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二位代表，作为康德哲学的继承者，费希特试图消除康德的二元论，将康德哲学改造成为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他称这样的哲学体系为“知识学”。在费希特看来，康德哲学是不彻底的，而他的知识学才是真正彻底的康德哲学。

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像康德一样出身贫寒，因幼时聪慧异常，由人资助上学。1780年进入耶拿大学，后转到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因资助人去世失去了经济保证，只好离开学校去作家庭教师。1790年，一位大学生请他帮忙补习哲学，使费希特第一次读到了康德的著作，他立刻为之深深地吸引，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正如他所说的，康德哲学，尤其是它的道德部分——当然这部分如果不先读《纯粹理性批判》是不可能弄明白的，对于一个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

费希特对康德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产生了亲眼见一见这位哲学家的强烈冲动，于是他动身前往哥尼斯贝格，这一年是1791年。这个时候，康德的三大批判已经出齐了，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他的家几乎成了哥尼斯贝格的一景，拜访者当然很多，所以当费希特拜谒康德时，康德只是把他看做普通的来访者，并没有对他格外注意。费希特感到很苦恼，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告诉康德。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小旅店里闭门不出35天，从康德哲学的原则出发，写作了一篇宗教哲学的长文《试评一切天启》，呈给了康德。康德读后大加赞赏，不仅将论文推荐给了出版商，而且推荐费希特到大学去任教。出版商不知是因为疏忽大意，还是为了吸引人们注意而玩弄诡计，估计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在这篇长文出版时竟然没有署上作者的姓名。由于这篇论文的思想和思路基本上是康德式的，使得人们猜测这是期待已久的康德关于宗教的批判著作。这个时候，康德不得不站出来澄清真相，结果使费希特名声大振，俨然被看做是康德哲学的继承人。想想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写出来的文章居然被误认为是康德的著作，还有谁比他更理解康德哲学？

费希特由此登上了哲学舞台。

在这以后的几年中，费希特写作了许多激进文章，为法国大革命辩护，同时完善着自己的哲学体系。1794年费希特成为耶拿大学教授，主持康德哲学讲座，陆续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知识学原理下的自然法基础》、《知识学原理下的道德学体系》等。1798年，在费希特担任责任编辑的《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宗教怀疑论的文章，虽然费希特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是他坚持出版自由，发表了这篇文章，结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他是无神论者，迫使他不得不于1799年离开耶拿迁居柏林，这就是所谓的“无神论事件”，此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1806年普法战争开始，费希特担负起鼓动爱国主义热情的任务，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1810年，费希特参与筹建柏林大学，并且担任了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1813年，在柏林保卫战中，城里挤满了伤员，一时间瘟疫流行，费希特不幸受到传染，于1814年1月离开人世，终年52岁。

费希特的哲学思想在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变化。下面我们主要讨论费希特在耶拿时期的知识学思想。

费希特的确是康德哲学的继承者，他为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引起的哲学革命欢欣鼓舞，但也不满意康德哲学二元论的不彻底性。像笛卡尔一样，费希特认为哲学应该是从一个最高原则出发推演出来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而康德哲学显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于是费希特开始着手改造康德哲学，他接受了康德关于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思想，借助斯宾诺莎的一元论来改造康德哲学，建立了一种辩证方法，以绝对自我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叫做“知识学”的哲学体系。费希特把知识学看做是康德哲学的彻底发挥，言外之意是，他的知识学是比康德哲学更彻底的康德哲学。

康德的批判哲学是不彻底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认识设定了两个不可缺少但却又是不可知的逻辑根据：一是在主体之外有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物自体），作为感觉经验的根据；一是在主体之中有一个同样不可知的先验自我，作为一切先天综合知识的逻辑根据，而实际上这个先验自我也就是《实践理性批判》中道德的意志本体。在费希特看来，康德承认物自体的存在，这等于非批判地将因果范畴运用到了经验范围之外，所以与其哲学的基本原则是矛盾的。当康德把物自体看做是感觉表象的原因的时候，他的确将因果范畴非法地使用到了经验之外。另外，康德哲学虽然以先验性为特征，但是经验主义因素太浓厚了，而且他的二元论使其哲学无法成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哲学体系。

