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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士人和町人这两个阶层中，哪个阶层对游廓的贵族化要求更迫切呢？当然两方面明显都有这样的要求，但比起士人来，町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为迫切。我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士人因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偶尔来寻花问柳，但他必须放下自己的身段，并会为此而感到苦恼。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要求自己所去的游廓必须是贵族化的。然而另一方面，为了舒缓官场和家庭生活中的枯燥和压力，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又不把游廓的贵族主义看作是必须的。游廓中所通行的是与贵族的教养及习惯有所不同的东西，要通过这个“约束之门”，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请。他们带着权力者的派头迈进这个大门后，却并不一定行得那么顺畅，由此可以明白，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什么被视为粗野者或蛮横者了。

本来，脱离等级上的贵族身份，变成游廓中的“贵族”并成为游廓中的“通人”，才是游廓中的贵族主义趣味之所在。这就需要将自己从专断的主人的寂寞中解脱出来，从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奴仆中挣脱出来，而获得一种自由；需要从点头哈腰相迎送、何事都唯命是听的女人堆中摆脱出来，而轻松地从事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或者进而言之，是在太夫的温柔的支配下，投入其怀抱中而获得一种温馨感。从这一点上说，他的贵族趣味是在一种新的场合中变形后的复活，与他依偎的人必须是能够满足其趣味的“色气”女王。因而，他的身为贵族的意志若不在此处满足，便不能在别处得到满足，这与他在其他场合下的贵族身份大异其趣。在这里，身为贵族不是他的憧憬，而是一种事实。因为他要从死板的贵族身份中挣脱出来，寻求一时的自由。

町人逛游廓当然也是寻求解脱的。从拨打算盘、只想赚钱的枯燥生活中解脱出来，抱着“借钱也在所不惜”的达观，从一个似乎人人认可、不水性杨花也不可能水性杨花的、老实而又实用的老婆的汗臭中解脱出来。一个只懂得料理家务事的主妇，与一个专门琢磨如何吸引男性的游女，两种女人实际上从两个方面满足了男人的需求，这真是江户时代女性的不幸。恋爱与老婆被看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在这一点上淡化了他们对老婆的责任感。男人“看见老婆就像见到了猿猴”“一寸之前就是黑暗，性命消融露水间，明天如何不得知，劝诱朋友快游玩”（《东海道名胜记》），于是“鸳鸯衿下寻连理”，便向日本桥对面和三谷奥[7]奔去。

不过，町人在那里寻求的不只是解脱，还有他们的向上的意志、对贵族生活的憧憬，并且在游廓里发现了入口。町人无论在社会上实力有多大，但政治上和法律上却没有任何能够保障的权利，在统治阶层随时都有可能砍来的屠刀之下，他们能够发泄自己的郁闷，能够寻找到温柔乡的地方，就只有吉原那块“社会外的社会”了。至少他们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伸开手足，感觉自己似乎是个贵族。因而，把游廓当作贵族的领地而趋之若鹜的，与其说是士人，不如说是那些富有的町人。这种心理他们自身恐怕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但从局外人的眼光看来，是颇为悲壮的，并且值得同情的。从丈夫接受妻子的教育感化这个意义上，他们从游廓中的贵族式的“小姐”那里受到了富有人情味的教养和品格的熏陶，“总之，没有通过小姐们的熏陶，自己就不能提高品位。”（《邻居疝气》）可以说，在江户时代，游女是一个种类的社会教育家。

那么，在士人和町人中，哪个阶层更有资格成为游廓中的胜利者呢？柳泽淇园在《独寝》中写道：

武士贵人与町人，游玩的方式不同判若雪墨。女郎方面多喜欢与町人结交而不喜欢武士贵人，这样说绝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原因的。第一，武士贵人往往不能尽情开心地玩，四时来的，早晨七时便要回去，显得匆匆忙忙。不能陪女郎待一整夜，而且说话也令人腻烦，男管家也是“现在几点啦，现在几点啦”地不断询问，令人讨厌。或者有些武士贵人来这里也能优哉游哉地玩，但是多数显得粗鲁。女郎跟他们在一起不像和町人那样心安。如此等等。（《独寝》上卷四十五）

