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忧心忡忡，却又犹犹豫豫，不敢找保尔谈。

本地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在保尔身边，有时候把狭小的房间挤得满满的，蜂群似的嗡嗡声传到老头儿那边。他们多次齐声唱着：

我们的大海真荒凉，

日日夜夜空喧响……

或者唱保尔喜爱的歌：

泪水洒遍无垠的世界……

这是工人党员积极分子的一个小组。保尔写信给党委，要求做点宣传工作，党委便让这个小组到这儿来活动。保尔这样过了一些日子。

保尔再次用双手把住了舵。生活经过几次重大的波折，又朝着新的目标前进。他渴望通过学习、通过文学重新归队。

然而，生活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障碍。每当障碍在前，保尔总是焦虑地想，他正朝着目标前进，这下又要大大延迟。

突然，考不上大学的乔治带着老婆从莫斯科返回故里。他住在沙皇时代当过律师的岳父家中，经常回来刮母亲的钱。

乔治的返回，大大恶化了家庭关系。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而且和仇视苏维埃政权的岳父一家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竭力要把保尔逼走，夺回塔娅。

乔治回来两个星期以后，廖利娅在邻区找到了一份工作。她带着母亲和儿子到那里去了，保尔和塔娅也搬到了很远的一座滨海小城。［37］

阿尔乔姆难得接到弟弟的来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自己的办公桌上看见那浅灰色的信封，看见那有棱有角的熟悉字体，都会失去平日的沉静，一遍遍地读信。现在，他一面拆信封，一面满怀亲情地想：

“唉，保夫卢沙，保夫卢沙！咱俩住在一起就好了。弟弟，你给我出点子，准有用。”

保尔在信上写道：

阿尔乔姆：

我要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了你，我大概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你了解我，理解我的每一句话。在为恢复健康而斗争的战场上，我继续受到攻击。

打击一个接着一个。一次打击过后，我刚站起来，又遭到新的打击，而且比上次更猛烈。最糟糕的是我没有力量反抗。左臂不听使唤了。这已经够伤脑筋的，不料紧接着两条腿也经常麻木了。我原本就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桌子跟前也很困难。看来，这还不算完。今后会怎么样——很难说。

我已经走不出家门。只能从窗口看看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既有背叛了他的、不听使唤的躯体，同时又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布尔什维克的意志，急迫地向往着劳动，向往着你们这支全线出击的大军，向往着铁流滚滚、波澜壮阔的地方——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我依然相信自己能够归队，相信在冲锋的队伍中也会闪亮着我的刺刀。我不能不相信，也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团组织教给我反抗的艺术。“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堡垒。”——领袖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我。［38］

现在，我的生活就是学习。读书，读书，再读书。阿尔乔姆，我已经下了许多工夫。读过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共产主义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抓一个青年党员小组的学习。通过这些同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有了联系。然后是塔尤莎，她的成长和进步，当然，还有她的爱情、她的温柔体贴。我俩生活得很和谐。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简单——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和塔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的道路，朝着党组织走来。她以前做佣人，如今是食堂洗碗女工（这座小城里没有工厂）。

前几天，塔娅喜气洋洋地给我看她第一次当选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在她心目中，这不是普通硬纸片。我注视着她的新生，并尽力帮助她成长。总有一天，她会进入大工厂，会在工人集体中达到完全成熟。目前在我们这里，她只能沿着唯一可行的路往前走。

塔娅的母亲来过两次。她不自觉地在拖塔娅的后腿，要她回到充斥着琐事的生活中去，陷入狭隘而闭塞的圈子。我努力劝说阿尔宾娜，不要把自己往日生活的阴影投在女儿前进的道路上。看来，这一切努力徒劳无益。我觉得，塔娅的母亲总有一天会挡住女儿走向新生活的道路，因此和她的冲突只怕难以避免。

握手

你的保尔　　

老马采斯塔地区的第五疗养院，是一座石砌的三层楼房，坐落在悬崖上开辟出来的平地上。周围遍植林木，一条蜿蜒曲折的山路通往山下。房间的窗户都敞开着，阵阵微风送来下面硫黄温泉的气味。保尔独自在房间里。明天要来一批新同志，那他就会有个同室病友了。窗外传来几个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其中有一个声音好熟。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浑厚的男低音呢？保尔苦苦回想，终于从记忆深处搜索到了一位老同志的名字：因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列杰民奥夫。这是他，不会是别人。保尔坚信不疑，招呼了一声。过了一分钟，列杰民奥夫已经坐在他身边，高兴地握住他的手。

“啊，你还活着呀？有什么事儿让我高兴高兴？你怎么搞的，打算一本正经大生其病吗？我可不赞成哟。你真得学学我。医生早就判定我必须退休，我却偏偏一直跟他们顶着干。”说完，列杰民奥夫温厚地笑了。

保尔感觉到了隐藏在这诙谐后面的同情和忧虑。

他们兴致勃勃地交谈了两个小时。列杰民奥夫讲述着莫斯科的各种新闻。从他这儿保尔头一次知道了党的重大决策——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改造农村的决策。他如饥似渴地听着每一句话。

