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巴瓦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一脚把房门踢上。

“你怎么，来找安娜同志吧？”他眼望墙角，嗓音沙哑地问。“她已经不在这儿了。你难道不知道？”

保尔皱起眉头，探究地打量着他。

“我不知道。她搬到哪儿去了？”

杜巴瓦突然怒容满面。

“这我可懒得管。”他打了个嗝儿，恶毒地说：“你来安慰她吗？好啊，正是时候。位子现在空出来了，行动吧。她不会拒绝你。她在我跟前不止一次说过，她挺喜欢你，或者，娘儿们还有一种说法。抓住机会吧，你们马上可以灵与肉都结合起来。”

保尔感到两颊发烧。他克制着自己，声音不高地问：

“米佳伊，你居然走到了这一步？没想到会看见你变成这样的下流东西。你曾经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干吗要自甘堕落呢？”

杜巴瓦往墙上一靠。看来，光脚站在水泥地上，他感到冷，所以身子蜷缩着。门敞开了，一个睡眼惺松、面颊浮肿的女人探头张望。

“小猫咪，进来呀，站在这儿干什么？……”

杜巴瓦没让她说完，砰地把门关上，用身体顶住。

“真是个好的开头……”保尔说。“你让什么人待在身边？这会落个什么结果？”

杜巴瓦显然不想再谈下去，提高嗓门喊道：

“连我该跟什么人上床，你们也要发指示吗？我听厌了这些说教！你从哪儿来，就滚回哪儿去吧！你去告诉大家，杜巴瓦又喝酒，又嫖女人。”

保尔走到他跟前，激动地说：

“米佳伊，把这个女人赶走，我要跟你最后谈一次……”

杜巴瓦的脸色阴郁了。他一转身，走进房间。

“咳，坏蛋！”保尔压低嗓门骂了一声，慢慢地走下楼去。

两年过去了。时光不紧不慢地流逝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丰富多彩的生活在急速变化着，总是让看来单调的日子充满崭新的内容。一亿六千万伟大的人民，在世界上首次成了辽阔疆土和无穷宝藏的主人。他们紧张地、英勇地劳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国家在巩固，国力在增强。那些被废弃的工厂，不久前还毫无生气，满目凄凉，如今已经看得见烟囱在冒烟。

保尔觉得，这两年过得飞快，简直像一晃而过。他不会慢条斯理地过日子，不会懒洋洋地打着哈欠迎接晨光，也不会在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他自己抓紧分分秒秒，也催促别人。

他舍不得多花时间睡觉，常常可以看见他的窗户在深夜还透出灯光。屋子里有几个人埋头读书。他们是在学习。两年当中，他们学完了《资本论》第三卷，弄懂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巧结构。

拉兹瓦利欣突然出现在保尔工作的地区。省委派他前来，并建议让他担任一个区的团委书记。当时，保尔出差去了。委员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把拉兹瓦利欣派到一个区里任职。保尔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但没说什么。

过了一个月，保尔突然到拉兹瓦利欣所在的区视察。他发现的问题不算很多，但已经有这样一些事实：拉兹瓦利欣酗酒，拉拢一帮拍马奉承的人，而且排挤正派的年轻干部。保尔在会上介绍了这些情况，大家一致主张给拉兹瓦利欣严重警告处分，不料保尔突然提出：

“开除他，不准再入团。”

这使大家吃了一惊，觉得处分过重。保尔重申：

“开除这个坏蛋。此人原是学生中的败类。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混在革命队伍里为非作歹。”保尔讲了他在别列兹多夫的劣迹。

“我强烈抗议柯察金的指摘。这是公报私仇，想陷害我的人多的是。让柯察金拿出证据来，得有真凭实据。我也可以无中生有，说他搞过走私活动，那是不是就应该开除他呢？不行，让他拿出证据来！”拉兹瓦利欣大叫大嚷。

“等着吧，会提出证据的，”保尔说。

拉兹瓦利欣出去了。半小时后，保尔使委员会通过了决议：“开除异己分子拉兹瓦利欣出团。”

