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搁一张特制的小桌，小桌微斜的面板上才是写字的地方。还有与之配套的椅子，请人用铁管焊成，坐垫特高，边沿也略斜。正是依靠这种怪模怪样的桌椅，我才似乎坐得很挺地进行工作。我的膝盖畸形，髋关节强直，腰背宁折不弯，连脖子也转动不灵，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近六十年。有客初访，在对面落座后，往往会脱口而出：“您也坐呀。”殊不知，无论坐、卧、站或撑着双拐“走”，我始终保持着这种姿态。

后来，我连保持这般姿态“端坐”的荣幸也逐渐被剥夺。一九九七年翻译这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是不得不全部卧床进行……

一九三六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小小制冰厂的业主的一幢弄堂洋房里。据说是由于我的“命硬”，接生婆没有发觉我母亲怀着双胞胎。她接出一个，便以为万事大吉，剪了脐带松了手，让另一个胎儿向上缩去。多半是“羊水栓塞”使产妇痛苦万状地与这个已经获得生命却尚未出世的胎儿，双双无辜地死去。我永远无法知道，那还没有出世就莫名其妙地死了的，是我的孪生弟弟还是妹妹。

母亲小时候当过童工，曾在苏州河畔因蚕茧产地湖州而得名的湖丝栈里，在沸水腾起的热雾中，过早地饱尝人生的苦难。不知经过了一段怎样的曲折过程，她成了制冰厂业主的填房。在那个有着前妻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富裕家庭里，她并不自在、舒心，而在她猝然惨死之后，我这丝毫不谙人事的婴孩便成了众矢之的，险些儿被送进徐家汇育婴堂。幸亏婚后不育的小姨妈领养了我。于是，我在沪西著名的老街——法华街上一座破旧的二层楼房里开始了贫苦的童年。渐知身世，我变得爱独处，爱沉思，爱遐想，而且心底常常泛起莫名的负疚感。

考进格致中学，该是令人高兴的事。上海解放，整个社会环境变了，变得健康、光明、朝气蓬勃。我的性格也渐渐变得开朗、合群、爱说爱笑。

不料第二次人生打击突然袭来。初三才念了一个星期，病魔便迫使我无奈地永远告别了学生时代。我在床上一躺就是两年多，吃药打针，总不见效，最后成了终身重残者，翻不了身，下不了床，形容枯槁。母校图书馆的汤老师登门探望，带来许多书。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仰面擎书，看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我狠下决心，要向保尔·柯察金学习，也搞创作，也写小说。僵卧不动，恣意想象，由激奋而痴迷，再转为沮丧，重新陷入绝望。休说青年时代，就是少年童年，保尔的经历也比我丰富得多。我根本没有什么革命生涯，连一般的人生阅历也浅而又浅。哦，我有一位表哥，大姨妈家的，比我年长二十八岁。解放前夕，白色恐怖笼罩全市，这位地下工作者曾到我家暂避，行踪飘忽，神出鬼没。后来，他成了挺大的干部。可能由于必须严守纪律，表哥当时并未和我促膝谈心，也没有教我武功（他是武术高手，后来还自成一家）。唉，我没有自己的引路人！

一叶夜航的小舟，在浩淼的大海中意外地遇到风暴，迷失了方向，忽见灯塔的亮光闪闪烁烁，立刻感到前途有望。精神刚刚为之一振，转瞬间又四顾茫茫，昏黑一片，只剩下懊丧和沉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再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看到多种有关著作，也积累了不少人生经验，反复思考，感悟渐深，不断地从这本名著中，从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身上，从全球数一数二的残疾人作家的经历中，汲取养料，滋补灵魂。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令人惊叹、激奋、比照、惭愧、深思、遐想……总之，它在精神上、情绪上感染读者。有些生动的场景、深邃的哲理，简直具有沦肌浃髓、镂骨铭心的力量。

我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杰作感到格外亲切，其中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原因——有幸会见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

一九五七年底至一九五八年初，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拉依萨·鲍尔菲里耶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访华一月。到上海后，她为本市千名年轻人做报告，并与十余名正在自学俄语的残疾青年会见。当时，我卧床学俄语，从俄语广播学校拿到结业证书，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译文，因此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不寻常的会见。

我乘坐三轮车来到文化广场，被背进会客厅，以奇特的身姿，倚坐在深陷的单人沙发上。会见的参加者都由人陪着、背着、搀扶着或托抱着，陆续入内、落座。我们这些残疾人，全有结识、交谈的愿望，然而无法像健全人那样彼此走近，握手交谈。我只能和恰巧坐在对面的两位互相微微颔首致意。

扩音喇叭响了，大会场里的热烈气氛一下子传送过来，我们听到了夫人生动精彩的报告，不禁心潮起伏。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其实，现实生活里的巧事也多得很。在大会场里聆听报告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位系着红领巾的女青年郑懿。她是格致中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后来，她登门邀请我回母校一次，从此由相识、相知、相爱到结为生活伴侣。我们经受人生坎坷的考验和时代风雨的洗礼，同甘共苦，走到今天，成了一对年逾古稀的老夫妇。

……学完广播俄语课程之后，我又继续自学，经历过许多艰难。卧床仰面做习题，搁在胸脯上的辞典被汗水洇烂了一角……凡此种种，和此刻夫人在讲述的、既瘫痪又失明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所克服的无数困难相比，就都算不了什么了。“做个对别人有用的人”这样一种信念，在我心中变得更加坚定。

