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住到他们不让我住下去为止。”

“被拘留了？”

“那时候战争爆发了。跟其他任何人一样嘛。”

那个人点点头。“我们都一样。我曾经很快乐，”他说，又急促又轻柔，脑袋耷拉着，眼睛转了过去，“我那时十分快乐，比我曾经设想的还要快乐。”

我吃惊地转过身去。他实在不像是一个会说这种话的人。他仿佛难以捉摸而又缄默孤独。

“什么时候？”我问。“在难民营里吗？”

“不。在那以前。”

“1939年？在法国？”

“是的。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还不明白那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我之所以非得找个人谈谈，原因就在这儿。在此地，我什么人也不认识。可是，如果我跟什么人说了，那些事就会回到我心上。它就会在我心坎里清清楚楚地出现。而且它会长留下去。我简直非得——”他忽然停住不说了。“你理解吗？”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理解，”我说，“那倒是不难理解的，施瓦茨先生。”

“不可能理解！”他答道，突然变得狂暴起来。“她躺在那边一间屋子里，窗户紧闭着，躺在一口可怕的木头棺材里。她死了，她再也不存在了！这一点，什么人能够理解？没有一个人！你不能，我也不能，什么人都不能，任何人说他能够理解，那他就是个撒谎者！”

我没有吱声，等待着。我常常跟一个处境相似的人坐在一起。当你没有了祖国的时候，这些损失就更加难以忍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支持你，而他乡异国总使人觉得越发生疏。这种情况，我自己在瑞士也曾亲身经历过，那时候我接到消息，说是我的父母在一座德国集中营里被杀害后焚化了。我常常会想起焚尸炉的火焰里我母亲的一双眼睛。

“我想，”施瓦茨越发沉着地说道，“你总知道流亡者的紧张不安是怎么回事。”

我点点头。一个侍者送上来满满一碗小虾。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肚子很饿，而且记得从午餐之后我还不曾吃过一点儿东西。我迟迟疑疑地朝施瓦茨瞅了一眼。“你尽管吃吧，”他说，“我等着。”

他点了酒和纸烟。我吃得很快。那小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很好。“原谅我，”我说，“可我实在饿透了。”

我一边吃，一边望着施瓦茨。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俯视着那个名为里斯本的伟大的舞台场景，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或者恼怒的神色。这倒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感激。他似乎也明白，不管有关礼节的书本上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讲法，一个人即使在面对不幸时，也会感到饥饿，而非麻木。如果你一点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那你不妨照样吃你的饭菜，趁它们还不曾从你面前撤走。因为那样的事是随时都会发生的。

我把碗碟推开，拿起一支纸烟。我已经好久不抽烟了。我不抽烟，为的是想多积攒些钱去赌博。

“那种紧张不安是在1939年春天闯到我的头脑里来的，”施瓦茨说，“我已经做了五年多的流亡者了。1938年秋天，你在哪儿？”

“在巴黎。”

“我也在那边。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那正是在《慕尼黑协定》[10]签订以前不久。我由于长期处于恐惧状态，反而不再害怕了。但是出于习惯，我仍然躲躲藏藏，小心谨慎，可我已经不存什么希望了。战争总会爆发，德国人总会开过来把我抓去。那是我的命运。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点了点头。“那正是掀起一股自杀浪潮的时候。事情也真古怪，一年半之后当德国人真正进来的时候，自杀的人反而少了。”

“随后，来了个《慕尼黑协定》，”施瓦茨说，“那一年秋天，我们获得了满怀希望的新生。生活是那么美妙，那么轻松，我们都无忧无虑了。那一年在巴黎，栗树当真第二次开了花，你还记得吗？这些事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开始感觉到自己又像是一个人了，而且更糟的是，又像一个人那样行动起来了。于是，警察就把我逮住，关了我四个星期，原因是多次非法入境。老是那一套老把戏：他们把我驱逐出境，赶到瑞士巴塞尔[11]，瑞士人又把我赶回来，法国人便在另一个地点又把我逐出边境，我又被拘捕了——你知道这种例行公事，这种用活人当棋子来下的棋……”

“我知道。到了冬天，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了。瑞士的监狱是最好的。简直像旅馆一样暖和。”

我又开始吃起来。回忆不愉快的往事也有好处，会使你想到你现在是幸福的，而片刻之前，你还并不这样认为。幸福是个程度问题。懂得这一点，你就不大会太过苦恼了。我在瑞士监狱里觉得很高兴，因为那不是德国监狱。可是，这里，在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个人，他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也享有着幸福，虽然在里斯本的什么地方，在一间不透空气的屋子里停着一具木头棺材。

“最后一次释放我的时候，他们关照我，如果下一回再因为没有证件被抓住的话，那么他们将非把我送回德国去不可，”施瓦茨说，“这不过是一种威胁，可是却把我给吓住了。我开始纳闷，万一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该怎么办。夜里，我开始梦见我在德国，被希特勒的党卫队追踪着。这样的梦我常常会做，弄得我开始害怕睡觉。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关于这种经历，我简直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了。”我答道。

“有一天夜里，我梦见我在奥斯纳布吕克[12]，那个城市我曾经住过，我妻子当时还住在那儿。我站在她房间里，看见她病了。她瘦得像一根芦苇，而且她还在流泪。我一身冷汗，醒了过来。五年中间，我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接到过她的信。我也没有写过信给她，因为我不知道她的信是不是会被偷拆。我离家之前，她曾经答应我要办离婚手续。我想这样一来，她的日子会好过一些。这几年里，我想她总该已经把手续办好了。”

