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尽管原始资料的挖掘、收集与解读对于历史学研究而言必不可少，但我在本书中并不拘泥于这样的立场和工作，而是在更广阔的历史事件、思想和话语空间中，重新勾勒近代日本精神史的主题；更进一步说，我要在展现前人留下的话语资料（包括各种形式的发言、文书、论述等）以及标示政治进程的特殊事件的同时，从这些作为客观事实的话语和事件中，对“精神”予以读取。这是我对近代日本进行精神分析的方法，因而这种精神分析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分析，它将引导我们去重新认识近代以来东亚世界的精神秩序与现实政治秩序之间的关联。因此，在行文中，我会提供必要的政治史与思想史的叙述，但这些叙述服务于精神史分析。这种新的历史叙述的主旨，在于探索近代日本历史中所蕴藏的热情激发与思想唤起的潜在能力，以及这种主体的激情、思想与特定政治结构之间的关联。

这种精神史的探讨还旨在揭示思想、观念与历史语境的深层关联，而这将有效防止理念自身的暴走。这里所说的“理念的暴走”，是指某种理念的持有者以理念自身的原则来裁剪真实的历史世界。因为真实的历史世界一定是理念与现实相互作用的结果，对主体深层欲望与意识的揭示，将防止历史被坚硬的现实主义者与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所支配。在他们的眼中，世界只是被感知的事实与利益所支配，这种支配不仅意味着历史虚无主义，更是一种现实虚无主义。而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定是人类生活意义的消解和文明生成能力与生命力的枯竭。

无须说，本书设定的读者首先是中国读者，但对日本读者，我同样希望本书有助于他们转换自身的历史认识。因为我采用的是一个普遍主义和普遍适用的视角，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普遍文明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并在文明史中对自身重新定位。

在当下的自我历史认知中，日本深受“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不仅无法实现与自身的和解，更无法实现与遭其侵略的亚洲各国的和解。日本只有将自身过往的行为置于人类文明史中，重新反省自己的历史，才能从民族国家的历史重负中解脱出来。归根结底，近代日本自身的抗争与失败可视为人类文明成长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但日本如果不能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与道路，坦然面对自己的荣光、屈辱与罪行，它将永远无法获得它所一直期求的意义与承认。

这就是所谓的“新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唯此，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将会把我们带入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情境中。回到历史语境，努力理解历史主体的精神与意义世界，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因为我们所知的历史正是这种主体活动的结果。从而，这种新的历史叙事，将为我们必然置身其中的历史建构一种不可或缺的意义世界。

这一意义世界，在最终的意义上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尊严等级。

注释

[1]［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又称“华夏世界秩序”，英文是the Chinese World Order。

[3]［美］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0页。

[4]参见拙著：《友邦还是敌国？——战后中日关系与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一章。

[5]我对“新世界主义”的具体论述，请参见拙文：《新世界主义：破解民族精神的时代困境》，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6]出于上述考虑，本书讨论的材料将不限于或者说不着眼于因宗教信仰而被视为“世界主义者”的冈仓天心、内村鉴三、铃木大拙等人的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家的介绍，可参见［日］芳賀徹等编：《西洋の衝撃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三部分。

[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前言第41页。

[8]［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5页。

[9]关于韦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可参见拙著：《马克斯·韦伯与中国社会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参见［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另外，黑格尔自身的“历史终结”论内涵复杂，人们多注意到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说法，即“绝对精神的自我回归”，“终结”是西方的本质规定，而东方则是开始。这当然是哲学层面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在经验层面上，日裔美国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则以西方具体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作为人类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以及普遍历史的终点。这种说法和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相辅相成，促进了“历史终结”论的普及。

[11]［法］奥弗莱：《亚历山大·科耶夫：哲学、国家与历史的终结》，张尧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57页。

[12]比如，纪平正美的《日本精神》（1930年）、鹿子木员信的《日本精神的哲学》（1931年），杂志特辑《走向日本精神》（1933年）、《日本精神》（1934年）等，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参见［日］藤田正胜：《日本文化关键词》，李濯凡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49页。

[13]［日］テツオ·ナジタ等編：《戦後日本の精神史——その再検討》，岩波書店，1988年，前言第8页。

[14]参见［日］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载《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区建英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86—189页。

[15]参见［日］南博：《日本人的心理 日本的自我》，刘延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30—138页。

[16]［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3年；［日］藤田省三：《精神史的考察》，庄娜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5年。

[17]［美］扎列茨基：《灵魂的秘密：精神分析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季广茂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

[18]此处“原型”的说法，来自丸山真男论述的启发，但和他颇为特殊的用法不同。在探索日本历史意识的特殊性格时，丸山提出了日本历史意识背后的“原型”“古层”与“执拗低音”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日本文化虽然经历了几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来自亚洲大陆的佛教文明、儒教文明以及来自欧美的近代西方文明——的“开国”过程，但这些文明都经过了一种日本固有的思维样式的修正，从而成就了日本的民族特征。在《历史意识的“古层”》一文中，为探索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丸山将它的研究对象推进到了《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神话时代，揭示了一种线性的、变动不居的时间意识模型。参见［日］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十卷），岩波書店，1996年。

[19]［日］竹越三叉：《民友社思想文学叢書 第4卷 竹越三叉集》，三一書房，1985年，第340页。

[20]［日］三宅雪嶺：《近代日本思想大系5三宅雪嶺集》，筑摩書房，1975年，第228页。

[21]［日］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3页。

[22]［日］西嶋定生：《日本歴史の国際環境》，（東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66—80页；另外参见郝祥满：《朝贡体系的建构与解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1—46页。

[23]［日］吉田孝：《日本的诞生》，周萍萍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第115—121页。

[24]我在上一节提到，这里的“原型”说法，来自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但和丸山真男略微不同。丸山的“原型”，是指一种相对恒定的日本的思考样式，参见［日］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载《丸山真男集》（第十二卷），岩波書店，1996年。与此相对，日本思想史学者水林彪尤其强调了律令制国家成立对随后日本历史意识的影响，参见［日］水林彪：《原型（古層）論と古代政治思想論》，载大隅和雄、平石直昭編《思想史家 丸山真男論》，ぺりかん社，2002年。

[25]［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第34页。

[26]［美］贝里：《丰臣秀吉：为现代日本奠定政治基础的人》，赵坚、张珠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8—311页。

[27]［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0—261页。

[28]一般的国际法并不涉及这种起源意义上的“承认”，只是当作国家成立要件（土地、人民与有效政府）的法律确认部分，讨论“承认”的角色。关于国家间“承认”的法律问题，可参见［美］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译，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29]这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外交史、国际法史方面的著作出版；可参见［美］徐中约：《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1858—1880年的中国外交》，屈文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林学钟：《从万国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国际法的传入、诠释与应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0]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1]比如，参与辛亥革命的干部中有留日经历的人数比例非常高；参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5—297页。

[32]对于这一点的详细的阐述，参见施展：《枢纽：3000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33]参见［日］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67—273页。

[34]近年出版的有关中日关系的著作当中，日本学者与那霸润着眼于日本“中国化”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参见［日］与那霸润：《中国化的日本》，何晓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5]关于晚清以来新概念、新名词的产生的研究，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