“我只当你活跃在你们乌克兰的什么地方呢。没想到这样糟。不过，没关系，我的病情一度比你更严重。那会儿我完全卧床不起，但现在，你瞧瞧，我精神挺足嘛。你记住，如今千万不能消沉。那样可就完了！我有时候也左思右想，产生过消极的念头：该歇一阵了吧，喘喘气也好。年龄不饶人，一天连着干十一二个小时，确实常常累得不行。嗨，有时我不仅这样想，甚至开始检查工作，准备卸掉一部分担子。不过每回结果都一样：卸担子，办移交，卸不掉，接着干，忙到夜里十二点还回不了家。机器开得越快，小齿轮也就越转越快。咱们哪天都在加速前进，我们这些老头儿只得跟年轻人一样生活。”

列杰民奥夫用手摸摸高高的额头，以父辈的亲切语调说：

“好，现在你谈谈自己的情况吧。”

保尔讲述前一段时候的经历，感觉到列杰民奥夫目光炯炯，赞许地注视着自己。

凉台的一角，有几个疗养员坐在浓密的树荫底下。切尔诺科佐夫紧皱着浓眉坐在桌旁看《真理报》。俄罗斯斜领黑衬衫、半旧的鸭舌帽、晒得黑黑的瘦脸、许久没刮的胡子、深陷的蓝眼睛——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一个老矿工。十二年前，他就放下头，参加边疆地区的领导工作，但看上去，他就像刚从矿井里上来的。

切尔诺科佐夫是边疆区党委委员和政府委员。腿上的坏疽久治不愈，折磨着他，不断地消耗他的体力，迫使他卧床差不多已有半年。他恨透了这条病腿。

坐在他对面抽着烟沉思的，是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日吉廖娃。她三十七岁，入党倒有十九年了。她在彼得堡做过地下工作，当时大家叫她“金工姑娘小舒拉”。几乎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尝过流放西伯利亚的滋味。

坐在桌旁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他低着古希腊雕像般美丽的头，在读德文杂志，不时扶一扶鼻梁上的角质大眼镜。这个三十岁的大力士很费劲地抬起他那条不听使唤的腿，使人看着简直不敢相信。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他熟悉欧洲，通数国外语，学识渊博，连持重的切尔诺科佐夫也尊敬他。

“那就是你的同室病友吗？”日吉廖娃朝坐在轮椅上的保尔这边抬了抬头，轻轻地问切尔诺科佐夫。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脸色立即变得开朗了。

“对，那就是柯察金。您，舒拉，应该跟他认识一下。他被疾病害得动弹不得，否则，咱们把这小伙子派到工作难开展的地方去，准保顶用。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总而言之，只要咱们大家帮他一把，他还能够工作，我是决定帮他的。”

潘科夫听着他们的交谈。

“他是什么病？”日吉廖娃仍然轻轻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病根。脊椎骨出了问题。我问过这儿的医生，他们担心暗伤会导致全身瘫痪。你瞧有多糟糕！”

“我这就去把他推到这边来，”舒拉说。

他们就这样认识了。保尔没有想到，其中的两个人——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日后都成为他的挚友，在病重的几年里，他们对他的支持极为重要。

生活一如既往。塔娅上班，保尔学习。他刚要抓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偷偷袭来。双腿完全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保尔想方设法，作出努力，全不见效。他知道从此不可能再走一步路，把嘴唇咬得出了血。塔娅感到绝望了，由于没有力量帮助他，更觉痛苦。但这种绝望，这种痛苦，她都坚毅地掩饰着。

保尔内疚地微笑着说：

“塔尤莎，咱们该离婚了，好在并没有约定，这么倒霉了还要一块儿过。这件事，小姑娘，今天我得认真考虑一下。”

塔娅不让他往下说。她忍不住放声大哭，把保尔的头紧紧地搂在胸前。

阿尔乔姆得悉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了封信给母亲。玛丽娅·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赶到小儿子这里。三个人住在一起。老太太跟媳妇和睦相处。

保尔继续学习着。

阴雨连绵的冬季。这天晚上，塔娅带回第一个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候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塔娅在一个疗养院的食堂里当洗碗女工，下班后，常常从单位直接去市苏维埃的妇女部，深更半夜才回家，满脸倦容，但脑子里全是新鲜事儿。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盼着这一天，心情好不激动。谁知偏偏又有新的不幸袭来：保尔的病情仍在恶化。右眼发炎，疼得火烧火燎，随即左眼也受感染发炎。保尔平生头一次懂得，什么叫失明——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黑纱。

难以克服的可怕的障碍毫无声响地横亘在道路上，阻止保尔前进。母亲和塔娅悲痛得肝肠寸断，他自己却冷静下来，暗暗决定：

“应该再等等。一旦确实再也没有可能前进，一旦为了恢复工作而作出的所有努力被失明一笔勾销，归队的希望绝对地成了泡影——那就必须了断。”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大家纷纷回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正是在保尔最艰难的日子里，塔娅兴高采烈地笑着告诉他：

“保夫卢沙，我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叙述党支部怎样接纳她这个新同志，一面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形。

“柯察金娜同志，这样咱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着她的手说。

第二天，保尔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面谈一次。傍晚，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停在门外，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进来了。他是拉脱维亚人，年过半百，满脸络腮胡子。他握着保尔的手说：

“哦，过得怎么样？你这是怎么搞的嘛？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儿去。”说完，自己大笑了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待了两个小时，连夜间还有个会议也忘了。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倾听保尔激动地讲述，最后说：

“抓个小组的事，你就别提了。你需要休息。然后，把眼睛的事问个明白，未必就毫无办法。是不是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