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由于对外来文明的高度敏感，日本为西方世界的知识体系留下了特殊的窗口与通道。18世纪早期以来，通过荷兰语进行的西欧医学、数学、天文学等（“兰学”）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导入，正是这种文明在主体无意识层面的效用：文明的普遍性在于其普遍的实用性与可传播性，而不依赖于各种先验（诸如基于特定宗教）的文明观。换言之，“兰学”的文明属性因其实践有效性而得到了承认。

从现实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中国的战败所产生的影响，与其说在中国不如说在日本发挥到了极致。古贺侗庵（1788—1847）在1841年撰写的《鸦片酿变记》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英国的侵略”“中国的傲慢”“西洋技术的接受”等内容。[8]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场战争的失败。然而对于日本，则意味着东亚世界体系的衰落，因为中国的战败意味着“夷狄”的胜利。日本对自己此前十数个世纪一直崇拜、吸收的文明产生了动摇，最终的结果是，“西洋”以及作为其对立面的“亚洲”由此取代“中国”，成为日本文明论述的主要对象。由此，这个成长中的精神帝国，获得了新的自我表达的概念。

福泽谕吉：脱亚论及文明工具化

在当时日本的世界认识中，鸦片战争中中国的战败预示着文明已经发生了转换，近代欧洲开始被视为文明发展的最前端。这不仅仅是文明观念上的转换，还激发了日本国家意识深处与中华竞逐的欲望。进一步而言，作为东亚普遍主义载体与文明中心的中国的衰落，让日本看到了实现自身欲望的机会，同时，这也是一种基于华夷秩序的世界认识的转换与重建。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时代精神逐步落实为一种全新的东亚世界秩序。

幕府末期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75年出版了《文明论概略》。这本书之所以风靡一时，正因为它是这种世界秩序转换的先声与产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其主旨，那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确保日本的独立”。针对当时的世界秩序，福泽以简洁明快的笔触写道：

现代世界的文明状况，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国家。这种说法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不仅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就是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并且也没有不接受这个说法而强要夸耀本国的情况认为胜于西洋的。[9]

福泽谕吉在展开自己的文明论时，照搬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文明”史著作，如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等，这些著作通常描绘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进程。因此，人们常常批评福泽谕吉套用了欧洲“野蛮—半开化—文明”的文明等级论。在今日批判者的眼中，19世纪开始流布全球的文明论，无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论，这种“文明=欧洲文明”的认识论与欧洲同时期展开的殖民主义相辅相成。可以说，今天每一次看到“文明国家”这样的说法，都会让他们联想起某种源于过去的创伤。[10]

那么，福泽谕吉为何坦然接受了这种文明等级论？其实，福泽谕吉并非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无论是他还是今天的学者，事实上都指出了非欧洲世界在全球秩序形成中的一种真实处境。在当时的文明论中，文明首先意味着“文明国”肩负的一种使命，一种使非文明地区“文明化”的自我意识，而这种使命观又随时可以将“文明国”的暴力使用正当化。

作为非西方世界的日本知识分子，福泽谕吉主动接受了“半开化”的地位，但是，这种主体性并非单纯的理论思考的结果。从1860年到1864年，福泽谕吉有过三次游历欧美国家的经历，在他看来，承认日本处于“半开化”的地位是面对事实的诚实态度。正因这种对文明观念的普遍共有和坚定的信念，他才在文中迫使读者做出选择：“在今天这个时代，是应该前进呢，还是应该后退？是进而追求文明呢，还是退而回到野蛮？问题只在‘进退’二字。”[11]

福泽谕吉虽然在《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不过，他的落脚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独立：“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这个著名结论在实践中必然会造成两种效果：文明的手段化与国家主义价值的绝对化。今天看来，这正好颠倒了政治文明的本意；不过，这种误认并非凭空而来，它在当时有着经验基础。福泽在行文中特别展示了欧洲各国在价值上不文明亦即野蛮的一面：

外国人来到日本为期不久，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害，没有使我们太不体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远一些，广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迹。试问，今天的美利坚原来是谁的国家？……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西洋人所到之处，仿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的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12]

借助欧洲文明论，福泽谕吉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视为“半开化”之国，认为这些国家必然会遭受来自文明国的冲击与压迫。此外，通过极力宣传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他成功确立了维护国家独立的最高目标，而文明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在他看来，亚洲各国因其半开化状态，都面临着同样的文明启蒙问题。

文明观念的工具化，是福泽谕吉“文明论”的犀利之处，也是其致命缺陷。随着明治日本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全面展开，福泽谕吉的主张逐渐从维护日本独立过渡到如何参与欧美的世界竞争上来。在《文明论概略》发表四年后，他在1879年发表的题为《文明一新绪言》的文章中，开始对西洋文明进行批判，要求论者不要“盲信”“钦慕”“心醉”于西洋文明。在1883年的《开国论》中，福泽谕吉再进一步，成功地为日本确立了一种文明国家的崭新形象。他论述道：

