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那地方长官走出来，告诉我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似乎觉得，我那一阵昏晕比我所有的话都更见效。‘你感到好一些了吗？’他问道。‘你用不着怕我。我不过是个小小的法国省级地方长官罢了。’

“‘那倒比上帝更好呢，’我高高兴兴地说，‘上帝给我的，只是一张在地球上居住的普通许可，而且是完全无用的。我实际需要的是在这个地区的居留许可，而它却是除您之外谁也不能给我的，地方长官先生。’

“他笑了起来。‘可是，假如他们在寻找你的话，这里将是最最危险的地方了。’

“‘假如他们在寻找我的话，马赛比这里更糟。他们指望会找到我的地方，正是那里，不是这里。请你给我们一张一星期的许可。到那时，我们将会动身渡越红海了。’

“‘红海？’

“‘那是流亡者的用词[64]。我们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逃出埃及以后一路上过的日子一般。我们背后是德国军队和盖世太保，两边是法国和西班牙警察的海洋，我们前面是有着里斯本港口的葡萄牙天国，那是通往人们更加向往的美国天堂的大门。’

“‘你们有没有弄到美国的签证？’

“‘我们就会弄到的。’

“‘你们似乎很相信奇迹。’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嘛。何况，今天不就出现了一次吗？’”

施瓦茨向我微微笑着。“说起来也真叫人惊奇，你在绝望的时候，多么能深谋远虑。我心里完全清楚，为什么我最后说了那几句话，又为什么我恭维省长，把他比作上帝。我只能从他那里弄到一张短期的居留许可。当你完全依靠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心理学家，即使你害怕得连喘气也不敢。也许正因为害怕才变成这样。害怕和谨慎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功能，彼此各不侵犯。你的害怕是真实的，你的苦难是真实的，因而你的深谋远虑也是真实的。所有这些都为着一个目的：得救。”

一看就知道施瓦茨已经镇静了些。“我马上就要完结了，”他说，“我们确实弄到了两张为期一周的居留许可。我就站在那个大门口等候海伦。那时候已近黄昏。天下着蒙蒙细雨。医生跟她在一起。在她看见我之前的一会儿工夫，我看见她在跟医生讲着话。她说话时很兴奋，脸上显得比平时更加激动。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被忽视的过路人，从街上往一间屋子里张望着。随后，她看到我了。

“‘你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对我说。

“‘一点不错，’海伦笑着说道，‘我现在被释放出来，因此可以到医院里去死了。那是商定好了的嘛。’

“‘我说的话很正经！’医生的口气里带着敌意。‘你妻子的确应当住院。’

“‘为什么很久以前不就把她送进一家医院去呢？’我问。

“‘这都是些什么话啊？’海伦说。‘我没有病，我也不想住到任何医院里去。’

“‘你能把她送进一家让她安全住着的医院里去吗？’我问医生道。

“‘不能。’停了一停，他回答。

“海伦又笑了起来。‘当然不了。好一场荒谬的谈论！Adieu[65]，让。’

“她抢在我前面，开始顺着马路走去。我想问一问医生，她害的到底是什么病，可是不成。他瞪着我看，随后急忙转过身，回到拘留营去了。我跟上了海伦。

“‘你的护照拿到了没有？’我问。

“她点点头。‘把你的手提皮包给我。’我说。

“‘里边没有多少东西了。’

“‘反正你给我就是。’

“‘你在巴黎给我买的那套晚礼服，我还保留着。’

“我们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着。‘你病了吗？’我问她。

“‘要是我真的病了，我会躺倒下来，不是吗？我一定会发烧。我没有病。他在撒谎。他要我留在这里。你瞧我。我有病容吗？’她一动不动地站着。

“‘是的。’我说。

“‘不要悲伤。’她说。

“‘我并不悲伤。’

“现在我知道她是病了，而且我知道她对这一点是怎么也不会承认的。‘住进医院对你会有帮助吗？’我问。

“‘不会，’她说，‘一丁点儿也不会。你一定得相信我。如果我病了，而医院对我有帮助，那我一定会试着住进医院的。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突然感到绝望得失去信心了。‘也许你应该留在拘留营里，’最后我说。

“‘要是你不来，我会自杀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着。雨开始下大了。水沫在我们周围飘舞，如同一片灰茫茫的帷幕。‘咱们想办法到马赛去，’我说，‘随后再前往里斯本和美国。’

“在美国，有好的医生，我想，还有医院，那里是谁也不会进去逮捕你的。而且，说不定他们还会让我工作。‘咱们把欧洲当作一场噩梦那样把它忘掉吧！’我说。海伦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