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哲学科学化”和“哲学文学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哲学似乎是陷入了两个难以“超越”的“怪圈”：其一，反对“科学主义”却又固守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而导致新的“科学主义”；其二，以“消解”哲学自命而又寻求哲学的自我理解，从而引发新的“消解”哲学运动。那么，“科学主义”如何克服？“消解哲学”怎样理解？无法“表述”的哲学如何存在？超越“表达”的哲学何以可能？是否存在既非“表述”亦非“表达”的哲学？这就需要探索哲学之不可“消解”的根据，也就是探索哲学的特殊的存在方式，以及这种存在方式的合理性。应当说，这种探索既是“消解”哲学知识论立场的前提，也是“消解”哲学虚无论立场的前提。

在我看来，哲学之不可“消解”，在于它是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方式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价值，根源于人类存在的特殊方式，也就是人对世界的特殊关系。

人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人类存在的特殊性，在于人不仅是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而且是反思自身存在的存在。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既是人类理论理性的无法消解的寻求，又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不可替代的基础。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和人类自身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根源于人类的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和存在意义对人类的实践理性的支撑。

那么，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意义又以何种方式存在？存在的意义不是以语言的“表述”职能来陈述的经验事实，因此，存在的意义并不是科学的对象；同样，存在的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表达”职能来传递的情感或意愿，因此，理论理性对存在意义的寻求，以及存在的意义对实践理性的支撑，并不是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来实现。存在的意义是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它实现为哲学的“表征”方式。“表征”是区别于“表述”和“表达”的哲学方式。

“表征”，是哲学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而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待的一种语言职能。这就是说，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但这种“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或对情感意愿的传递。而对哲学的“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遗忘”了哲学所“表述”或“表达”的“意义”，而仅仅看到哲学总是在“表述”或“表达”。

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哲学家总要“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那么，把这些“说”的和“写”的汇集起来或梳理出来，是否就是所谓的“哲学”？如果“是”，“哲学”是荒唐可笑的。

大家想一想，不必说古希腊“爱智”的哲人们大伤脑筋地思考“万物的统一性”所“表述”或“表达”的种种看法，就是近、现代甚至当代哲人“说”的什么和“写”的什么，具有“健全常识”的人也感到难以理喻。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的“因果习惯联想”，康德的“先验统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乃至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的“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等等，具有“健全常识”的人都会发问：我不思想我就不存在吗？我没有感觉到的存在就不存在吗？因果联系不是客观存在吗？普遍必然性是先验的存在吗？超然于万物之外又内在于万物之中的绝对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客观世界是装在语言里面吗？人就是一种理解活动吗？如此等等。

这种“发问”，并非仅仅是具有“健全常识”的普通人的困惑，更是以“哲学科学化”为旗号的许多哲学家对哲学的肆意嘲弄和愤怒声讨。人们所看到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都是以“揭露”和“批判”这些“说法”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或“不可知论”等等为其理论内容的。我们前面提到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赖欣巴哈甚至这样提出问题：究竟是黑格尔的“说法”太深刻，以至于我们理解不了；还是他本来说了些“昏话”，所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他认为只能是后者。[1]其实，又何止是赖欣巴哈呢？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不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吗？为什么头痛？不就是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并不是“表述”经验事实吗？

正是由于仅仅看到哲学的“表述”或“表达”，而不是探索哲学的“表述”或“表达”所具有的特殊的“表征”的意义，所谓的科学主义思潮才把以往的哲学视为“语言的误用”和“智力的浪费”，现代哲学才试图实现哲学的“科学化”或开拓哲学的“拟文学”事业。

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他所“表述”的对世界统一性的概括与解释，而在于这种哲学所“表征”的人类寻求生存的根基与意义的自我意识；笛卡儿以来的西方“后神学文化”，其真实意义并不在于各种哲学流派所“表述”的对世界或人类意识的种种解释，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最富有标志性的命题，莫过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如果从“表述”的观点去理解这个命题，那的确是极端荒谬的：我是因为思想才存在吗？我不思想就不存在吗？然而，从“表征”的观点去理解这个命题，却会发现这个命题深刻的时代内涵：先自我而后上帝，先理解而后信仰。这不正是近代以来的时代精神吗？

