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乐阵阵，几百个人脱下帽子。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阿尔乔姆感到喉头哽塞，宽阔的肩膀颤抖了一下。

铁路俱乐部的四壁仿佛被开会的群众挤得支持不住了。外面，天寒地冻。大门旁，两棵枝条伸展的云杉覆盖着白雪和冰凌。大厅里却又闷又热，因为荷兰式火炉烧得很旺，也由于六百个人在呼吸——他们渴望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听不到往常的喧闹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嗓音沙哑了。人们说话声音都很轻。几百双眼睛里流露着哀痛和不安。仿佛是一群水手聚集在这儿，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航员被滔天的海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就座。矮壮的西罗坚科缓缓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又放回桌上。这就够了。大厅里渐渐静了下来，静得令人心头憋闷。

党委书记西罗坚科致过悼词，再次从桌后站起来。他宣布的事情虽然通常不在追悼会上宣布，但任何人都不感到突兀。他这样说：

“一群工人要求大会讨论他们的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上署名的共有三十七位同志。”

接着，他宣读了申请书：

致西南铁路舍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就是要求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号召。因此，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参加列宁的党。

在简洁的文字下面签着两排姓名。

西罗坚科逐个念着，每念一个就停几秒钟，让到会的人们记住熟悉的名字。

“斯坦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波利托夫斯基，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响起一片赞同的声音。

“阿尔乔姆·安德烈耶维奇·柯察金，钳工，十七年工龄。”

“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布鲁扎克，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大厅里声音越来越大。党委书记继续念着名字。大家听到的都是一直和钢铁和机油打交道的产业工人的名字。

头一个签名的人走到桌边，大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老司机波利托夫斯基向大家讲述本人的经历，不由得心潮澎湃。

“同志们，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旧时代，一个工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一辈子当牛做马，年纪大了，像叫花子一样穷死饿死。我说实在话，革命刚闹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又压在肩上，就犹犹豫豫没提入党的事儿。虽说我决不帮敌人的忙，但也很少参加战斗。一九○五年，我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块儿干过。那会儿我还年轻，有一股火热的劲头。老掉牙的事儿就不提了吧！伊里奇的死，像刀扎在我的心窝。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贴心人。我决不再提一个老字了！……我笨嘴笨舌的不会说，让讲得好的来发言吧。只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我跟布尔什维克走一条道，决不改变。”

白发苍苍的老司机毅然地扬一扬脑袋。白眉毛底下坚定的目光凝视着大厅，似乎在等待决定。

党委会请非党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对这矮墩墩的白发老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谁反对他入党。

波利托夫斯基离开桌边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大厅里的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正发生着非同寻常的事情。刚才老司机站过的地方，此刻出现了阿尔乔姆健壮的身影。这个钳工不知道两只大手该往哪儿放，就使劲儿捏着护耳帽。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军便服，领口上整齐地扣着两颗铜钮扣，使这个钳工显得像过重大节日似的整洁。阿尔乔姆把脸转向大厅，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石匠的女儿加林娜，正坐在被服厂的女工们中间。她冲着阿尔乔姆宽容地微微一笑。她的微笑是赞许，嘴角上还隐约露出某种不可言传的感情。

“阿尔乔姆，谈谈自己的经历吧！”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对他说。

阿尔乔姆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不知从何说起才好。这会儿他才感觉到，一生的经历和体会，没办法全部说出来。他找不准词儿，而且心情太激动，开不了口。他还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心里明明白白，自己的生活处在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阿尔乔姆正在迈出关键的一步。他的呆板而平庸的生活从此将变得火热而有意义。