这段话就是享保年间，作为武士贵人之一员的柳泽淇园对町人的称赞。一个名叫酒井抱一的贵族说过这样的话：“世间所尊崇的是团十郎和春天的早晨。”这句话值得注意，它与上述《独寝》中的话一样是对河原从业者的称赞。的确，武士贵人“粗鲁”的表现，换言之，将外面的武断的贵族主义原样不动地拿到游廓里来，就使得他们在“游廓的贵族”方面大大地劣于町人。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町人在这里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金钱，这是妓院式资本主义的根基，在这一点上，统治阶层却渐渐地处于劣势，町人渐渐地占据了优势。

正如淇园所说：“诚实与金钱是两回事。”只有诚实是不能成为游廓贵族的。有诚实而没有金钱，就像徘徊在妓院之外“手里拿着锅”的人，必然受到冷落。在这个意义上，游廓是妓院贵族的“condition sine qua non”（必然的制约条件），金钱可以让太夫保持她们的品格，金钱也能保持町人在游廓内的品格。那些有名的大贵族之所以能在游廓呼风唤雨，是因为“千两一箱的金银堆积如山”地放在那里，无人能及。

比起普通的诸侯大名来，那些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暴富的人，处于远为有利的位置。在耀眼夺目的名妓背后，都有这些町人的财力支撑。町人富豪在元禄年间之前固然也有不少，但在元禄到宝永年间[8]，京都大阪地区的淀屋、江户的纪文奈良茂等，压倒了上一代的仙台大佬，而名震天下。这一变化所显示的时世推移是值得注意的。这种情形到了享保年间依然如此。享保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二十五岁那年的中万字屋玉菊（参见山东京传《近世奇迹考》卷五、山崎美成《游女玉菊传》、佚名的《游女玉菊考》、冈野知十的《玉菊及其三弦》等）患病而死。据记载，她在病中对四花患门[9]进行针灸，“玉菊针灸的时候，请半太夫河东两人轮番弹唱净琉璃曲。将此事用书信形式通知相关人士，写明具体日期。那时家中的女郎也全部出动服务，一人不闲。来听净琉璃的人，一律享受酒茶饭菜的招待，真是不分贵贱，热闹非凡，难以尽述”（见《江户节根元记》）。妓院中要有如此大的排场、铺张，肯定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持。《江户真砂六十帖》所载小奈良茂的传记可能有误，但其中的一句话——“到吉原中万字屋玉菊去喝大酒，玉菊在酒宴期间病情加重，茂左卫门尽情尽力给予疗救，但终无回天之力”，从时间上看这一记载是与事实相吻合的。若把《大尽舞》中所歌唱的奈良茂为浦里赎身的事，看作是前代奈良茂之所为，与这一记载也不矛盾。

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从这些历史逸事的记述中，去想象町人富豪与名妓有着怎样的关系。然而，从宽保元年的榊原高尾事件之后，有钱的诸侯或者士人在游廓中就看不到了。这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但联系到时代大势的推移，我的这种观察似乎没有大错。关于享保以后游廓与士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享受四千石俸禄的旗本藤枝外记和游女绫衣的情死（天明五年）之类的事件了。尾崎久弥的《江户软派杂考》（第443页）中记载了《明和杂录》中的这样一段话：“武州金泽、米仓丹后守殿知行一万二千石。丹后守殿在江户吉原土手与妓女情死……管家二人引咎切腹。”这就表明有人为了恋爱对游廓方面造成损害了，也显示了士人在游廓中的势力消长，这与前期为太夫赎身的行为相比，其意义就不可同日而语。随着河水湍急，领主和旗本都被卷进河水中，如同“无钱无势”的一介平民色男那样溺水而亡，这一事实更清楚地表明了游廓中町人的胜利与武士的败北。

