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一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所置身其中的时代状况：明治维新以来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近代化已经达成；在国家权力的追求上，日本已站到了世界强国的位置；近代日本的精神帝国，正逐步现实化为政治帝国。但也正因如此，困扰他们的问题愈发地强烈：源于古典东亚世界秩序的普遍主义文明意识，如何与不文明的世界现实进行协调？帝国主义、殖民掠夺、民族压迫、种族歧视、世界战争……如何理解这些全新的世界现象？

在这些时代问题的逼迫中，1937年7月7日日本以“事变”的形式对中国发动的全面战争，让一些知识分子愈发感到困惑。至少对于主张亚洲联合的亚洲主义者而言，日本的行为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一种对自我意识的破坏。因为这层不安乃至自责，1941年12月日本对美英开战后，他们首先感知到的是这场战争可能具有的伦理意义。准确地说，他们首先要赋予这场战争以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涉及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拯救。这种意义，在曾经困惑他们的“文明”与“世界”的框架内得到了揭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这种时代精神状况，是我们理解京都学派“世界史论”的前提。京都学派试图将日本获得的最新的“世界”意识以哲学的方式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论”既是“近代超克”的理论先行形态，又是“近代超克”的有机构成部分。[11]

所以，“近代超克”并非突然出现在1942年的座谈会上，它有着精神史上的必然性。在一篇发表于1933年的论文《知识的客观性》中，被誉为京都学派始祖的西田几多郎反复论及的主题，正是“世界”：

现在的日本必须展现日本作为世界的日本所具有的东西……我们必须建构源于我们民族内心的世界思想。这并不单单是说要揭示我们与当今世界思潮不同的缘由，而是要基于自己的立场来消化世界思潮，必须能够处理今日的世界思潮。仅仅知道自己而不知道其他，这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如果能返回到过去的锁国时代，当然无话可说。既然我们做不到，今日的日本就无法避免受到世界思潮的影响。针对世界思潮，我们必须能够基于自己的立场进行应对，然后我们作为世界的日本，才能够对外让人信服，对内统一人心。这里所说的世界的日本，并不是说在世界化时失去了自身。我认为在东洋文化的根底，有着能够对抗西洋文化的深刻的东西。今日的西洋文化源于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这两大思潮的河流。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上东洋文化，从而贡献于世界。[12]

我们现在阅读西田几多郎的上述文字，可能要克服某种源于时代差异的违和感。但也正是这种差异，会让我们凝视其中的精神。显然，在这一代表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最高认知的论述中，一种强烈的世界意识呈现了出来。对于“世界”的强烈的渴望，代表了这个民族此时的自我意识中最富有激情的一部分。在西田的上述说法中，“源于我们民族内心的世界思想”这句话值得特别留意，因为它在事实上触及了近代日本深层的欲望和意识，一种与传统东亚世界秩序同型的自我意识。

就此而言，西田所论的“世界”事实上构成日本知识分子对20世纪30年代危机及其解决方案的认知：日本要以一种“世界历史民族”（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的身份参与世界事务，并贡献于世界的文明进程。可以说，京都学派此间关于世界与世界史的表述，是同时代日本精神的最高呈现。

我在前面曾经指出，精神或观念上的事物都有着驱动自身向现实转换的内在动力。西田或者说京都学派的这种“世界”论述，同样在呼唤着它自我实现的载体。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西田继续对他理解的“世界”进行阐述，目的正是为日本提供最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明治以来，我们通过学习输入而来的西洋文化，在东洋成就了伟大的发展。我们今后也有很多需要学习之处，因而必须一直坚持吸收世界文化，取得自我发展。然而，我们也不能只是一味吸收、消化西洋文化，我们必须以数千年来培育我们的东洋文化为背景，创造新的世界文化。[13]

哲学家们此时对“新的世界文化”的渴望，包含着自我激励与自我解放的意图，“对抗”“贡献”“创造”等说法显示了这种精神的高度觉醒。西田本人曾任职“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是日本政府文部省在1932年出于“阐明国体、国民精神之原理”和建立“足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为目的创建而成。西田由此进入正统日本意识形态生产与活动的现场。[14]就此而言，此时西田的精神就是日本的精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创造新的世界文化”的立意被更宏大高远的世界史论述所代替。此时，世界之所以成为世界的机制，似乎获得了自我实现的手段——日本以“总力战”的形式发动了对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在当时日本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打破近代以来英美主导的旧世界秩序进而创造新世界秩序的革命，是世界的“最终战争”。

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尽管有着为日本帝国的国策进行正当化的意识形态效果，但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它的意图就是为日本帝国提供正当化论述。这是因为，京都学派的论述事实上揭示了当时日本国民普遍共有的一种欲望和志向，是国民精神的哲学表达。这种国民共有的精神事物，先于日本帝国的国家意志和具体国策而存在，这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京都学派“世界”论述的前提。下面引述的是西谷启治在1941年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世界史论述的特征：

