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内藤湖南为近代日本从精神帝国走向政治帝国提供了一种文明论的支持。这种旨在创造世界文明的论述，是东亚世界主义的一种形态。当然，在政治帝国的实践中，思想家的这种观念往往被转化为殖民帝国的意识形态，从而扼杀了它在文明进程中的意义。

在这种文明转移理论的框架内，内藤湖南中国论中的一些命题可以重新解释。针对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22日—1922年2月6日）期间出现的列强彼此协调、“管理中国”的观点，他论述说：“支那人最不擅长的政治经济上的事务，其他国家的国民可以代为管理，而支那自身固有的国民，则可专门完成高等文化，即作为趣味性产物的艺术。（结果）对于多数人民而言，他们或许可以享受到从来不曾享受过的文化生活。”[31]这其实是对“异民族统治中国的正当性”的一种论证。今天看来，这几乎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者的命题，是在为日本的大陆政策提供正当性说明；但另一方面，这个说法又是文明转移论的自然推论。在东亚传统的儒学世界主义观念中，文明自身负有教化的使命，内藤湖南的说法并不显得特别出格。

同样，内藤湖南著名的“宋代近世说”（又称“唐宋变革论”）也可以纳入这种解释。根据他的看法，宋代以降的中国已然在经济及文化上出现了平民主义与平等主义这些近代社会特有的现象，但中国缺乏政治上的权利扩张与相应的制度安排。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拥有立宪制、代议制等制度的近代国家可以“管理中国”。

这个结论当然不是纯粹源于理论的演绎，而是有着一定的现实基础。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注意到，在1922年形成的以《九国公约》为法律基础的“华盛顿体系”下，列强“承诺不在中国进一步扩张。相反，它们将彼此合作，让中国恢复一定程度的独立，使其最终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一个稳定因素”。因此，与旧帝国主义制度不同，“华盛顿体系”是“为中国发展获得外部支持的有力工具”。[32]这固然是后世历史学家的总结，但这也正是当时中国政府（“北洋政府”）外交工作努力争取的目标。内藤湖南的说法，可以说注意到了这种体制的属性。

当然，“管理”这个说法有着非常强的行政权力的含义，容易引发人们的反感。没有哪个国家有资格“管理中国”，文明和野蛮的并存依然是当时所有殖民帝国的标配。因为缺乏这种帝国批判的视角，内藤湖南的“天职论”或“天命论”很容易沦为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尽管如此，如同一些学者指出的，如果仅仅将内藤湖南的思想定性为“帝国主义”，我们就会对他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性视而不见。[33]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近代日本东洋研究的发达，其深层的精神动力就来自对普遍秩序，尤其是对东亚中华世界秩序之后的普遍秩序的探索。这种精神机制引导下的研究，使得日本在认识上达成对中国相对化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近代日本的世界观。内藤湖南的历史认识，正是这种世界观的代表。在《支那上古史》的序言中，他这样指出：

我所说的东洋史就是支那文化发展的历史……但是，以支那文化为中心的国家，并非只有支那，而涉及种族、语言都不相同的国家。因而，支那文化的发展，通常被认为是面向不同种族与语言国家的单向、连续的发展。……若想进行真正的时代区分，就必须观察支那文化发展的大势，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考虑。[34]

在这段引述中，内藤展现了均衡而广阔的视野。在他看来，上古时代，中国内部发展的文化对周边国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如同波浪运动，周边新觉醒的文化反过来会影响中国内部文化的发展。这种对文明的研究建构了日本在东洋世界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正得益于它对中国文明的吸收与超越。这个过程同样是文明教化的过程，但与近代不时诉诸暴力强制的“教化”不同，它呈现出的是一幅更可欲的画面。东亚的世界主义，同样孕育于这个文明的进程中。因此，内藤湖南使用“天职”“天命”这种说法，有着对东洋文明及其历史过程的深刻理解。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近代超克”上来。

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帝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超克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出现。造成这种认识的一个原因是，在“文明中心转移”式的超克论中，中国被认为已然得到了内化与超克。但正如竹内好所说，近代日本面临的“难关”是，日本是否真正消化并理解了其自前近代以来一直追求的中华文明的秩序原理？帝国所亟需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化的正当性基础与文明根基究竟在哪里？这是近代超克论与世界史论未曾触及的问题。

