会面的老相好，因为自从和奥林皮娅·苏莱塔那段可怕的交往后，他内心深藏的某种东西起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