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父哲学大约发端于2世纪，终结于6世纪。根据教父们活动的区域和使用的语言，后人把他们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亦称之为“东方教父”和“西方教父”。从总体上来说，以查士丁、奥里根等人为代表的希腊教父比较注重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注重上帝的“三位一体”、上帝与世界的关系等形而上学层面的问题，而以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人为代表的拉丁教父则更多地注重信仰和伦理、注重人的罪以及救赎等问题。

我们准备对教父哲学做一概述，重点介绍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的思想。

教父哲学在时间上与晚期希腊哲学是重合的，它不仅是在同希腊哲学以及其他“异教”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在思想上亦与希腊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晚期希腊哲学从伦理向宗教观念的转变，既有哲学方面的内因，亦有时代需要的外因。（注4：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282页。）关于基督教兴起的社会历史根源，我们在引言中已经有所说明，在此不再详述。至于哲学之转向的内因，恐怕与希腊哲学的精神有关。希腊哲学以“学以致知”为理想，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它既缺少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作后盾，又没有发达的认识论作基础，因而注定了衰落的命运。结果，在晚期希腊哲学中，怀疑主义作为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反动，反其道而行之，它不再追求知识，而是以舍弃知识作为通达人生之境界的代价，这就为宗教的神秘主义开辟了道路，更不用说斯多亚学派与新柏拉图主义根本就成了教父哲学的理论来源和基础。

如果说基督教的兴起满足了时代的迫切需要，那么可以说教父哲学的出现则是满足了基督教发展的需要。如前所述，原始的基督教本来是排斥知识排斥哲学的，但是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晚期希腊哲学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它们利用的对象。当然，斯多亚学派和新柏拉图主义之所以能够为教父哲学所利用，与它们的宗教倾向例如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是分不开的。然而，哲学之为哲学乃源于理性，而宗教之为宗教诉诸的则是情感和信仰，所以基督教哲学从一开始就遭遇到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基督教的历史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教父哲学处于基督教发展的古代时期，大约从公元元年至公元6世纪。（注5：参见王晓朝主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第2—3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耶稣蒙难之后，他的门徒传播基督教，这个时期被称做“使徒时期”。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组织松散，各地组织使用不同的经文和语言，对经文和信仰也有不同的理解。经过四个多世纪的经文规则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过程，形成了以罗马教会为首的、被称为“公教会”的统一教会，其间教父哲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徒时期之后，从公元2世纪到公元6世纪，基督教会中一批或多或少具有哲学修养的信徒，借用希腊哲学，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在理论上论证和捍卫基督教信仰，使基督教第一次有了相对统一和完整的教义，由于他们对教会的贡献，被教会尊为“教父”，即教会的父亲。在教父时期，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最初的碰撞与融合开始了，由此而产生了基督教哲学。当然，教父们并没有建立完整的哲学理论，人们一般也不称之为哲学家。不过，教父们在护教以及建立神学理论的时候，或利用或排斥，因而便与哲学发生了关系，他们思想中与哲学有关的这一部分就被称为“教父哲学”。当然，我们要理解教父们的哲学思想，还需要把它们放在神学的背景之中。（注6：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76页、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在基督教形成统一教会的过程中，教父们在与异教、异端和希腊哲学的斗争中不仅担负着护教的工作，而且担负着教义的确立、传播、论证和解释等工作。当他们利用希腊哲学，主要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从事上述工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信仰与知识的关系问题。（注7：以下参见《西方哲学史》，第193页以下诸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殉道者查士丁（Justinus，约100—166）是最早的希腊教父，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他对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他有一句名言：“真哲学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学”。《新约》从《约翰福音》开始融入了希腊哲学的因素，它一开篇就说：“泰初有道（logos，逻各斯），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泰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查士丁由此出发，把逻各斯理解为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既然上帝藉着逻各斯创造万物，逻各斯便永恒地普照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着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不过，他们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逻各斯的种子”，哲学家之间的争吵就说明他们认识的只是部分的真理，逻各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与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泉，那就是上帝的逻各斯。就此而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哲学，哲学也只有设定并且实现一个宗教的目标时才是真哲学，因而真哲学也就是真宗教。