费希特认为，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必须是一个从最高的明确无误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合乎逻辑地推演出来的有机系统。实际上，要想解决知识的问题，我们根本用不着假设自在之物也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哲学的任务是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因而哲学就是认识论，费希特称之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在认识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物，一个是理智。如果抽去了物，就保留下了一个理智自身。如果抽去了理智，就保留下了一个物自身。因而只有两种哲学是可能的，这就是独断论（它的极端形式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者争论的焦点是，究竟应当为了理智的独立性而牺牲物的独立性，还是应该反过来为了物的独立性而牺牲理智的独立性。由于独断论无法说明从物到理智的过渡，因而无法说明知识并且将其从一个最高原理中推演出来，而唯心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只有唯心论的立场是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唯心论都是可能的，真正合理的唯心论应该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批判的唯心论或“先验唯心论”。于是，费希特便为了自我的独立性而牺牲了物的独立性，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合为一体，形成了“绝对自我”的概念。所谓“绝对自我”既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超验的自我，而是所有的自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即自我意识一般，认识的先验逻辑根据。这个“绝对自我”是一切知识和经验的实在性的根据和先验的源泉，因而也是知识学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

在某种意义上说，费希特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赋予了自我以创造性的行动的功能。

那么，我们怎样确定知识的最高根据或者第一原理呢？

费希特的回答是：反思。

由于哲学就是认识论亦即“知识学”，因而看起来，我们面临着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圆圈：如果X原理是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那么在人类知识中就有一个统一的体系；既然人类知识应当是一个统一的体系，那么X原理就是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在费希特看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圆圈，不要企图跨越它，因为我们不可能走出意识之外，也不可能用外在的东西说明知识。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反思和抽象在意识中寻求这个第一原理。如果这个原理是人类知识的第一原理，那么我们从知识的任何方面入手都应该可以回溯到它。

于是，费希特通过反思获得了知识学的三条基本原理。

知识学的第一原理：“自我设定自己本身”。

知识学的第一原理必须是人类一切知识绝对第一的无条件的原理，因此必须是不证自明或者不可规定的，我们只能通过反思来确定。这样的第一原理应该表明为一种“事实行动”（Tathandlung），即集行动与事实、原因与结果为一身的东西。因为作为最高的根据，它必须自己产生自己的实在性。

首先，在进行反思的道路上，我们必须从任何人都毫无异议地同意的某个命题出发。这类命题可能有很多，自由的反思从哪一点出发都是可以的，现在我们选择最直接最简单也是距离我们的目标最近的命题，即A是A（A＝A）这一同一命题开始我们的反思。显然，承认“A是A”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前提。然而，“A是A”所确定的只是形式而不是内容，它只是说：“如果有A，则有A”，至于A是什么，这个命题并没有告诉我们。因此，“A是A”所说明的不过是“如果……则……”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有A呢？任何判断或命题都是自我的判断或命题，自我是下判断的“逻辑主语”，因而“A是A”这个命题是自我按照必然联系所进行的判断，而这个必然联系就在自我或意识之中，只能是由自我自己提供给自己的。这就是说，只要“必然联系”被设定了，而这一“必然联系”与A有关，是关于A的必然联系，那么A也就被设定在自我之中了。换言之，当自我按照必然联系说“A是A”的时候，才能有A。

设定“A是A”要求作为主词的A与作为宾词的A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有同一性，而A与A自身的同一性是以自我的同一性为其前提的。这就是说，除非在自我中有某种永远同一的东西，除非存在着自我同一性，否则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说出“A是A”。这个永远同一的东西就是“我是我”。“我是我”与“A是A”在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内容上却是不同的。如前所述，“A是A”只有形式上的确定性而没有内容上的确定性，“A是A”并不表示实际上有A。而“我是我”不仅确定了形式，而且也确定了内容。所以，“我是我”是无条件有效的，它表明“我是”，“我在”，实际上有我。因此，“一切意识经验的事实的理由根据就在于，在自我中的一切设定以前，自我本身就先已设定了。”（注3：费希特：《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这就是知识学的第一原理：自我设定自己本身。

“设定”是费希特特有的哲学概念。所谓“设定”（setzen）就是在意识中摆放、确立起来。“设定”具有创造性的功能，所以是一种“本原行动”。自我设定它自己，也就是在意识中确定了它自身的存在。“自我就是自我”是无条件地绝对有效的，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是以这个绝对的自我为根据的，意识及其事实就是本原行动本身及其结果。在“自我设定它自己”的命题中，设定的主体与设定的对象在作为本原行动的自我中联系起来，它们在内容上是完全等同的。而从形式上说就得出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在费希特看来，正是知识学的第一原理在形式上的绝对性赋予了逻辑学的同一律以普遍有效性：“不是命题‘A=A’充当命题‘我存在’的根据，毋宁是反过来，命题‘我存在’充当命题‘A=A’的根据”。（注4：《费希特著作选集》，第一卷，第508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

“A=A”表达的是从在自我中设定的东西到这种东西的存在的转移，是本原行动展开的第一种方式，由此得出了“实在性”范畴。