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现在留下了什么呢？”施瓦茨说。“色彩已经开始褪色了。时间顺序已经变得模糊，风景已经消失了它的外形，除了在变幻的光芒下一张呆板的图片，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甚至还不是一张连贯的图片——更像是一些从记忆的阴暗之流中浮现出来的支离断续的形象：旅馆的窗户，袒露的肩头，幽灵般在空中徘徊的絮语，绿色房顶上空的光芒，黑夜里河流的气味，巴黎圣母院那灰色石头上的月亮，她那张洋溢着热爱与忠诚的脸，另一张在普罗旺斯和比利牛斯山的脸，随后还有那最后一张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严峻的脸，这张脸想把所有其他的脸都排挤出去，仿佛其余的都是错误的似的。”

他扬起脑袋。脸上又一次出现了那种痛苦的神情，尽管他试着要勉强装出一抹微笑。“留下来的东西都在这儿了，”他说，指了指他的脑袋，“甚至在我脑子里，那也不见得会比一件衣裳放在满是蛀虫的壁橱里更为安全。我把这些事讲给你听，就为了这个缘故。你会把它安全地保存下来，因为在你那儿没有什么危险。你的记忆不会为了挽救你自己而把它抹掉，而我的记忆为了挽救我自己却会把它抹掉。在我这儿，那会受到糟蹋。甚至在此刻，那最后一张严峻的脸如同癌症一样还在把别的几张脸排挤出去——”他的嗓音提高了“—可是，那别的几张脸却是真正的脸。那是我们的生命，而不是那陌生的、可怕的、最后的……”

“你们在巴黎有没有住下去？”我问。

“格奥尔格又来过一次，”施瓦茨说，“他试着用感情来打动，又试过威胁。他来的时候，我不在家。直到他离开旅馆的时候，我才看到他。他把我拦住了。‘你这个下流坯！’他低声说道。‘你在毁掉我的姐姐。可是，你且等着。我会赶上你的。过几个星期，我会把你们两个人都抓起来。到那时候，我的朋友，我会亲自来照顾你。你会向我屈膝下跪，恳求我把你了结——如果你还能够开口的话。’

“‘我很容易想象出来那个情景。’我说。

“‘你什么也想象不出来。要是你想象得出，那你早就会离开了。我再给你一个机会。如果我姐姐在三天之内回到奥斯纳布吕克，那我就把一部分的宿仇忘了。在三天之内。我把意思讲清楚了没有？’

“‘你从来都不话里藏话。’

“‘是吗？哦，就是不要忘记我姐姐一定得回去。你自己也明白，你这个畜生。她有病在身。你别装作不知道。你蒙骗不了我！’

“我盯着他看。我摸不透这是他编造出来的，还是确有其事，或者他只是重复海伦第一次要去瑞士的时候告诉他的话。‘不，’我说，‘这事情，我什么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呃？那倒方便。你这个说谎的家伙。她需要一位医生。而且还得赶快。写信给马顿斯，问问他。他是知道的。’

“两个人——给白花花的阳光映衬出来的黑乎乎的形象——正在自门厅那开着的门里穿过。‘三天之内，’格奥尔格说，‘要不，你会把你那个倒霉的灵魂一点一点地呕出来。我马上就要回到这里！穿着制服！’

“那两个人此刻已经到了门厅里。他从他们中间推推搡搡地挤过去，大踏步走了。那两个人绕过我身边，登上楼梯。我跟着他们上去。海伦站在她那个房间的窗前。‘你碰见他了？’她问。

“‘碰见了。他说你一定得回去，因为你病了。’

“她摇了摇头。‘亏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

“‘你病了吗？’我问。

“‘胡说！’她说。‘那只是我编造出来的，为了要弄到一张护照。’

“‘他说马顿斯也知道。’

“海伦笑了。‘他当然知道。你难道不记得了吗？我们在阿斯科纳的时候，他还给我来过一封信咧。整个事情，都是我跟他一起安排的。’

“‘这样说来，你没有害什么病，海伦？’

“‘我难道看起来像得病了？’

“‘没有，可是那也证明不了什么的。你当真没有害什么病吗？’

“‘没有，’她不耐烦地说，‘格奥尔格还讲了别的什么话吗？’

“‘照例有的威胁呗。他要你干什么？’

“‘同样的事。我想他是不会再来了。’

“‘首先，他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海伦古怪地微笑着。‘他认为我是属于他的。他认为我应当一切按照他的话去做。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哪怕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做弟弟的往往是这样。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家庭的利益。我恨他。’

“‘就为了那个缘故？’

“‘我恨他。那就够啦。我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战争就要爆发了。他认为那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都不吱声了。大奥古斯丁码头上的车辆，声音似乎越来越响了。古监狱后面，圣礼拜堂的尖顶高高地耸入了晴空。我们听到报童的叫卖声，压倒了汽车的马达声，正如鸥鸟的啾鸣，掩盖了大海的咆哮。

