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论之所以离我们大家远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本体论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在追求方式上，具有非常大的历史局限性，所以才有现代哲学的本体论革命，首先是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

本体论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从总体上看，我感到可以把它区分为传统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什么是传统的本体论？

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本体论的传统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思想方式，第二个是思想原则，第三个是思想指向。从思想方式上看，它主要是把在和在者，或者说把纯粹的存在和存在的现象绝对地割裂开来，它要寻求一种超越于“在者”之上的那样一种纯粹之“在”。它把“在者”和“在”绝对地割裂开来，是服从于它的思想原则的。什么原则呢？它要在思想的原则上，把主观和客观绝对地割裂开来，它是要寻求一种没有任何主观因素的纯粹的客观的存在。本体论是一种思维的指向性，思维的一种意向性，那么作为这样一种传统的本体论，它的思维的指向性、思维的意向性，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是把相对与绝对割裂开来，把“在”和“在者”割裂开来了，为了寻求绝对之“在”，而把这种绝对之在视为一种绝对的客观之在。寻求纯粹的客观性和彻底的绝对性，这就是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哲学的本体论寻求，最初它诉诸的最基本的范畴是万物与始基，或者万物与基质。当哲学家进行本体论追究的时候，他要寻求的是一个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那样的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哲学史上，当万物同始基或者万物同基质的范畴演变为变体与本体这对范畴的时候，哲学就变化了。因为那个本体，是流变的现象当中的不变的永恒的存在，本体首先是同变体相对待的。它构成了一种传统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要把一切变体的存在，还原为本体的存在，用本体的存在来解释和说明一切变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从思维方式上说，这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所有的变体都是变幻不定的，因而也是虚幻的存在。而只有本体才是一种我们今天的哲学家叫做永恒在场的存在。那么这种抽象再进一步发展，变成了一个个体同一般，或者说个别同共相之间的关系了。所谓的本体变成了一种共相的、一般的、普遍的存在了。

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发展到中世纪哲学，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作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当然包括人自身的存在，都是一个被创造的结果，只有上帝，才是创造物本身。所以到了中世纪的本体论，它变成上帝本体论，上帝是世界的根据。传统的本体论哲学，它必然地会归结为作为一神教的上帝本体论。上帝作为我们心中的那个根据、标准和尺度，规范我们每个人的全部的思想和行为。上帝变成人和世界何以可能的根据，变成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没有选择的标准”了。

到了西方的近代哲学，作为一个上帝人本化的过程，又把作为本体的上帝人化了。这个人化是个过程，首先是上帝自然化了，上帝物质化了，上帝精神化了，最后是上帝人本化了。与此相对应，在哲学史上形成了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理性本体论，或者说广义的精神本体论和人本学本体论。但是在西方近代哲学的既有形态上，取代上帝的本体论，从根本上说是理性本体论。它合乎逻辑地到黑格尔这里就变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了，也就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了。

重新思考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我们会理解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由于本体论指向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特别是由于传统哲学在其本体论的追求中，往往把“本体论”变成某种不可变易的存在，因而人们往往把本体论视为一种阉割掉内在的否定性、僵死凝固的哲学理论。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本体论所追求和承诺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既是理论思维指向的永恒目标，又是理论思维公开反思和自我批判的对象，因而具有自我否定的内在根据。本体论的自我批判，或者说本体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应当是我们重新理解本体论问题的出发点。

作为理论思维指向的永恒目标，本体论在哲学层面上表达了人类思维及其所建构的全部科学对确定性、必然性、简单性和统一性的寻求。大家知道，化学寻求基本元素，物理学寻求基本粒子，生物学寻求遗传基因，这不正是对“终极存在”的关怀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和数学都要寻求“基本原理”，这不正是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吗？就全部科学的直接指向性而言，不都是企图以某种终极存在为基础而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统一性的终极解释吗？有谁否认科学对“终极存在”和“终极解释”的这种“关怀”或“追求”呢？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与“非至上”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正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对此，当代美国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说，这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渴望之所以是不可“拒绝”的，是因为人类“存在一种系统感和对于我们思维的明晰性和统一性的要求——它们进入我们思维活动的根基，并完全可能进入到更深处——它们导源于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和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2]。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既是不可回避的，也是无法取消的。但是，我们在今天理解本体论，又必须着重思考本体论的内在矛盾。

在对本体论的理解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前面我们谈到，在哲学的意义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既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列的。如果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割裂开来、并列起来，就会导致三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其一，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存在”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经验化”，以至造成实体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做某种“始基”、“基质”或“原子”、“基因”式的“实体”性的存在；其二，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解释”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科学化”，以至造成知识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做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理”；其三，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艺术化”，以至造成诗化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做某种主观意愿的表达。这三种哲学立场所导致的共同后果，就是在哲学寻求“本体”的根基上造成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分裂。

哲学对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它所关注的不是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而是把“真”、“善”、“美”作为主词而予以探寻和追究，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判断、解释和评价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意义的“本体”，既不是某种实体性的“终极存在”，也不是某种知识性的“终极解释”，更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终极价值”，而是以寻求“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追寻“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意义，使其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中，在人类创建的全部知识体系中，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这就是以其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就是哲学世界观。

在对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中，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这样一来，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涵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它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

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都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本体”。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现代哲学从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讨论现代哲学的本体论批判，我在这里主要想分析一下蒯因、赖欣巴哈和萨特的看法。

关于“本体论问题”，当代美国哲学家蒯因认为，在讨论本体论问题时，必须注意区别两种不同的问题：一是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们说何物存在的问题；前者是关于“本体论的事实”问题，后者则是在语言中对“本体论的许诺”问题。蒯因的这种区分，表达了对本体论问题的现代理解，触及了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症结所在。总结哲学本体论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虽然传统哲学家们一直是在“说何物存在”，即在语言中承诺自己所确认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但他们却总是把“说何物存在”的问题视为“何物实际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把自己的“承诺”当做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正因如此，传统哲学家总是把自我批判的本体论变成非批判的本体论信仰。

一旦自觉到本体论是一种“承诺”，便会提出如下的问题：本体论承诺了什么？这种承诺的根据和意义何在？对此，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思辨哲学努力想获致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他还具体地指出：“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如果说预言个别事件是不可能的，那末，支配着一切事件的普遍规律至少应被视为是知识所能知道的；这些规律应该可以用理性的力量推导出来。理性，宇宙的立法者，把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显示给人的思维——这种论纲就是一切思辨哲学的基础。”[3]赖欣巴哈的观点代表了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本看法，即：都把本体论所承诺的实质内容归结为关于世界的绝对确定性的终极解释；又把本体论追求的根源归结为错误地夸大了人类理性的力量——把理性视为“宇宙的立法者”。现代西方的科学主义思潮，正是以否认对理性至上性的承诺为出发点，进而否认本体论式的意向性追求——“拒斥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