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听着施瓦茨在讲着，没有打断他。他在对我讲着，可是我知道，对他来说，我也不过是一堵偶尔会发出一点回声的墙。那也正是我对自己的看法。要不，我也不会毫无难色地听着他，而且我还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在它们长眠于记忆的静寂沙土里以前，他希望它们再一次复活过来。我是一个陌生人，这一夜跟他萍水相逢，所以他才那么毫无保留地和我做伴。他同我相识，裹着施瓦茨这个古怪的、已经死去的姓氏的匿名的伪装，一旦他把这副伪装抛掉，他也就把他个人的存在抛掉了而消失在不知名的人群中，这些人正在朝着最后边界的那扇黑门移动，那里不需要交验证件，那里也不会有人被赶回来。

侍者告诉我们，一位英国外交官和一位德国外交官来了。他还指给我们看。希特勒的这个使者坐在离我们有五张桌子远的地方，有三个人跟他在一起，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那两位女士身体都相当健壮。她们穿着绸制的衣服，颜色都是蓝的，只是深浅不同，很不协调。那个德国外交官背朝着我们。我觉得那样倒很恰当，很合适，也叫人放心。

“我想这可能会引起你们两位先生的兴趣，”侍者说道，“因为我听到你们讲的是德语。”

无意之间，施瓦茨和我交换了一下流亡者的眼色——让人觉察不到地抬了抬眼睑，随后是一种毫不在乎的神情，好像我们再也没有比这更不关心的了。流亡者的眼色不同于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的眼色——向四面八方谨慎小心地凝望，随后是急匆匆交头接耳地絮语——可是这两种眼色都跟无数的施瓦茨从德国被迫移居和俄罗斯的人口大迁移一样，是二十世纪文明的一部分。一百年后，当一切苦痛的呼声完全沉寂的时候，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所有这种种悲愁为进步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施瓦茨抬起头来向侍者望了一眼，丝毫没有感兴趣的表示。“我们知道他是谁，”他说，“给我们再拿点儿酒来……海伦，”他照样平心静气地往下说道，“出去借她朋友的汽车。我一个人等在公寓里。夜幕已经降下，窗户还开着。我把所有的灯都关了，让这个屋子看起来像是没有人在家似的。要是有人来按门铃，我将不去理会。如果格奥尔格回来，必要时我可以从仆人使用的门出去。

“半个小时，我坐在窗子旁边，听着街上的响声。一种若有所失的强烈的感觉忽然向我袭来。那倒并不是痛苦的，更像是一片黝沉沉的阴影，慢慢地铺展开来，直到把整个大地完全陷入黑暗，把地平线都吞掉了。而在这种种凄凉孤寂之中，我仿佛看见一架天秤，一边是空虚的过去，另一边是空虚的未来，而海伦就在这两者之间，天秤的影子横落在她的肩头。那好像是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中途，下一个停站就会使这架天秤失去平衡，它会慢慢地侧向充满灰暗的未来的一边，从此再也不会回到平衡状态了。

“我被汽车的声音惊醒了。我看见海伦在街灯的光芒里走下汽车，进了公寓的大门，消失了。我穿过乌黑而死寂的房间，听到钥匙在门里的转动声。她很快就进来了。‘现在我们可以走啦，’她说，‘你非得回明斯特不可吗？’

“‘我把手提箱留在了那边。我是用施瓦茨这个名字登记的。还有别的什么地方我可以去啊？’

“‘把账单付了，转到另一家旅馆去。’

“‘去哪儿？’

“‘是啊，去哪儿？’海伦思忖着。‘明斯特。’她最后说道。

“‘你说得对。还有什么地方呢？那是最近的去处了。’

“我已经把一个手提箱整理好，带几件迟早会有用的东西。我们决定，我最好不要在屋子门前上车，还是到希特勒广场那条街头再上车。海伦会拿着手提箱。

“没有人看见，我走到了那条街上。吹来一阵暖洋洋的风。树木在黑暗中簌簌作响。海伦在广场上赶上了我。‘上车，’她悄悄地说，‘赶快！’

“那是一辆密闭的敞篷汽车。海伦的脸被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还是驾驶得谨慎一点为好，’她说，‘一桩事故就意味着警察——我们怕的就是这个。’

“我没有回答。这些事，流亡者是绝口不谈的。那会招来灾殃。海伦笑了，沿着城墙往前驶去。她十分紧张，好像这整个事情就是一次冒险行动似的。她不停地跟自己或者跟汽车说话。当她必须在一个交通警近旁把汽车刹住的时候，她便喃喃地念起祷词来。逢到碰上红灯，她还恳求道：‘赶快！开个绿灯！你在等什么啊？’

“她的轻率，真叫我莫名其妙。对我来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时刻。她做出的决定，我毫不知情。

“我们一出城，她就平静了下来。‘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明斯特？’她问。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地方可去。我只知道我不能待太久。傻瓜的幸运不会永远保持下去。警告来了，你感觉到你的时间到了。现在，我就有这种感觉。‘明天。’我说。

“有一阵工夫，她没有言语。随后她问：‘你要着手进行的事，你是怎么样考虑的？’

“这事儿，我一个人坐在那黑洞洞的起居室里的时候曾经考虑过。搭乘火车到边境线上出示一下我的护照，那样太冒险了。他们完全有可能要我交验其他的证件，出境的签证啊，移民税的收据啊——这些证件我一样也没有。‘走我来时的那条路，’我说，‘经过奥地利。越过莱茵河进入瑞士。在夜里行动。’我朝海伦转过身去。‘咱们不要谈这个了，’我说，‘或者，尽可能少谈一点。’