夏天，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去休假。体质差些的去了海滨。这个季节，谁都盼着轮到自己休假。保尔替伙伴们争取到疗养证和补助费，让他们去休养。他们出发的时候，面色苍白、神态疲惫，但心情很愉快。他们的工作压在了保尔肩上。于是他埋头苦干，犹如一匹驯顺的马，拉着大车爬坡。一批同志回来了，晒得黑黑的，神采飞扬，精力充沛。接着，又走了另一批。整个夏天，一直有人离开，工作却不能停顿。这样，保尔就得守在岗位上，一天也不休息。

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保尔不喜欢秋天和冬天，这两个季节会给他的肉体带来许多痛苦。

今年，他盼望夏季快到，心情格外迫切。他感到特别难受，甚至不得不暗自承认，精力一年比一年差了。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自己是个残废，无法胜任繁重紧张的工作；要么坚守岗位，直到完全不能工作。他选择了后者。

地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是位老医生，做过地下工作。有一天，在地区党委会上，老医生凑到保尔跟前说：

“柯察金，你的气色不好。去医务委员会检查过没有？健康状况怎么样？八成儿没去过吧？我有点记不清了。朋友，你应当检查一下。星期四来吧，下午来。”

保尔太忙，没去医务委员会。可巴尔捷利克没有忘记，好说歹说把他拉了去。那儿的医生为保尔作了认真全面的检查（巴尔捷利克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参与检查）。检查的结论是：

医务委员会认为，必须立即停止工作，去克里木长期疗养，并进一步认真治疗，否则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这个结论前面，还写着一长串病名，是用拉丁文写的。保尔从中只了解一点：他的主要问题不在腿上，而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严重受损。

巴尔捷利克把医务委员会的决定提到党委会上讨论，没有任何人反对保尔立即停止工作。不过，保尔自己提议，等共青团地区委员会组织处长斯比特涅夫休假回来后，他再离去。他担心团委的工作瘫痪下来。对这一点，虽然巴尔捷利克反对，大家还是同意了。

只有三个星期了，保尔就要得到一生中的头一次休假。去叶夫帕托利亚疗养的疗养证已经放在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

这些日子，保尔加紧工作。他召开地区团委会全体会议，并且不顾劳累，把一切安排妥帖，以便走得安心。

保尔要去休养了，要去看看至今从没见过的大海了。恰恰在临行前夕，他意外地遇上一件既荒唐又可恨的事。

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鼓动处的办公室，坐在书柜后面敞着窗户的窗台上，等着开宣传工作会议。他进来的时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不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柜后面，看不见他们，不过听出了一个人的声音。那是法伊洛，地区国民经济处处长，高个子，很漂亮，有一种军人的气派。保尔多次听人说，此人爱酗酒，见了漂亮女孩子就盯住不放。

法伊洛曾经打过游击，一有机会就眉飞色舞地描述自己怎样砍马赫诺匪徒的脑袋，每天能砍十来颗。保尔很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女团员找到保尔，哭得跟泪人儿似的，诉说法伊洛答应和她结婚，不料同居了一星期之后，再也不理睬她了。在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赖得干干净净。那女孩子没有证据，但是保尔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时候，走进办公室的人并不知道保尔在里面。保尔听见其中一个人在问：

“喂，法伊洛，你的事情怎么样？又有什么新花招了吧？”

发问的是格里博夫，他跟法伊洛是朋友，是一丘之貉。格里博夫不知怎么当上了宣传员，其实他极其浅薄，庸俗不堪，是个大傻瓜。不管什么场合，他都要亮出头衔来，向人家夸耀一番。

“你可以祝贺我：昨天我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了。你还说这美事儿成不了呢。不，哥儿们，只要我盯上谁，你就放心吧，准能……”接着，法伊洛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感到神经一阵震颤，这是他怒不可遏的征兆。科罗塔耶娃是地区党委的妇女处长，是和保尔同时调到这儿来的。他们一块儿工作，成了好朋友。每一个来求她保护或出点子的妇女，她都热情接待，亲切关怀。在同事们中间，她是很受尊敬的。科罗塔耶娃还没有结婚。法伊洛说的，无疑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吹牛吧？她可不像那种……”

