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战争结束，所有的时光我都是在美国度过的。说也奇怪，我开始对绘画发生了兴趣，这玩意儿我从前几乎一点也不在意——我仿佛觉得这是死去的、遥远的那个最初的施瓦茨遗传下来的。我常常想起那另一个施瓦茨，这个人也许至今还活着，而他们两个又合成了一个迷迷糊糊的幽灵，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就出现在我眼前。它甚至好像还在影响着我，虽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纯粹是虚妄无稽。我最后在一家艺术商店里找到了一个工作，我的屋子里挂着几张德加的画的复制品，对这些画，我已经变得十分喜爱了。

我常常想起海伦，这个人我只见过她的遗容，在我单独生活的时候，还一度梦见过她。我在海上的第一个夜晚，便把施瓦茨交给我的那些信，连看也没看，统统抛进了海里。在一个信封里，我摸到了一小块硬邦邦的东西，就在黑暗中把它取了出来。后来，在灯光下一看，那原来是一块扁平的琥珀，里头有一只小小的蚊虫，几千年之前被抓住，已经变成了化石。我把它藏了起来——一只蚊虫的垂死挣扎，被保存在一个金色珍珠的樊笼中，而它的伙伴们却都已经冻死或者被吃掉，从地球上消失了。

战后，我回到了欧洲。要证明我的身份，确有几分困难，因为那个时候，德国正有成千上万的优秀种族的成员企图摆脱他们的身份。我把施瓦茨的护照给了一个逃过边境来的俄国人——又一股难民潮开始了。只有上帝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至于施瓦茨，我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什么消息。我甚至还去过一次奥斯纳布吕克，打听他的下落，虽然他的真姓名我都已经忘记了。可是，那个城市早已成为一片废墟，谁也没有听到过他，而且谁也不感兴趣。在回车站的路上，我以为我看到他了。我撒腿就去追他。可是那是一位邮局的职员，他告诉我，他名叫扬森，他有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