如果借用美国出版的一套哲学丛书的标题，我们可以比较简洁地对哲学“表征”的时代精神做出这样的概括：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其历史演进的过程，正是“表征”着从“信仰的时代”到“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以至“思想体系的时代”的人类自我意识。具体地说，西方的中世纪哲学“表征”的是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表征”的是冒险的时代，17世纪哲学“表征”的是理性的时代，18世纪哲学“表征”的是启蒙的时代，而19世纪哲学“表征”的则是思想体系的时代。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不是能够真正理解哲学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吗？不是能够真正懂得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吗？

同样，现代哲学的“消解哲学”运动，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倡言的“后现代文化”，其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们所“表述”的哲学科学化要求或对哲学的拟文学理解，而在于它们所“表征”的消解人在超人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人类自我意识。大家想一想，为什么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就是因为黑格尔以“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形式“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而现代哲学之所以要激烈地“治疗”、“拒斥”、“消解”哲学，则是因为现代哲学以“取消哲学”的方式，“表征”着人类挣脱“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德里达试图以“边缘”颠覆“中心”，福柯试图以“断层”取消“根源”，罗蒂试图以“多元”代替“基础”，他们激烈地进行的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反结构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种种哲学批判，其真实意义与价值，也仍然在于后现代主义思潮“表征”着“跨世纪”的人类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挺立个人的独立性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与崇高感的失落和生存意义的危机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

用黑格尔的话说，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用马克思的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思想对时代的把握，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对时代的情感和意愿，而是“表征”人类对时代的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哲学之不可“消解”，或者说哲学的“合法性”，在于人类不能“消解”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需要通过哲学的理论“表征”的方式而获得自我理解和自我反思，从而历史地调整和变革人类的生存方式。

那么，哲学究竟怎样“表征”自己的时代精神？这可能是大家渴望得到回答的问题。我在这里，主要是做出这样的提示，这就是，哲学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主要是以哲学的自我追问、哲学的问题转换、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的演化趋向来实现的。

哲学的令人困惑而又引人入胜的突出特征，首先在于它的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究竟研究什么？哲学究竟有何用途？哲学究竟有无发展？哲学究竟为何存在？如此等等。然而，这种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的结果，却总是使人陷入更深的困惑之中，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所有的哲学家都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各异其是的回答。正视这种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会启发我们从相反的方向提出问题：没有统一性的哲学，与进行哲学追问的人类是何关系？这种新的追问会使我们发现：哲学的自我追问，恰恰是“表征”着人类的自我追问；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恰恰是“表征”着人类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人类以哲学的方式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的统一性，又以哲学自我理解的非一致性而表征着自身存在意义的矛盾性。人类以哲学的方式追问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又以哲学自我辩护的历史性扬弃而表征着人类对自身存在意义的历史性理解。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的自我追问，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追问存在的意义的艰难历程。哲学的坚韧不拔的自我追问，表征着人类自身的不可消解的自我追问。

人类追问存在意义的艰难历程，具体地体现在哲学问题的转换之中。我们来思考一下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问题转换。古代哲学提出“万物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试图以某种最深层的统一性的存在来确定人类生活意义的最高支撑点，又意味着人类尚未达到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反省人类生活的意义。因此，这种哲学实质是“表征”着人类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近代哲学提出“意识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以反省的认识去寻求人类生活的意义，又意味着人类是以超历史的即抽象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受“抽象”统治的自我意识。现代哲学提出“实践的统一性”以及科学、语言、文化等等的统一性问题，这既意味着人类从历史的即现实的观念去看待存在的意义，也意味着人类在多元文化中的意义的冲突与危机。这种哲学“表征”着人类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融合的自我意识。

在哲学的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与逻辑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的派别冲突。这些哲学层面的理论冲突，并非仅仅是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冲突，而是“表征”着人类在存在意义的自我意识中，始终存在着人对现实的依赖性与对现实的超越性的冲突，人类的感性存在与理性追求的冲突，人类存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冲突。因此，哲学所需要的是从人类存在的矛盾性去解释哲学理论的冲突，而不是把这些冲突视为哲学的自我冲突。在现代哲学中，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等等的派别冲突，以错综复杂的理论冲突的方式，表征着现代人类在“上帝被杀死”之后所面对的意义危机的自我意识。从“表征”的意义看待哲学派别的理论冲突，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哲学派别冲突的生活意义，也能使我们从理论层面上透视人类存在意义的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