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对帝国的奇妙批判

从近代日本精神史演化的角度看，20世纪40年代的近代超克论和世界史论是两种关于自我与世界的论述。由于这些观念的流行与日本帝国扩张的鼎盛时期重合在一起，这种特性在给人们提供了不言自明的时代背景的同时，也妨害了人们的理解。后世学者与评论家虽然承认它们是意识形态论述的高峰，但又认为它们是“妄想”或“虚妄”而不屑认真对待。

它们作为帝国理论与意识形态的失败，构成了近代日本失败的一部分。然而，从世界秩序的生成机制来看，日本知识分子的论述首先是他们对世界危机的反应，是一种时代的必然产物；他们有着重建世界秩序的理论热情。因此，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在困局中思考的有效范围，以及尚未被证明为无效的内容，则属于后人探讨的对象。没有人会简单认为，现在的世界秩序是完满的秩序。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正是世界秩序的建构问题。

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代世界秩序的矛盾全部展现了出来。日本的特殊性在于，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日本知识分子就洞察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自身的矛盾。我在前面的论述中指出过，这种特性源于日本在地理和文明上的位置。这种认知以及它必然充满矛盾的实践——一方面按照西方文明标准行事，另一方面又要抵抗西方文明——使得日本知识分子获得了更深入的思考。

在出版于1932年的著作《世界史的哲学》当中，高山岩男对于他所置身其中的世界这样写道：

首先，（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必须重视的事实是，通过这次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战争，包括东洋西洋在内的全世界在真实的意义上获得了统一，成为一个历史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这个因为各国参加战争而形成的更为紧密关联的历史世界。其次，我们必须重视的是，此次大战意味着欧洲近代性的完全破产。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争霸；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事务当中事实与理想互不相容的思想原理。[1]

如果我们不从日本帝国失败的结果来看，那么这些说法就既不显得奇妙，也不显得空洞；这是一种对人类的殖民帝国年代的观察、分析与批判。而且，从后见之明的角度说，高山岩男实际上描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世界”的生成过程：当欧洲帝国主义的争霸导致近代性预设的自由理念破产时，人们必须探讨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这种新的世界秩序，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世界新秩序。今天的人们之所以容易对近代超克论以及世界史论投以轻视的目光，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扮演了破坏性的角色，从而也得到了特别的关注。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实际角色的国家和民族，或者说具体的因素，又究竟是哪些呢？人类文明上的这个帝国年代，究竟得到了怎样的超越与克服？

这里所说的“帝国年代”，按照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历史分期，大致上是指1875年到1914年这四十年。在他看来，19世纪后期出现的帝国主义有着一种特别的紧张，因为那是“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列强“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在这个“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中，国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霍布斯鲍姆的这个说法，将这个帝国年代世界秩序的根本弱点揭露了出来，那就是国家权力的角色。此时的国家，不是服务于自由的商业竞争，而是直接参与竞争。这样，此时人类有限的经济联系与国际法体系，就无法有效约束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我们无需再次引用这个铁则。这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不过，这种事实必然要寻求一种新的秩序及其原理。

对于此时新晋的帝国日本而言，同样如此：它受到同时代世界的约束，但这个世界又不足以约束它的行为。这样，日本帝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必然有着超越意识形态的复杂一面，他们要去思考世界秩序形成过程的复杂性。事实上，当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形成世界秩序的真实力量，即“帝国”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试图约束帝国时代国家权力的一种努力。

在人类付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代价后，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终于形成。这是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平等原理之上的秩序。在前面引述的高山岩男的论述中，他已经模糊地认识到了这种新的、与帝国主义“不相容”的思想原理。结果，在新的思想原理之下，“帝国”被简化为帝国年代的帝国主义，成为人们批判、厌弃的对象。这种基于民族国家的历史认识，其实妨碍了人们对世界史进程的客观认知。

比如，在当代美国政治学者珍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的著作《转向帝国》中，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正是为何在19世纪早期的数十年间，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会转向帝国、支持帝国？他们为何会卷入“排外而暴力的国际政治”中，从而被视为对“自由人道主义的反叛”？

皮茨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家笔下的帝国观念上。这种观念形成的背景包括对西欧文明的自信、对普遍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信仰、对本国国内问题（如何确保自由权利不受侵犯）的焦虑等。在分析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时，皮茨指出，尽管“强烈谴责了欧洲的殖民暴力史，但此书却为19世纪读者留下了欧洲文明优越性的信念……以及关于欧洲的开明美德将通过一种非压迫的监管过程，而在不久之后取代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愚昧文化的信念。”[3]从中，我们看到了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待帝国问题的复杂态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日本帝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矛盾态度，对“东洋文明”多有保留的信仰，对文明教化、文明开化的期待，可以说共同形成了一种亚洲版的帝国视角。在人类走向自由的过程中，帝国的角色得到了保留和承认。

