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在文中使用了诸如“恶友”等犀利的言辞，因此也被视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蔑视中国”“蔑视朝鲜”的代表。从当时主导日本的世界认识的文明论的角度，这种以否定中国而表达的“亚洲意识”必然会压倒其他诸如“亚洲同盟”“日清合纵”“东洋合一”等强调合作的论述。

这里再次引述福泽谕吉“脱亚论”的目的当然不是对其思想进行批判，而是在于获得历史认知。事实上，在整个19世纪西方思想界，从孔多塞、赫尔德到黑格尔、穆勒等，用“停滞不前”的中国代表亚洲，从而将中国纳入“文明”秩序的论述，可谓司空见惯。[18]因此，福泽谕吉的说法并无新意。但从这种论述最终上升为国家理性的意义上，亚洲论述无论其主张如何，最终都表达为日本帝国自我意识的建构。借助“亚洲”以及“欧洲”这种新的政治与文明单位，日本成功地将“中国”置于他者的地位。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可视为日本帝国为实现自身欲望迈出的关键一步。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并不能简单视为反亚洲的论述，因为他对亚洲现状的论述与兴亚论者的看法并无本质不同。更重要的是，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对日本而言，亚洲主义是一种方法；借助它，日本成功将自己置于一种新的世界认识中。日本要成为亚洲新时代文明秩序的象征与领路人，从而担当起新秩序的建构任务。

这是一种全新的帝国意识。但明治日本这种急切的亚洲论述并未能把握“文明”之所以成为“文明”的属性，尤其是文明对暴力的驯服。当文明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工具时，福泽谕吉在国家论上的实用主义就为后世埋下了祸根。他对东洋，尤其是对中国的“蔑视”，遮蔽了他对东亚文明的本质属性的认知。

事实上，如同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的，“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因而儒教具有“本质上的和平主义特征”。[19]当日本的亚洲主义者们歌颂“东洋的和平”时，他们看到的只是现象，选择性地忽略了传统东亚世界秩序的和平主义性格，忽视了东亚文明的本质特征。日本的政治精英则主动选择了非文明的暴力，从1874年出兵中国台湾到1945年战败为止，日本将灾难带给了世界。这一时期日本亚洲主义预设的文明观，继承了19世纪欧美世界文明观中最为暗淡的一面：基于文明的优越论，“文明”社会在与“半文明”和“野蛮”社会交往时，暴力是随时可动用的工具。

当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觉醒后，中国的思想精英立刻就洞察到了日本的国家欲望的实质：日本的亚洲主义尽管诉诸儒学的和平主义属性和王道的政治理念，但究其实质是一种侵略主义。[20]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未就此完结，它进一步转换为如何理解这种基于暴力的文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