长久以来，人们所说的“世界”就是欧罗巴的世界……“世界”在其自身的纯粹中立性上并未显露出来。世界之所以如今得到显露，正是因为日本成了强国，欧罗巴的世界被打破，也就是说世界与欧罗巴的重合状态得到了分离。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显示出本来的世界性，可以说是极其最近的现象。而且，对这种世界的自觉意识，与任何地方相比，可以说只是在日本才得到了酝酿。相反，欧美在看待世界时，依然没有充分脱离它们对自身角度的偏倚状态。[15]

这段论述的主旨非常清晰。当时主宰世界的力量仅仅是欧洲这一特定区域的力量，无法代表真正的“世界”。那么，这个真正的世界，这个“本来的世界性”到底指什么？在此时日本帝国精神担纲者西田心中，“世界”被理解为更高一等的文明秩序，当然也是更符合正义的秩序。与这个世界认识同等重要的是，西田认为，日本将打破欧美所规定的世界秩序，将世界的真正本性展现出来。

日本帝国的知识分子已经为日本向英美开战准备好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剩下的问题是，日本是否有能力战而胜之？日本如何保证自身所参与创造的这个世界不退化为它所试图超克的旧世界？

毫无疑问，我们事后看来，日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悉数归于失败。

此时的日本学者对于日本可能的失败并非没有自觉，因为旧世界秩序是否得到超克，要看各种条件的耦合状况。在这些条件中，“主体民族”的自我意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观因素。因此，在这个超克事业中，知识分子的角色只能是观念的生产者。

高坂正显指出：“世界史的主体正是世界史的民族，通过将象征性的人包含其中，世界史成为现实的世界史。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史可以说是象征民族的世界史。”[16]世界史本质上是各个民族的世界史，但各个民族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在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中，只有最终取胜的民族才能推动世界史成为现实。这种论述有着不证自明因而未被言明的前提：拥有正义的一方将取得胜利。对此，高坂论述道：

在这动荡的世界，何处会成为世界史的中心？经济力量或者武力等当然是重要的，但那必须由新的世界观、新的道义生命力为其提供原理。因为世界史的方向取决于新的世界观、新的伦理道德能否形成。难道不是成功地创造出新世界观、新伦理的人引导着世界史前进的方向吗？我觉得，在此种意义上，世界史要求日本发现这种原理，日本承载着这种必然性。[17]

因此，真正的世界史只能是“道义”亦即“正义”自我展开的历史，而一个精神上获得觉醒的民族，是这种真正的世界史创生的主体。同样，一个民族也只有参与到这一世界史进程，才能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

要注意的是，京都学派对“道义”的强调并不是意识形态上自我正当化的手段，而是有着近代日本精神史演进的依据。这种做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日本精神的一种非历史属性在此刻、当下的呈现。这种“道义”观念的起源，正是东亚世界传统的文明观，亦即儒学的正义观念。比如，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横井小楠（1809—1869）在大致写于“黑船来航”的1853年的《夷虏迎接大意》一文中宣称，日本“堪称是优冠世界的君子国，是因为它以天地为心，以仁义为重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将此大义宣示于海外万国，对内振起天下士气，逐渐备置器械炮舰，那么丑虏将不得不服从我们的正义。”[18]在近代日本开国之初，人们就已经习惯于借助普遍正义的观念（在横井那里是“尧舜孔子之道”）来确立世界政策的道德基础。这是近代日本崛起的一种精神要素。

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述也因此触及世界史得以成立的历史机制：具体民族只有基于正义理念的自觉，才能成为世界史的主体民族；世界史由世界史的主体民族所造就。这种论述在理念上构成了对日本帝国的行动的某种自我约束与自我激励机制。

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述还对近代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在当时的语境中分别使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说法）思想进行了批判。在京都学派看来，这些近代政治思想要为现实秩序的混乱与非正义性负责。因此，这种批判最终导向了对未来新秩序的构想，核心是区域的合作与一体化。这种构想当然有着对日本当时的国策予以正当化的意图，但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区域合作形态与机制，考虑到国际组织的发达与对民族主义的警惕，我们可以说京都学派预言了战后新秩序的特征。这里，我们引述一则有代表性的说法：

近代世界史中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没有得到结合，只是并列在一起……对外的国家主义与对内的国家绝对主义结合在一起，对外的世界主义与对内的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但是，现代的世界转换中出现了这种趋势所无法理解的历史趋势，那就是共荣圈或广域圈现象。以东亚共荣圈为首，欧洲广域圈的建设也是自觉的，因而这种建设运动恐怕是今后世界史的根本趋势。[19]从民族国家到区域共同体，再到普遍的世界，京都学派从这种路径中看到了新世界秩序演进的“趋势”。1943年5月，西田几多郎在《世界新秩序的原理》一文中对这种民族与世界关系做了进一步阐述：“否定了各个国家民族的世界是抽象的世界，不是实在的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基于各自的地域传统，首先结合成特殊的世界”，然后在此基础上，“这些从历史地域构成的特殊世界相互结合，全世界形成一个世界的世界”。他还批判说，当时主导世界秩序的观念，即认为世界是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的国家主义，以及基于民族自决主义的威尔逊式国际主义的观念，是“十八世纪的抽象世界理念”。[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