“我母亲生下我们四个，”阿尔乔姆开始说。

静悄悄的大厅里，六百个人全神贯注地听这个身躯高大、鹰钩鼻、浓眉毛、眍眼睛的工人发言。

“母亲替大户人家当厨娘。父亲的模样，我不大记得了。他跟母亲合不来。他经常喝醉。我们是跟母亲过的。她千辛万苦，养大几个孩子。母亲天天起早摸黑地干活儿，累弯了腰，除了吃口饭，每月只挣四个卢布。我好歹上过两个冬季的小学，学会了读和写。到了九岁，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得送我进一家铁工厂当学徒。三年当中，没有工钱，只管饭……老板是个德国人，姓费斯特。他本来嫌我太小，不肯收，不过见我长得结实，母亲又替我多报了两岁，这才收下。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年。他不教手艺，尽让我干家务活儿，差我去买伏特加酒。他常常喝得烂醉……叫我买煤，叫我搬铁。老板娘也把我当佣人使唤，让我倒尿盆、削土豆皮。他们动不动就踢我一脚，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因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老板经常喝得醉醺醺，老板娘看谁都不顺眼，一发火就抽我两三个嘴巴子。我从她那儿逃走，跑到街上，可是能到哪儿去呢？能向谁诉说苦衷呢？母亲远在四十俄里以外，何况她那里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在厂里处境也并不好些。老板的弟弟掌管着厂里的一切。这个畜生就爱拿我取乐。铁匠炉安在屋角，他指指那边的地上说：‘去，把那个铁垫圈给我拿来。’我过去伸手就拿。其实这铁垫圈是刚从炉子里夹出来锤打好的。看起来是黑色的，一拿，手指上的肉都被烫掉了。我疼得大喊大叫，他却笑得前仰后合。这样的折磨，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去找母亲。可她没有地方安顿我，不得不把我再送回德国人那儿。她一面走，一面哭。直到第三年，才让我学一点钳工活儿，但还是打我的嘴巴子。我又逃走了。这回跑到旧康斯坦丁诺夫，进香肠作坊做工。我在那里整天洗肠子，过了一年半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老板赌钱，把作坊也输掉了。欠我们整整四个月的工钱没发，他就不见踪影了。这样，我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乘到日梅林卡，下了车就去找工作。多亏有个机车库的工人同情我的遭遇。他听说我多少会干一些钳工活儿，就说我是他的侄子，求上司收下。他见我个子高，替我报了十七岁。这样，我就给钳工打下手了。后来，我到这儿干活。我在这里也干了八年多了。这就是我过去的经历。至于在这儿的情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乔姆用帽子擦擦额头，长长地舒了口气。还有一件最重要也最难解释的事情，应当自己说，不能等人家来问。他紧皱浓眉，接着说：

“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呢？应当说，我离老年还远着。我是因为直到如今才找准了道路。我何必隐瞒呢？以前就是没有认清道路。其实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那会儿，我就该走上这条路的。从前，有个水兵叫朱赫来，他跟我谈过多次。直到一九二○年，我才拿起枪来战斗。等到把白匪扔进黑海，打完仗，我们就回家了。于是成家，生孩子……一头扎进家庭的小圈子。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发出了号召。我回顾自己的生活，看清了这当中缺少了什么。保卫过政权，这是不够的。应该共同奋起，接替列宁，要让苏维埃政权像铁的山峰那样屹立着。我们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咱们自己的党哪。”

阿尔乔姆说得十分朴实，但态度极其真诚，似乎还为自己跟平时不同的言词感到不好意思。他结束发言，仿佛卸下了肩头的重担，挺直全身，等大家发问。

“也许谁要问些什么吧？”党委书记打破了沉默。

大厅里，一排排坐着的工人开始稍稍活动，不过还没有人应声提问。有个司炉工一下机车就直接赶来开会。他浑身黑得像甲虫，爽爽快快地喊道：

“问什么？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发给他就行啦！”

矮墩墩的锻工吉利亚卡，因为闷热和紧张，脸涨得通红。他正在感冒，哑着嗓子说：

“这样的人是不会出轨的。他能成为一个刚强的同志。西罗坚科，表决吧！”

后面几排坐着共青团员。其中一个站了起来，由于半明半暗，看不清是谁。他说：

“让柯察金同志说说看，他为什么被庄稼地吸引过去？农民意识是不是削弱他的无产阶级觉悟呢？”

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喧哗。有人表示不同意见：

“说话别绕圈子！这儿不是卖弄口才的地方……”

不过，阿尔乔姆已经在回答：

“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被庄稼地吸引过去。这没错儿，不过我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工人的良心。从今天起，这种情况就结束了。我要全家搬到机车库附近来，住在这儿会更踏实些。要不然，我真被那块地缠得喘不过气来了。”

阿尔乔姆看见举起的手臂密如树林，他的心再次颤抖了一下。他不再有沉重感，挺直腰板，走向自己的座位。他听到身后传来党委书记西罗坚科的声音：

“一致通过。”

第三个走到桌边的是扎哈尔·布鲁扎克。他沉默寡言，给波利托夫斯基当过多年助手，如今自己早就当上了司机。他叙述了劳苦的一生以后，又谈了近几天的想法。声音轻轻的，但是大家听得很清楚。

“我的两个孩子都牺牲了。我应该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不能总躲在角落里伤心。我还没有拿出行动，弥补他们的死所造成的损失。领袖的逝世打开了我的眼界。大家别问我陈年旧事了，真正的生活，现在重新开始。”

头发斑白的扎哈尔回想起往事，心绪烦乱，皱眉蹙额，神色黯然。当大家没提什么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双眼也炯炯有神了。

会上继续审查着申请者，大会一直开到了深夜。被接受入党的全是大家知根知底的、以全部经历赢得信任的、最优秀的工人。

列宁逝世促使数十万工人成为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去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好比一棵大树，强劲有力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中，即使被削去树梢，也决不会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