“她点点头。‘我带来了一点钱。你会需要的。要是你偷越边境的话，你不妨把它随身带着。到了瑞士，能兑换吗？’

“‘能，可你自己不是也需要吗？’

“‘我不能放在身上。在边境上，我会被搜查的。允许带出境的马克很少。’

“我目瞪口呆地瞅着她。她在说些什么啊？那一定是她说溜了嘴了。‘有多少？’我问。

“海伦急速地看了我一眼。‘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把它留存起来了。藏在了那个袋子里。’

“她朝一只小小的皮袋做了个手势。‘大部分都是一百马克的钞票。可是也有一捆是二十马克的，可以在德国使用，因此你用不着再去换大票了。拿上吧。反正都是你的钱。’

“‘党不是把我的存款都给没收了？’

“‘是的，可他们下手太晚了。我还来得及把这笔款子取出来。银行里有人帮了我的忙。我拿出来是为了要给你。我本来想汇出去，可是我一直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不给你写信，因为我估计你被监视着。我不愿意让他们也把你送进集中营去。’

“‘那不是唯一的理由。’海伦心平气和地说。

“‘不，也许不是。’

“我们开过了一个村庄，那里有着雪白的威斯特伐利亚式房子，茅草盖的屋顶，还有乌黑的木横梁。穿着制服的年轻人正在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从一家啤酒厅里传出来直叫直嚷的《霍斯特·威塞尔之歌》[37]。

“‘战争就要爆发了，’海伦说道，‘你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你怎么知道战争就要爆发了？’

“‘格奥尔格说的。你回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既然我要离开这儿了，她干吗仍然那么渴望着要知道这个呢？我在纳闷。

“‘是的，海伦，’我说，‘那是一个理由。’

“‘你回来是要把我带走吗？’

“我直瞪瞪望着她。‘上帝啊，海伦，’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别讲这样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那不是闹着玩的。何况，要是战争爆发了，那才可怕呐。德国人都会被关起来。’

“我们只能在一座铁路道口停住了。信号员的棚屋外面是个小花园，里边栽满了大丽花和玫瑰。门上的枝条迎风鸣响，如同竖琴的琴弦。别的汽车停在我们后面——一辆小型的欧宝汽车，坐着四个身材矮胖、脸相庄严的人；一辆绿色的敞篷双座汽车，里边是个老妇人；随后，一辆黑色的梅赛德斯高级轿车，那外形简直跟灵车一模一样，悄没声息地开到我们侧边来了。那司机穿着一套党卫队的黑制服，后车座里坐着两个脸色苍白的党卫队军官。那汽车靠得我们那么近，我伸出手去就可以伸到他们的车厢里。火车开过来要很长时间。海伦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闪耀着铬合金的光辉，那辆梅赛德斯又稍稍往前开了一点，直到车头几乎碰着了栅门。它看去确实像是一辆载着两具尸体的灵车，也好似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战争的象征：那黑色的制服，死尸般的脸，银色的死人头，黑色的汽车，还有那仿佛再也闻不到玫瑰花香、只能闻到常青树和腐烂东西气味的岑寂。

“火车如同生命本身一样呼啸着开了过去。那是一班特快车，有卧车，还有一节灯火辉煌的餐车。你连里头的雪白桌布都看得见。栅门一升上去，那辆梅赛德斯便抢在其他车辆的前面冲进黑暗，如同一支黑色的鱼雷，它仿佛把暗夜变得更黑，将树木变成了骨骸。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海伦说道。

“‘什么？你说什么？’

“‘为什么不呢？’

“她把汽车刹住了。沉静像是无声的打击，落到了我们的身上，随后我们又听到黑夜的声音。‘为什么不呢？’海伦又重复了一遍。‘你想再一次把我抛下吗？’

“在仪表盘那蓝莹莹的光芒里，她看去跟那两个军官一样苍白——好像她也被那徘徊于六月之夜的死神打上了印记似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我心灵深处真正害怕的是什么：战争会降临在我们中间，但等战争一过，我们将再也找不到彼此了，因为即使怀着最伟大的乐观主义，你也不可能在一次毁灭一切的地震之后，希冀个人有多好的运气。

“‘如果你回来不是为了把我带走，那你回来就是个罪过。这一点你难道不明白吗？’海伦突然火冒三丈地说道。

“‘明白。’我答道。

“‘那么，你这样逃避有什么用？’

“‘我并没有逃避啊。可是你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就知道？那你为什么要回来？不要跟我撒谎。难道你回来再一次向我道别吗？’

“‘不。’

“‘那你又为了什么？难道就为了待在这儿自杀吗？’

“我摇了摇头。我知道她能够理解的回答只有一个，眼下容许做出的回答也只有一个，即使整个事情还是一场梦。‘我回来就是要把你带走嘛。这一点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她的神情改变了。她的怒气消失了。她显得十分美丽。‘哦，’她嘟嘟囔囔地说着，‘可是你得跟我说啊。这一点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我鼓起勇气。‘我要告诉你一百次，海伦。我每时每刻都想告诉你——这是天底下我最最爱做的一件事，即使那是不可能的。’

“‘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可能。我有护照啊。’

“我半晌没有吱声。这句话仿佛闪电一样打在我那慌忙错乱的思想上。‘你有护照？出国能用吗？’

“海伦把手提包打开，掏出她的护照。她不但有护照，而且还把护照随身带着。我瞧着它，好比人们瞧着圣杯[38]一般。有效的护照正是这个东西。它既是一个宣言，又是一种权利。‘你是在什么时候弄到的？’我问。

“‘我是在两年之前弄到的，’她说，‘还有三年有效期。这护照我已经用过三次，一次是到奥地利去，那时它还是独立的，还有两次是到瑞士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