然而町人的胜利并不只是意味着富裕的町人的胜利。对于游廓中的等级森严的贵族体制而言，多数人的要求必然导致这种等级体制的崩溃。这一方面表现为太夫的减少乃至绝迹，另一方面伴随着太夫之外的新势力的出现，造成了太夫权威与势力的失坠。在享保年间之前，这种情况还不太显著，但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此类苗头。

据宽永二十年刊行对吉原加以细致记述的《吾妻物语》一书的记载，在当时吉原的游女中，“太夫七十五人，格子女郎[10]三十一人，端女郎八百八十一人，总计九百八十七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后来的新吉原，太夫大约不超过二十人。这也许是严格筛选的结果，由此可见当时的游廓是与平民化格格不入的。如果《元禄太平记》（元禄十五年刊）中的记述是可靠的话，当时的太夫更锐减为四人，而格子女郎则是八十六人，散茶[11]五百零一人，梅茶[12]二百八十人，五寸局[13]四百三十人，三寸局[14]六十三人，五寸局、三寸局合起来约五百人。其他人等加起来，大约“近两千人”。根据享保初年或者此前的更详细的片段记录（《守贞漫稿》），当时有太夫七人，格子八十三人，散茶一千二百六十四人，梅茶四百四十人，五寸局十九人，三寸局二百六十七人。据同书享保十九年记载，有太夫四人，格子六十五人，散茶二人，新“座敷持[15]”二百九十人，“昼夜新”二十二人，“座敷持”一百二十五人，部屋持[16]三百一十八人。享保之后，太夫的影子随着三浦屋的家运衰落而变得更为稀少了。在榊原高尾离去之后，只剩玉菊等一两个有名的太夫。在宝历年间的花紫与高尾之后，就只有散茶女郎一统天下了。从宝历初年到享保末年仅仅只有十六年的时间，从以上游女的等级构成变化来看，无论在哪个时期，吉原都不单单是太夫的世界，在一般情况下，需求最多的游女等级，人数也就最多。到了享保以后，太夫便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这足以证明游廓中的贵族主义的支柱已经被腐蚀。当然，此后“散茶”被推上了上位，以“昼三”等为中心，游廓的等级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更复杂的状况。但从游客的需求方面来看，不可忽略的就是逐渐呈现出了一种平民主义倾向，多数战胜了少数。

在考察太夫的兴衰消长过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为数众多的“逸话”和“评判记”中，想象江户初期她们是怎样受到人们的追捧。她们让男人们匍匐在脚下，这对于日本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所享受到的难得的一种待遇吧。当然，这背后也有人投之以鄙夷的目光，但崇拜她们的男人们并不在乎这些，仍然是追慕并爱恋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些身份低下的男人拼出命来追求她们的感人故事。在旧吉原刚开办的时候，从京都大阪地区转移到江户来游女中，有一个卖油郎对在三岛留宿时认识的佐渡岛正吉一见钟情，为了结识她而把珍藏的二两黄金拿出来，终于如愿以偿，为了表达对“正吉妹”的感谢、感恩之情，第二天他就推着车到江户去，此后的三年间他一直在江户城为正吉拉车抬轿，这就是《卖油的平太郎的故事》（参见《漫物语》）；宽永年间，一个锻刀铺学徒恋慕吉野太夫，在预约上太夫的第二天，由于过分高兴而跳入桂川自杀身亡（参见《吉野传》）。接下来，近松在享保三年创作的剧本《寿之门松》的开头，藤屋吾妻唱道：“在情之道上，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寻找爱恋”，作为老母，她真心希望爱子难与平能够“得到太夫的青睐”。这一描写很有意思，很难说这是不顾当时风俗人情的向壁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