当今日本若要在开国的道路上心无旁骛巩固文明富强的根基，就要在世界上传扬我国情的真实情况，使万国的人都知道如此事实：日本人也是文明世界中的人民，其智慧道德的实际水平与其他国家的人毫无差别，智慧足以利用近时文明的利器，道德与近时世界的人情不违背而根本主张相同，是正处于日新月异进步中的一个帝国，其国家古老，但文明新鲜，实在是可畏又可亲的存在。[13]

福泽谕吉的立论主旨自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此前对日本“半开化”位置的承认，转向宣传日本已然上升为“文明国”的一员。这其中的一个前提是，同样处于亚洲的中国依然停留在“半开化”的位置。与中国、朝鲜等东洋国家相比，日本因其文明进步而获得“东洋之冠的荣光”，这样，在福泽谕吉的笔下，日本已经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转换任务。

日本已经是文明国家这种定位在理论上有两种结果：其一，日本已经有资格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或亚洲的盟主，抵抗西洋对亚洲的殖民活动；其二，日本可以依据西洋“文明国”的逻辑，在与亚洲国家交往中复制“文明国”的逻辑，执行强权政策。前文提及的日本亚洲主义论述的两极——“兴亚论”与“脱亚论”，正是日本的这种新晋文明地位的观念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以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为代表的近代日本关于“亚洲”的一系列话语，正是日本重建自身与世界秩序关系的思想、欲望与行动的表征。这种亚洲论述与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观”有着广泛的重合。[14]在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中，日本已经后来居上，压倒了中国，成为亚洲唯一的文明国家。

明治日本的这种关于自我、中国与亚洲的观念结构，赋予了中日甲午战争一种特别的意义。无论在政治秩序上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场战争都成为东亚世界史的转换点。在当时的福泽谕吉等国民意见领袖看来，明治日本战胜清朝中国，正是“文明”战胜“野蛮”的样板。日本获得完胜的这种决定性的历史事实，为日本乃至当时世界流行的文明论提供了最坚实的论据。

从精神史的角度来说，日本的胜利意味着它第一次克服了“中国”或者“中华世界”在它内心留下的阴影。这在福泽谕吉的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在1884年2月和7月发表在《时事新报》的两篇文章中，福泽谕吉表达了对中国人异常的“厌恶”和“侮蔑”。[15]他这样写道：

我听说支那上流社会文化发达，并且十分富有，可是下等社会却是另外一个人种。数百年来，他们随意远游迁居，但凡满足衣食需求之地，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离开国土，就仿佛弃如敝履一般。……他们一旦听到（日本）内地可以居住，就会逐渐迁居过来，就宛如夏天傍晚的蚊子到来一样，可以说没有止境。……有人会说那不如雇佣他们，可他们将不厌污秽，不辞贱役，忍受劳役，不期待高报酬，仿佛他们天生就是苦力而被驱使一般……山岭水涯所到之处，将无处不见辫奴……

最终的胜败暂且不论，在目前的情势下，在唯利是图这一点上我相信西洋人远远不及支那人。……支那人的优点是他们的忍耐力，他国之人无法企及。对身体的苦痛、衣食的不清洁，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从旁观的角度来看，我甚至怀疑支那人不懂人生的苦乐。无论是怎样的贱业苦役，只要有钱他们就干。……本来支那人种就不求文明进步，蒙昧于日新月异的学术艺术的进步，为世界的人们所嗤笑。虽然为世人嗤笑，但却无关自己的痛痒，每个人都只满足于追求自己的金钱。

有日本学者指出，福泽谕吉这种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近乎极端的“厌恶”，正是当时一部分日本精英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恐惧”或者称为“中国恐怖症”的表现。进一步说，福泽谕吉流露出的中国意识，其实是“去中国化”这种意图的结果。而在这种意图中，实则包含着“隐微的屈辱心理”。在这个意义上，明治时期的“欧化”才是真正的“国粹”。[16]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上的中华世界在日本的另外一种投影。

历史世界的巨变，进一步激发了观念世界的转换。甲午战争表征着东亚传统的中华世界秩序的终结，而日本的“亚洲主义”由此承担起东亚新世界的秩序构想与意识形态功能。这种对新世界秩序的构想是与明治维新同步出现的。明治日本“亚洲主义”的一个重要文本，是福泽谕吉在1885年3月16日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这篇文章为后世所关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这种新秩序的先声与宣言：

因世界交通之道便利之故，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皆靡。……故为今日东洋之国谋略时，若下定决心防止此文明东渐强劲之势，自然亦可；但对于观察世界现状而认为事实上不可为者，就必须与时共进，共同沉浮于文明之海，扬波破浪，苦乐与共。……我日本虽地处亚细亚东边，但其国民精神已然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移向西洋。然不幸之处在于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故为今日之谋，我国不可坐等邻国文明开化以共同振兴亚细亚，宜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顾虑，只需依据西洋人待其方式予以处理即可。与恶友结交者，不免共蒙恶名。吾辈须在内心深处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