与查士丁相比，德尔图良所代表的是相反的极端。

德尔图良（Tertulianus，约160—240）是拉丁教父。世间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正因为荒谬，我才相信”，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不过，德尔图良的确有类似的思想。在他看来，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在哲学与教会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一切世俗知识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启示不仅是超理性的，而且也是反理性的。“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了，并不因为这是耻辱的就让人耻辱；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所以是绝对可信的；他被埋葬后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确定无疑的。”（注8：转引自《西方哲学史》，第199页。）德尔图良的思想表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对立和冲突。

最先在建构基督教哲学体系方面做出努力的是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以及希腊化时期以来，文化的中心逐渐从雅典转移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的第一个教理学校是在这里建立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两位著名代表希腊教父克莱门和奥里根都曾担任过这个学校的领导工作。

克莱门（Clemens，约150—211）面对一些基督徒对哲学的指责，坚持认为哲学也是上帝的作品。真理的历史可以比做两条河流，一条源自旧约律法的启示，另一条源自理性。二者又与第三条河流汇成一体，这就是基督教的启示。基督教是关于显现在基督身上的逻各斯创造、教育、实现人类的学说，因此把知识与信仰统一起来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任务。在他看来，哲学不仅可以把人引向信仰，而且基督徒也只有凭借哲学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信仰。当然，哲学不是目的本身，它应当服从信仰、服务于信仰。

奥里根（Origenes，约185—254）是早期教父哲学中最伟大的代表，也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哲学家。他坚持哲学思辨的标准是《圣经》和使徒的传统。不过，《圣经》并不是一部具有严格体系性的著作，其中不免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以不能纯粹从字面上理解。于是，奥里根提出了一种“寓意解经法”，即从“精神实质”上来理解和解释，把不合情理或者自相矛盾的地方看做是“隐喻”。这实际上意味着以理性作为标准来审视信仰及其传统，奥里根就是这样对基督教的信仰传统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基督教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体系。

关于教父们对于教义的论证和解释，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我们讨论教父哲学的最大代表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在说希腊语的东方教父哲学与说拉丁语的西方教父哲学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奥古斯丁的神哲学不仅是教父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而且体现了从早期教会希腊化典范向拉丁化中世纪典范的转变。（注9：参见〔德〕汉斯·昆：《基督教大思想家》，第60页、7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公元4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改变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社会中的地位，而尼西亚信经对信仰的统一也为基督教神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础。4世纪末5世纪初，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奥古斯丁生活的时代，基督教日益兴盛，罗马帝国却濒临灭亡，正处在新旧世界的转折点。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奥古斯丁出生时并未接受洗礼。17岁时，他赴迦太基攻读修辞学和哲学，曾经崇拜西塞罗、信奉摩尼教、悉心钻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陷入怀疑主义而难以自拔，终于在386年皈依了基督教。根据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回忆，当时他的内心处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之中，一方面向往信仰，另一方面又难以摆脱欲望的纠缠：“我被这种心疾折磨着，我抱着不同于寻常的严峻态度斥责我自己，我在束缚我的锁链中翻腾打滚，想把它全部折断。”（注10：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他痛哭流涕，狂奔疾走，筋疲力尽，躺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责问自己，“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又是明天！为什么不是现在？为什么不是此时此刻结束罪恶史？”正当他满腹辛酸痛哭不止的时候，突然耳边响起清脆的童音，并且反复吟唱：“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感觉那是上帝的命令，于是立刻起身回到花园中的桌边，抓起桌子上的保罗书信集，随手翻开念道：“不可耽于酒食，不可溺于淫荡，不可趋于竞争嫉妒，应服从主耶稣基督，勿被肉体驱使而恣肆情欲”。读到这里，奥古斯丁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驱散了阴霾笼罩的疑云。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经历，在基督教史上被称为“花园里的奇迹”。（注11：参见王晓朝主编：《信仰与理性——古代基督教教父思想家评传》，第275—276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经历被教会誉为浪子回头的典范。他曾作过教师、神父，后升任北非希波主教，后半生忠心耿耿地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教事业，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杰出的大师”、“上帝的使者”。奥古斯丁一生著述很多，《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是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