施瓦茨缄默了一会儿。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德国。有千条万条的理由，可就没有一条是有趣的，因为所有的理由全是非正义的。成为一个牺牲者本来就不是有趣的事。他或者是个犹太人，或者属于一个敌视现政权的政党，或者自己的冤家爬上了有权有势的地位——在德国，有几十条理由可以把人关进集中营或把人处死。

“我好不容易回到巴黎，”施瓦茨说，“可是那梦境却叫我不得安宁。它不时还会重新出现。而同时，《慕尼黑协定》的幻想破灭了。到了春天，人人都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你可以闻到那股味儿，正如你在看到大火之前老早就已经闻到火的味道一样。只有那些外交官才闭着眼睛，做着一厢情愿的美梦——想着签第二个或者第三个《慕尼黑协定》，或者随便什么玩意儿，只要不发生战争就行。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有这么多的人相信奇迹，可是根本没有奇迹发生。”

“哦，奇迹是有的，”我说，“要不，我们今天谁也不会活着了。”

施瓦茨点点头。“这倒是实话。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我自己就经历过一次。那是在巴黎，我突然承继到了一张有效的护照，就是写着施瓦茨这名字的这张。它原来属于一个奥地利人，那个人是我在玫瑰咖啡馆遇到的。他后来死了，留给我一张护照和一点儿钱。他来到那里仅仅只有三个月。我在卢浮宫见到他——在看印象派的绘画。每天下午，我常常到那边去，镇定一下神经。当你看着那些宁静的、浴着阳光的风景画，你实在不相信能够创作这种画的人类居然就要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一种抚慰人心的幻想，可以使你的血压降低这么一两个小时。

“那个带着写有施瓦茨这个姓氏的护照的人，常常站在那里观看莫奈画的睡莲和大教堂。我们搭起讪来了，他告诉我，在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他就设法逃出了奥地利，并放弃了他的大宗财产，其中包括收藏的印象派画家的名画。这些收藏品都给政府没收了。他并不觉得遗憾。只要这些绘画能在博物馆展出，他就不妨把它们当作是自己的东西，还可以不愁火灾和盗窃。何况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比他自己的收藏品更加出色的画作。本来总是撇不下他自己那些平庸的收藏品，就像一个做父亲的撇不下他自己的家庭，总有一种义务要关爱他自己的东西，可他现在却拥有了公共博物馆里所有的绘画，既不费力，也不需要任何责任。他是一个古怪的人，文静，优雅，乐观，尽管他曾有过种种的遭遇。他随身只能携带很少一点儿钱，但是他却保全了很多的旧邮票。邮票是最小的东西，比钻石还容易隐藏。要是你把钻石藏在鞋子里，那就不容易走路，你势必会从队列中被叫出去查问。而且除非打个极大的折扣，你无法将它们脱手，而且往往还会被盘讯很多的问题。邮票是卖给集邮者的。集邮者不会那么喜欢追根究底。”

“他用什么办法把邮票带出来的呢？”我问，带着所有流亡者都有的那种兴趣。

“他随身携带几封陈旧的、看起来不会惹麻烦的信，把邮票藏在信封的衬里底下。海关官员只检查信纸，却不检查信封。”

“不赖。”我说。

“他还带了安格尔[13]的两张小幅人像，都是铅笔素描。他把它们放在丑陋的镀金镜框里，还说它们是他父母的肖像。他又把德加[14]的两幅画藏在那两张人像和衬垫中间。”

“不赖。”我又说。

“四月里，他突然发作了一次心脏病。他就把他的护照、剩下来的邮票和绘画都给了我。他还给了我一些人的地址，这些人他估计会买他的邮票。第二天早晨，我顺便进去看看他，可他已经躺在床上死了，那种沉寂把他改变得简直叫我认不出来。我拿走了他剩下的钱，一套衣服，还有几件内衣——这是他前一天关照我的。所有的这些东西，他宁肯留给一个患难之交，也不愿意送给房东。”

“你改动那张护照了吗？”我问。

“只改贴了相片，改填了出生年份。施瓦茨比我大二十岁。我们的教名倒是相同的。”

“是谁改的？布吕纳吗？”

“从慕尼黑来的一个人。”

“那正是布吕纳了，护照医生。他是一个艺术家。”

布吕纳改制身份证的精巧手艺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帮助过无数人，可是他自己被捕的时候却连一张证件也没有。他很迷信。他相信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又是一个公众的恩主，他认为只要不为自己的私利而搞他的手艺，就不会出什么事。他在慕尼黑经营一间小小的印刷所。

“他眼下在哪儿？”我问。

“他不在里斯本吗？”

我不知道，不过那倒是可能的，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说来也可笑，”施瓦茨二世说，“有了那护照，我却不敢使用它。再说，要习惯我那新的姓名，我又花了好几天工夫。我不断地自己反复记诵。穿过香榭丽舍大道，我嘴里在咕咕哝哝地默念我的姓名、新的地址和出生年月日。我坐在博物馆里凝望着雷诺阿[15]的画作，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演习一段虚构的对话。一个严厉的嗓音嚷嚷：‘施瓦茨！’于是我马上一跃而起，答：‘到！’或者我大声咆哮：‘姓名！’接着我就机械地回答：‘约瑟夫·施瓦茨，1898年6月22日出生在维也纳新城区。’我甚至在临睡的时候还要练习。我不愿意自己在被警察惊醒以后，恢复神志清醒之前，说错我的姓。我非得彻彻底底地忘掉我原来的姓名不可。没有护照和有一张伪造的护照，情况是有所不同的。伪造的护照更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