“我吹牛？你太小看人了吧？再好的鲜花我也采到过。只要有本事嘛。对付不同的人得用不同的手腕。有的第二天就投怀送抱，不过说实话，那是便宜货。有的得追上一个月。掌握心理是关键。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老弟，这是一门学问，我在这个领域可算得上是个教授啰。哈哈哈……”

法伊洛自鸣得意，笑得喘不过气来。一小群听众怂恿他说下去。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听细节。

保尔站起来，攥紧了拳头，只觉得心在怦怦地猛跳。

“想不费吹灰之力，靠上帝保佑，就把科罗塔耶娃搞到手，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放过她吧，我又不甘心，何况我还跟格里博夫打了一箱葡萄酒的赌呢。呣，我就开始运用智谋了。我去找她，找了一次又一次。可她对我没好脸色。原因很清楚，外面传播着关于我的流言蜚语，多半她也听到了……一句话，侧面进攻失败了。于是我来个迂回，迂回包抄，哈哈！……告诉你吧，我跟她说，自己打过不少仗，杀过不少人，到过许多地方，吃过许多苦头，但直到如今没遇上一个知心的女人，生活得像一条孤零零的狗，得不到一点关爱，得不到一点柔情……诸如此类的话，我编了一套又一套。总而言之，反复攻她的弱点。我在她身上下的工夫可大了。有一阵子心里琢磨，见他妈的鬼，不再装模作样地演戏了。然而这事关信念，为了信念，我不能放过她……最后总算得手。我的忍耐得到了回报——我到手的不是个婆娘，而是处女。哈哈哈！……真滑稽！”

法伊洛还在继续讲下流的故事。

保尔后来回想不起，自己是怎样突然冲到了法伊洛面前。

“畜生！”保尔怒喝。

“我是畜生？你偷听别人说话，才是畜生！”

保尔大概又说了一句什么，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脯：

“你敢这样侮辱我？！”

说着，法伊洛打了保尔一拳。原来他是喝醉了的。

保尔抓起一把橡木凳子，一下子就把法伊洛击倒在地上。幸亏保尔衣袋里没有枪，法伊洛才保住了性命。

于是，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就在预定前往克里木的那天，保尔出席了党的法庭。

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集中在市剧院里。宣传鼓动处里发生的事件使大家感到震惊。审判发展成一场生活道德方面的激烈辩论。日常生活准则、人与人的关系、党的伦理道德——这些问题的辩论，倒使审案成了次要的内容。案件变为一个信号。在法庭上，法伊洛态度嚣张，断然拒绝回答问题。他面带无耻的冷笑，声称人民法院会审理此案，柯察金打破他的头，理应判处强制劳动。

“怎么，你们想借题发挥，攻击我吗？你们想硬加给我什么罪名都行，我不在乎。至于一帮娘们在这儿对我大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对她们从来不屑一顾。那件事情嘛，鸡毛蒜皮，不值一提。要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会按自己的办法找柯察金这个疯子算账。现在这里的事缺了我也可以解决。”说完，他就离开了。

主席要保尔谈谈冲突的情况。保尔说得很平静，不过人们能感觉到，他是在竭力克制自己。

“这里议论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当时沉不住气。我做工作，曾经拳头用得多，脑子用得少，但那是好几年以前。这次又出了岔子，直到法伊洛脑袋上挨了一下，我才清醒过来。近几年来，这是我唯一一次表现出游击习气。虽然他挨打是活该，但我仍然责备自己的举动。法伊洛干的勾当，是我们共产党内生活中的一种丑恶现象。我不明白，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同时又是一个无耻的畜生和恶棍。我永远不会对这种现象视若无睹。这次事件迫使我们讨论生活道德问题，这也就是整个事件中唯一的积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