暴风雨般的掌声传到了会客厅，夫人在会场里结束了感人肺腑的报告。不一会儿，她便来到我们中间。

夫人身穿鲜丽的红色连衣裙，脸上露出和蔼的微笑，俨然是气质高雅的知识妇女。正是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真心相爱，照料他生活，支持他工作。在丈夫逝世后，她还从妻子的独特角度，写出传记《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人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此刻，夫人走到了我的面前。无法起立的我，激动地向她表达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敬仰和自己继续与病残作斗争的决心。夫人稍稍俯身，亲切地说：“您还年轻，相信您会在学习和工作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她从陪同人员手里接过我的礼物——俄语广播学校的结业证书，又高兴地说：“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非常感谢）。”

中国有句俗话：礼轻情义重。证书仅仅是薄薄的一张纸，但这是我通过两年苦学后获得的，是广播学校的老师登门为我单独监考后发给的。无论今天我的成绩多么小，无论明日能取得多大的成果，这象征着起步、表达着信念的一纸证书，在当时的特定场合，也许不失为一种独特而有意义的礼物。

会见是短暂的，但激奋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四十年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夫人回国后，也惦记着我们。后来，我收到了她寄赠的一套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照片，封套内侧还有夫人的亲笔题签：

赠给王志冲同志，纪念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P. 奥斯特洛夫斯卡娅　　

四十年来，这套照片始终伴随着我的生活历程。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俄罗斯人，不过他的出生地却在乌克兰的维里亚村。父亲是酿酒厂的制曲工人，也曾在外村或城里打零工，还当过五年邮差。他到过彼得堡，服过兵役，接触过进步的大学生，知道一些革命者与沙皇作斗争的故事。母亲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去给人家干活，放鹅、种菜、照看孩子。他们婚后生下六个儿女，夭折了两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最小，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母亲除了做家务带孩子，还替人家做针线、当女佣。他十岁那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家为逃避战火，辗转到达舍佩托夫卡定居。这时，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奥斯特洛夫斯基十一岁就进当地的火车站食堂当小伙计，十四岁进发电厂，给司炉、电工打下手，也干过锯木柴、卸煤等杂活。他从小具有极强的求知欲，渴望念书，但只断断续续地上过学，于一九二一年毕业于七年制的统一劳动学校。在学校里，他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十分活跃，是老师的好助手。他试写过童话、短篇小说和诗歌，在学生自编手写的“杂志”《青春的色彩》上发表过习作。他还喜欢演话剧，最爱登台扮演具有英雄气概的角色。他几度辍学，大都是由于贫穷，有一次则是因为触犯了教神学课的神父。于是，这孩子想尽办法借书，甚至把午饭让给报贩吃，换取报刊来看。他在十二岁时就读过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代表作《牛虻》，从此，牛虻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坎里。

现实生活的苦难与沉重，书中人物的坚毅与光辉，使这个男孩懂事、早熟。他曾帮助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张贴传单、刺探情报。十五岁时，他走在街上，突然发现地下革命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被一名全副武装的匪兵押着迎面过来。他不顾一切，猛地朝匪兵扑去。革命者意外获救，他却因此被捕。这个少年受到严刑拷打，但不吐露片言只字，硬是挺了过来。

红军和起义者击溃了匪军。同年七月，奥斯特洛夫斯基参加共青团；八月，志愿加入红军，随部队上前线，经受战争烈火的考验。

他当骑兵，当侦察员，转战各地。这个年轻人，不仅跃马挥刀，作战英勇，得到书面嘉奖，而且善于激励战友，显示出宣传鼓动的才能。次年八月，奥斯特洛夫斯基腹部和头部受重伤，在野战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经常处于昏迷状态的两个月。出院后，右眼只保留了五分之二的视力。于是转业来到地方。

他参加过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在铁路总厂担任电工助理，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同时进电工技校学习。十七岁时，带头参加修建一条铁路支线的艰巨工作。在铁路工地上，不少人被恶劣的条件、疾病和匪帮的偷袭夺去生命。奥斯特洛夫斯基咬紧牙关、拼命干活。但在即将竣工时，他双膝红肿，步履艰难，并且感染了伤寒，昏迷不醒，被送回老家。在母亲悉心照料下，他才勉强活了过来。重返工厂后，他一边劳动，一边在技校学习。伤病之身，经不起过度的辛劳，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他被送进疗养院进行泥疗。病情稍有好转，又返回基辅，并和许多共青团员一起，在没膝深、刺骨冷的河水中抢救木材。他再次病倒了。十八岁时，医疗鉴定委员会为他签发了一等残废证明！

他藏起证明，要求安排工作。这以后，当过团区委书记、全民军训营政委、地区团委委员、团省委候补委员。二十岁入党，并一度担任团省委书记。不幸的是，他又遇上一场车祸，右膝受伤，引发了痼疾，关节红肿胀痛，活动困难。才二十三岁，他就瘫痪了，而且双目逐渐失去视力。

从此，他往返于各地医院，进行治疗，但病情不见好转。二十六岁，接受第九次手术，刀口缝合后，竟有一个棉球留在体内。虚弱的病人，如果再次施以麻醉，只怕会损伤心脏，危及生命。他主动提出不用麻醉，切开刀口，取出棉球。他没有发出一声呻吟，但术后高烧，八天不退。这以后，他断然拒绝任何手术，说：“我已经为科学献出了一部分鲜血，剩下的，让我留着干点别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