有意思的是，尽管揭示了英法自由主义思想家看待帝国问题的复杂性，但皮茨仍然对“帝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或许是源于自由主义者对当代“政治正确”立场的坚持，这里暂且不论。我们这里要思考的是，当下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叙述，何以被视为有着不证自明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的历史起源在什么地方？

为了防止陷入从当下民族国家的正当性来反证帝国的非正当性的循环论证，我们有必要回到理论的历史现场，看看历史上与英法自由主义者的帝国观念——它无疑是帝国思想中最为温和的版本——不同的帝国论述。

二、帝国秩序与世界主义

在历史认识上，我们要把握一个要点：对基于帝国现实的世界论述，我们不必以后世的“帝国主义”观念加以否定。我们要回到思想与历史世界中理解思想。事实上，“帝国”之所以成为人们今日进行理论思考的一个重要对象与工具，原因正在于，在人类走向普遍世界的进程中，“帝国”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历史上关于帝国的这种思考，除了19世纪英法等国的思想家外，还可见诸沙皇俄国的思想家。与日本帝国的自我定位类似，同样认为自己因处于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处而论述自己民族使命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另外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生成机制的认知。

备受后世赞誉的伟大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为我们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洞察。在出版于1918年的著作《俄罗斯的命运》中，别尔嘉耶夫对帝国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他认为英国是一种“文化—经济的和商业—海洋的帝国主义”，但他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认为，“不应该否定英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天赋和帝国主义使命。可以说，英国拥有地理—帝国主义的使命感。这使命感蕴含在最高精神生活的范畴内，人类历史命运的完成需要它”。[4]在这种对英帝国的赞颂背后，有着对世界秩序背后的生成力量与原理的敏锐洞察。他写道：

不能把帝国主义问题置放在我们支持还是不支持帝国主义政治的主观—道德立场上来看待。可以根本没有帝国主义热情，甚至厌恶地对待帝国主义政治的许多丑陋方面，却依然承认帝国主义客观上的不可避免和它的客观意义。可以愤怒地看待殖民政治的某些方面，却依然可以承认它有益于文化的世界联合。帝国主义会引发世界大战。但它联合人类，使人类走向统一。[5]

在另外一处，他继续对他的同胞进行帝国的启蒙教育，旨在激发俄国的“帝国主义意识”。这种帝国，因不奉行民族主义政治，从而是一种真正的民族政治，因为只有民族才是世界史的主角。迈向帝国政治，这是人类的命运，因为它超越了民族的封闭，导向的是普遍主义的文明。他这样论述道：

人文科学的和平主义推崇优良的道德真理，但它不了解形成人类历史命运的道路。这一命运是通过悲剧性冲突、而非通过道德明朗的直路形成的。解决冲突的人类历史道路，包含了很大的危险性、下滑和后退的可能性、回归兽性本能的可能性，但应该勇敢地跨过去，并保存着人的形象。帝国主义的客观意义要比我们称之为帝国主义政治的表面更为深刻和更为远大。不论它的动机如何低级，它的手段如何愚蠢，帝国主义依然会越出民族存在封闭的界域；它还越出欧洲的界域走向世界，越过海洋，联合东方与西方。世界性的热情也在工商业帝国主义中存在。[6]

在他的认识中，俄国是“先天注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但俄国面临的问题在于，它丧失了帝国主义的激情和真正的精神，丧失了自己的“世界性意义”，这导致它的政治萎缩为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政治。后者因为让所有民族厌恶，因而无法让自己获得解放。

现在我们换一个方式看问题。如果我们暂时将“帝国主义”的历史负担，诸如“动机的低级”“手段的愚蠢”放置一旁，那么，别尔嘉耶夫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世界主义”的描述。“联合东方与西方”以及“工商帝国主义”的热情，正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末美苏冷战格局的解体与全球化展开的一种预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上英帝国的属性—“文化—经济的和商业—海洋的帝国主义”—之所以富有探讨的意义，原因就在于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有着多重相似性。其中，英帝国相对和平的性格，以及它对19世纪自由贸易体制的维护，成为推动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强大力量。而其他后起的帝国，因缺乏成为真正帝国的历史条件而一再动用暴力，“回归兽性的本能”（别尔嘉耶夫）。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这种“兽性”的爆发，而以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为中心的新秩序，则表明了人们对本能的“超克”，近代文明得到了进化与升级。

这种对文明与秩序的思考，正是人们今日“转向帝国”的背景。当然，此时人们已经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看待帝国的视角，不再纠结于帝国在历史上的具体行为，而是开始关注支撑帝国实践的普遍主义原理。这种理论兴趣，有着特定的经验基础，那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秩序的终结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