显然，40年代的日本无法提供这样一种有关普遍秩序与价值的判断标准。政治帝国的权力意志压倒了精神帝国对普遍价值的构想与追求，这是近代日本精神的最终失败之处。最终，日本知识分子所着力建构的普遍性与帝国扩张的现实重合在了一起，但是，这并不单是前者对权力的屈服与追随，更在于这种普遍性与帝国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帝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常量，因此，关乎人类文明的真正问题在于，这种普遍性最终是驯化并克服了帝国的暴力装置，还是沦为帝国暴力装置的单纯意识形态掩饰。[35]日本帝国在对外政策中展示的暴力性格及其彻底的失败，终结了日本知识分子所建构的普遍性的可能。

当然，近代日本精神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东亚世界主义精神的最终失败。实际上，近代日本并未彻底吸收传统东亚文明的核心精神，而且世界仍在演进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依然是文明的接触与交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文明在总体上的迭代升级。

但日本的失败对于它自身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京都学派放弃了在日本寻找超克近代的世界史使命，转向东洋宗教与哲学的研究。虽然在现代日本左右两派知识分子的历史认识争论中，近代超克论部分延续，但在世界主义缺失的情形下，论争的一方很容易转化为对民族国家行为和现行秩序的辩护。

这种立场的放弃，导致了日本世界意识的萎缩。东亚的世界主义丧失了一个生长点。

注释

[1]［意］弗拉基米尔：《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孔祥文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导言，第V页。

[2]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身的抵抗运动，构成了这个广义的“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尤其是1949年中国革命成功以后，它事实上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引擎。

[3]“京都学派”是一个宽泛的指称，这里仅用于称呼其中的哲学派别；关于京都学派学术的简要介绍，可参见［日］米田俊秀作、見大橋良介編：《京都学派の思想》，人文書院，2004年；刘正：《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

[4]在这一时期，京都学派集中发表了他们对“世界史的哲学”理论，主要包括高山岩男《世界史哲学》（岩波书店，1942年）、高坂正显《民族的哲学》（岩波书店，1942年）、西谷启治《世界观与国家观》（弘文堂，1941年）、铃木成高《历史国家的理念》（弘文堂，1941年）。从时间上说，世界史哲学理论在“开战前夜”就已经形成。参见［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47页。

[5]参见［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28—233页；［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第三章。

[6]Harry Harootunian，Overcome by Modernity，2000；日译本，《近代による超克》，梅森直之译，岩波書店，2007年，上册第173页。另外可参见［日］菅原潤：《近代の超克再考》，晃洋書房，2011年；アラン-マルク·リウー：《未完の国——近代を超克できない日本》，久保田亮訳，水声社，2013年。

[7]［日］河上徹太郎、竹内好等：《近代の超克》，富山房，1979年，第15页。

[8]［日］河上徹太郎、竹内好等：《近代の超克》；上述引文分别见第113、226、21—22页。

[9]［日］酒井直樹、磯前順一編：《近代の超克と京都学派—近代性·帝国·普遍性》，以文社，2011年，第61—62页。

[10]从军国主义或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角度进行的极为出色的分析，可参见［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11]这一点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系统阐述近代超克论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的看法，参见［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1989年。另外，京都学派的“世界史论”，理论部分来源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相关著作。在这里，我们无暇具体讨论二者的异同，而是要关注日本知识分子如何阐述他们“自己的”世界史观。

[12]［日］廣松渋：《近代の超克——昭和思 想史の一つの視角》，講談社学術文庫，第210页。

[13]［日］森哲郎編：《世界史の理論》，燈影社，2000年，第7页。

[14]［日］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

[15]［日］森哲郎編：《世界史の理論》，燈影社，2000年，第18页。

[16]［日］森哲郎編：《世界史の理論》，燈影社，2000年，第95页。

[17]此处引文转引自［日］子安宣邦：《何谓“现代的超克”》，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55页。

[18]［日］佐藤昌介等編：《日本思想大系55渡辺崋山 高野長英 佐久間象山 横井小楠 橋本佐内》，岩波書店，1971年，第434—437页。

[19]［日］森哲郎編：《世界史の理論》，燈影社，2000年，第181页。

[20]［日］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2卷），岩波書店，2005年，第445页。

[21]［日］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第12卷），岩波書店，2005年，第448页。

[22]［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筑摩書房，1980年，第64—65页。

[23]［日］竹内好：《竹内好全集》（第8巻），筑摩書房，1980年，第33—34页。

[24]［日］林房雄：《大東亜戦争肯定論》，夏目書房，2005年。

[25]关于战后日本的战争认识，请参照本书第五章中的相关讨论。

[26]转引自［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