“‘我不可能保护你。’我说。

“‘那我知道。’

“‘你会被拘捕起来。’

“‘那你呢？’

“我耸了耸肩膀。‘他们大概也会把我拘捕起来。我们也许要被隔离。’

“她点点头。

“‘法国的牢房可不是什么疗养所。’

“‘德国的牢房也不是。’

“‘在德国，你是不会被监禁的。’

“‘我要待在这儿，’海伦说道，做了一个表示不耐烦的手势，‘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现在，把这件事忘了吧。我要待着。这跟你一点不相干。我就是不愿意回去。’

“我瞅着她。

“‘去他的什么安全！’她嚷道。‘我讨厌这种小心谨慎。我早就觉得腻烦了。’

“我用胳膊搂住她的肩头。‘嘴里说说是容易的，海伦……’

“她把我推开了。‘那就不要来管我！’她尖叫着说。‘走开，你用不着负责。不要来管我！离开我，我一个人能对付。’

“她瞅着我，好像我是格奥尔格似的。‘不要装得像一只老母鸡！你什么事也不懂！不要用你的烦恼啊怕负责任啊来闷死我！我要离开，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这一点，你得尽力刻进你的脑袋里去。那绝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要离开，是为了我自己！’

“‘那个我知道。’

“她回到我面前。‘你一定得相信我，’她温和地说，‘不管表面上怎么样。我非得离开不可。你回来不过是件意外的事。你一定要了解。安全不是一切。’

“‘那是对的，’我说，‘可是，你安全是为了别人，如果你爱他们的话。’

“‘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安全之类的东西，’她说，‘不要来反驳我了。我知道！我知道得比你更清楚。我已经把整个事情反复考虑过了。你怎么也不会知道我考虑得多么周密。咱们不要再讨论它了，我亲爱的。夜晚在等着我们。在巴黎，对我们来说，不会再有多少个夜晚了。’

“‘要是你不愿意回到德国去，那么就去瑞士，好不好？’

“‘格奥尔格说，纳粹就要进犯瑞士了，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进犯比利时一样。’

“‘格奥尔格也不是样样都知道的。’

“‘眼下就让我们待在这儿。说不定整个事情全是假的。将要发生的事，他怎么能够确切知道呢？以前也好像要爆发战争了。可后来，却来了个《慕尼黑协定》。为什么就不能够来第二个《慕尼黑协定》呢？’

“我不知道她是确实相信她自己所说的话呢，还是只不过想办法使我安心。迎合你希望的事，总是很容易相信的。那天晚上，我就是那么相信了。法国怎么能打仗？它一点准备也没有。它非屈服不可。法国人干吗要为了波兰人而出兵去打仗？为了捷克斯洛伐克，他们也没动过一根手指头啊。

“十天过后，边境就被封锁。战争爆发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被逮捕了，施瓦茨先生？”我问。

“我们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讽刺。五年来，他们一直要赶我出去——随后，蓦然间，他们却又不让我离开。你当时在哪儿？”

“在巴黎。”我说。

“你是不是也被关在室内自行车赛车场里了？”

“当然。”

“我记不起你的脸了。”

“赛车场里的流亡者有好几百个咧，施瓦茨先生。”

“你还记得宣战之前的最后几天吗？当时巴黎已经实施灯火管制了。”

“当然记得！那时节，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漆黑一团了。”

“街角上那些小小的蓝莹莹的灯光，”施瓦茨说，“它们使我想起医院里的夜明灯。在那寒冷的蓝幽幽的黑暗里，城市仿佛在害病。一阵哆嗦通过你的全身。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备一点现款，于是就卖掉了施瓦茨留给我的那些绘画中的一幅。那时候出卖东西，行市可不好。我先去找的那个商人，只肯出很少的钱。我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把画拿了回来。最后，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流亡者，这个人从前在德国跟电影业有联系。他不信任货币，因此凡是能够到手的，他都把它们买下来。我把最后一幅画留给了旅馆老板，让他妥善保存。随后，警察就来找我了。那是在下午，一起来的有两个人。他们要我向海伦告别。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这是可能的，’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过后还会来找你呢。我们最好不要扔掉我们的护照。你也把它保存好。’

“‘你说得对，’有一个警察用很地道的德语说，‘最好还是把它们保存好。’

“‘谢谢你，’我答道，‘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告个别？’

“那警察朝门口望了一眼。

“‘如果我要逃跑的话，那我在几天之前早就走掉了。’我说。

“他点点头。我同海伦一起走到她的房间里。‘事情当真发生的时候，’我说，‘跟你仅仅谈论谈论的时候，情况可不一样啦，是吧？’于是我用胳膊搂住她。

“她挣脱了。‘我今后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们照例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旅馆，另一个是由一位法国朋友负责转寄。警察来敲门。我就把门开了。‘你随身要带一条毛毯，’他说，‘只有一两天工夫，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带一条毛毯，另外带一点吃的。’

“‘我没有毛毯。’

“‘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